[科学家的批评与责任] 责任与担当高中作文800

　　批评 　　 　　今年9月，美同《科学》杂志的一篇社论，在中国科学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文章的作者施一公和饶毅，分别是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他们直言不讳地批评中国的科研体制：“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作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对于中国科学界而言，他们所描述的现象，早已是“皇帝的新装”。但长久以来，科学界对此更多的是沉默以对。尽管多数科学家都在两方工业国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回归中同的现实时，往往习惯于向潜规则屈服，甚至成为帮凶和制造者。
　　2008年前后，饶毅和施一公先后放弃在美国名校的教职和优越生活，举家回国工作时，在各自的领域，他们都已是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也因此，他们被认为是新时期科学家归国潮中的代表人物。
　　功成名就，同归祖国，这样的故事在中国过去半个多世纪的科学史上，并不是第一个，也因此，他们的举动尽管难得，却也仅仅是在科学界赢得无数敬意。对于公众而言，那不过是让中国的大学校园里多了两个生物学家。
　　两年过去了，人们才发现，饶毅和施一公带给中周科学界的远远不只是两个顶尖的生物学家而已。两年多来，在实验室和课堂之外，他们不断挑战科学界的潜规则，在各种场合指出中国科研体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的方法和具体做法。
　　施一公引用科技界内部一位领导的话来批评“官学勾结”：目前有关部门的司局是既管项目、经费，又负责组织专家评审、验收；握有实权的司(局)长、处长，决定评审组的组长人选，掌握项目怎么执行；而一些“大款科学家”，被指定负责专家组后，影响经费少则数亿元，多则上十亿。两者心领神会、默契配合、相互支持，结麒存共荣、难以打破的利益共同体!
　　在政府层面，他们利用各种座谈会和评审的机会，多次向国家与科技相关的各部委直接表达对科技体制与基金分配机制的意见、并提出详尽的改进建议。除了在实验室里埋头建设自己的科学理想国，他们“与信任的同事共同为政府部门提供实质性的政策建议”，为这个国家能够建立一个公正而高效的科技体制费了不少口舌和心力。
　　他们身上耀眼的光环，让他们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但尽管如此，在体制化的沉疴面前，他们的疾呼看起来并不能改变什么。“中国科学要发展，改革是必由之路。”饶毅也说，但是，推动改革不是一时一文的权宜之计，我们必须一直坚持下去。
　　于是，这一次，批评的声音出现在全世界最权威的科学杂志上，这篇短文引发的反响甚至超出了两位作者的预期，关于中国科学事务弊病的讨论也从科学家们的小圈子拓展到公共视野，引发了更广范围内的关注。“本来以为英文杂志读者中的华人对此事已经很熟悉。而外国人不那么关心，所以用英文写不一定有什么读者。”饶毅说，他们在国内多个刊物发表过同样、以及更尖锐的文章，反响却远不如《科学》。
　　
　　责任
　　
　　最近的30多年来，中国对于科研经费的投入，一直增长着。在科学与民主这两大中国现代化转型的主题中，科学逐渐受到重视。但是，这些持续的投入并没有换回来与之匹配的成果。
　　“科技界问题很多，其中关键之一是科研基金分配的方式问题。”施一公说。在那篇短文中，两位作者指责最多的是国家大项目的资金分配问题，其申请指南“常常被具体而狭隘地描述，人们基本上可以毫无悬念地意识到这些‘需求’并非同家真正所需；经费预定给准基本一目了然”。
　　这些动辄数以千万、亿、十亿汁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其申请的秘密和遵循的潜规则，显然不是一般公众、普通科技工作者所能了解，所以，批评这些事关重大的事务，对于大部分人而言，缺乏资源和能力。而那些参与其问的科学家们虽知晓，却没有人愿意冒着损害个人利益的风险去为公众揭露这些内幕。施一公和饶毅持续不断的批评为公众揭开了科学背后的秘密，公众至少有机会知道，一个国家的科技需求是如何界定的?巨额的来自于公共税收的科研资金又是在怎样的体系内流转?
　　任何一个领域，披露行业潜规则都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作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施一公和饶毅个人并没有被这种潜规则所伤害，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都还是当下这种科研体制的受益者，各自都是“973”、“863”等国家大项目的承担者。也正因为此，他们的批评更显得难能可贵。“所有的呼吁都是为了更多的科学工作者免受潜规则的伤害。”饶毅说。
　　《科学》周刊的文章发表之后，尽管众多科技工作者通过各种方式表达了对饶毅和施一公的支持，但他们同时也承担了来自某些方面很大的压力。有人指责他们“挟洋自重”，也有人说他们“要夺权”。对于这些指责，饶毅和施一公表示不解和委屈。施一公说，“我们全职回国三年左右，亲眼看到、经历了科技界的众多于科学创新不利的潜规则，从心里深处觉得不安、焦急，我们回国的最主要动机之一就是尽自己所能帮助国家科技进步，希望中国科技界居安思危、改进改善体制机制，这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唯一出发点。同时，我们也认为，对科技体制和发展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是每一位海归科学家对国家、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过去不会、现在和将来也绝不会‘挟洋自重’，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会从其它角度揣度我们。”
　　在《科学》杂志的那篇文章经过国内媒体广泛转载，引起了中央高层的重视之后，科技部公开回应了此事，称他们的批评与事实不相符合。科技部新闻发言人说，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在规划、立项、评审和验收等各个环节，按照国际通常办法，都建立了由各学科领域高层专家所组成的专家委员会，参与项目全过程的评审和监督管理。
　　事实上，在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资金分配问题上，科学家与科技管理部门的争论，在不少国家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不过，在饶毅看来，西方国家科技体制存在的问题跟国内体制导致的浪费和不公性质完全不同。
　　“我们两人都在美国工作过多年，也参与过许多项目的申请，我个人对美国的一些国家大项目颇有了解。”施一公也告诉记者，简单说来：表面上中国与美国情况类似，实质上差别很大，而这种表面上的类似成为一些人支持现有科技体制机制的理由。
　　作为两个最著名的“海归”科学家，批评体制的同时，施饶二位同样不忘省视自身。“中国大多数科研人员常常嘲讽这种有缺陷的基金分配体制。然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却也接受了它，这种潜规则文化甚至渗透到那些刚从海外回国学者的意识中：他们很快适应局部环境，并传承和发扬不健康的文化。”
　　2009年岁末，在美国华人生物学家大会的发言信中，施一公在信末写道：最好的支持是以你们在美国坚守的职业道德标准为中国服务。
　　而饶毅则常以这样的话自省：不仅要问中国还有什么问题，而且要问你可以为中国解决什么问题。
　　2010年，那篇刊登在美国杂志上的基于常识的文章，终将会成为中国科学界最为振聋发聩的声音。对于中国科学的未来，在接受记者访问时，饶毅和施一公都表达了乐观的态度。
　　“尽管路途障碍重重，但科学政策制定者和一线科学家们都已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它浪费资源、腐蚀精神、阻碍创新。借助于研究经费增长的态势和日益强烈的打破有害成规的意愿，现在正是中国建设健康科研文化的时刻。一个简单但重要的起点是基于学术优劣，而不是靠关系，来分配所有的新基金。随着时问的流逝，这种新文化能够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新系统的核心，它将培育而不再浪费中国的创新潜力。”
　　我们能够更多地听到，这个民族的科学精英持续不断地为执政者和公众贡献如此中肯、务实、建设性的批评，是民族之幸。对这样的批评，如果我们不去倾听，而是攻击和歪曲，则是国家之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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