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记忆最深刻的启示 历史的记忆和启示

　　20世纪上半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据不完全统计，全世界有60多个国家80％的人口被卷入这场战争，死亡人数达6700万，各种经济损失超过4万亿美元。在二战期间，被日本军队屠杀和作战牺牲的中国军民达2000万人、1500万人受伤、4200万人无家可归；按1973年的汇率计算，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
　　物换星移，二战结束已经60年，但回忆起来，战争的硝烟仍令人心有余悸。今年4月10日，德国政要、各界人士和集中营幸存者共1200多人，在位于德国东部历史名城魏玛郊区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遗址广场上举行仪式，纪念纳粹集中营解放60周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在纪念大会上再次指出：“对纳粹主义和其发动的战争、种族屠杀及其他暴行的记忆，已经成为我们民族自身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我们的一种道义责任。”
　　历史的记忆是不该忘却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对历史的理性反省，促使德国总理施罗德声明，德国必须铭记纳粹犯下的罪行，不让悲剧重演。施罗德强调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从我们（德国） “历史中最羞耻的一页中学到很多东西。”
　　历史是一面镜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主要启示：
　　一、以史为鉴，避免战争
　　1914－1918年，两大帝国主义集团为重新瓜分世界、争夺势力范围和世界霸权进行了人类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战败国德国、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没有从“一战”中吸取教训，时隔20年，德国、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遍及欧洲、亚洲、非洲，以及大西洋、太平洋和地中海。1945年5月8日德国投降，欧洲战场结束，9月2日，日本签署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反法西斯国家的胜利而宣告结束。
　　二战结束以来，德国政府和主要领导人一直严肃对待历史。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双膝跪在波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表示“歉疚和忏悔”。
　　2005年4月10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讲话中说：“过去的历史我们已无法挽回，但我们能够从那段历史中，从我们国家刻骨铭心的那段耻辱中吸取教训。德国决不向试图忘却或不承认那段历史的任何企图让步。”世界犹太人大会主席辛格指出：“德国（历史教育）可借鉴的东西最多。这里制定了严格的法律，禁止极端主义倾向、纳粹标志、反犹言论以及任何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企图。学校普遍进行纳粹大屠杀教育，历史这一课已经成为德国民族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2005年4月13日，德国总理施罗德在柏林与到访的韩国总统卢武铉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德国的经验表明，以“审慎和自省”的方式正确对待本国历史，不仅“不会失去朋友，反而将会赢得朋友”。德国能够正视本国历史问题，不仅弥合了与受害国家的心理鸿沟，而且与其他欧洲国家一道，努力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分析德国和日本在对待那场战争的不同态度时指出，两个国家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日本人没有认罪。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年周前夕，日本出台重新审定的教科书，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美化侵略、为日本战犯翻案，引起受害国家的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也受到一些媒体的批评。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站发表的评论指出：在二战结束60年后，日本有关其战争历史的说法仍然激怒了曾被日本占领并遭受日军暴行、残杀和细菌战试验的亚洲各国。评论指出，为了更加巧妙地掩盖这个问题，它完全无视证明日本实行占领时犯下滔天罪行的历史。
　　韩国广播电台2005年4月11日在其中文网站发表题为《日本应正视周边国家的忧虑》的评论指出，最近东北亚地区掀起了巨大波澜，原因在于日本明目张胆地歪曲史实，加剧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议，使周边国家怀疑日本企图回归军国主义。评论希望日本好自为之，切勿重蹈覆辙。日本众议院就修宪问题发布了最终报告，报告坚持了“和平宪法”第九条规定的“不战”原则。2005年4月17日，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日方愿深刻吸取历史教训，走和平发展道路。
　　二、和平共处，协调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到10年，亚洲29个国家的300多位代表聚集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亚非会议，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完全由亚非国家发起和举办的国际会议。这次会议达成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其主旨是反帝、反殖、反对强权；坚持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强调团结合作、和平发展。万隆会议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了主要的思想基础，是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起点和先导。
　　二战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但经济发展仍很不协调、不平衡，广大发展中国家继续处在不利地位。据世界银行统计，2003年，低收入国家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36.8％，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仅占世界GDP的3％;而高收入国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15.5％,GDP却占世界GDP的80.5％。以人均GDP相比，处于贫富两端、各占世界
　　20％的富人为穷人相比，1965年，富人为穷人的30倍，1990年扩大到60倍，2000年扩大到70倍以上。穷国获得世界贸易收入的3％，而富国却获得世界贸易利润的75％。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实力相差悬殊，加上制造品和初级产品的“剪刀差”，导致南北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穷人越来越多，即使避免了世界性战争，局部地区战乱仍此起彼伏，并威胁国际社会的安定。只有各国经贸交往公平、互利互惠，各国经济才能协调发展。
　　三、联合国：任重道远
　　二战结束不久，联合国宪章自1945年10月24日开始生效，宣告联合国正式成立。联合国的成立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肩负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两大任务。
　　半个多世纪以来，联合国成员国已从51个扩大到191个。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和推进非殖民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4年5月1日，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通过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中提出：国际社会要“为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努力，这种秩序将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赖、共同利益与合作的基础上，而不管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如何，这种秩序将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并使发达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保证目前一代和将来世世代代在和平与正义中稳步地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同年12月12日联大通过的《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强调：“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以求发展。”
　　2000年9月6日至8日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通过的《千年宣言》提出：“应确保全球化成为有利于全世界所有人民的积极力量”，各成员国领导人庄严重申，决心“通过联合国努力实现全人类谋求和平、合作与发展的普遍愿望。”但是，联合国提出的发展战略、行动纲领和确定的目标基本上都没有实现。
　　2005年3月21日，安南秘书长公布的联合国改革报告，过于强调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和扩大而忽视发展问题，引起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马来西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伊萨代表不结盟运动在联大会议上发言中指出，不结盟运动对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应是联大审议的“核心”，但这一要求并没有在安南的改革报告中得到充分反映。作为77国集团的代表、牙买加常驻联合国代表内尔指出，现实问题不是让富国做出新承诺，而是如何落实已经做出的承诺，例如增加国际援助，削减穷国债务和促进资源转移。阿尔及利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巴利指出：“联合国生病了”，需要对症下药，“但安南秘书长的报告，以任何标准判断既不是对症下药，也不是众所期待的灵丹妙药。”
　　联合国安理会改革涉及各方切身利益，需要各成员国通过广泛协商达成一致。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强调，从维护联合国整体和长远利益出发，中方不赞成安理会改革设定时限，更不赞成以强行表决的方式处理尚缺乏广泛共识的不成熟方案。美国国务卿赖斯的高级顾问赫利说：“希望不要人为地设定期限，要在形成广泛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使改革取得进展。”俄罗斯代表也说：“为避免联合国发生分裂，有必要继续努力形成广泛的一致意见。”
　　绝大多数国家希望，经过深思熟虑、协商一致达成的方案，对联合国进行改革，才能使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合作、促进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和共同繁荣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做出新的贡献。
　　（本文责任编辑：季仰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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