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个人生活变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中美关系

　　1978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划时代地决定中国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随后，于1979年初，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缘于中国改革开放政策与中美关系发展之间的必然联系。
　　
　　改革开放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20世纪70年代在国际政治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便是中美关系的解冻和正常化。1972年建立在《上海联合公报》基础上的中美关系开始缓和，并开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中美关系解冻七年之后，两国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这虽然主要是由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牵制和抗衡前苏联的战略地位的提高，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美国对经济因素的考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
　　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迈向世界的关键性第一步。不仅因为可以通过与美国的战略联盟牵制前苏联以保障国内战略的顺利转移；也因为美国是西方世界中唯一没有承认中国的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主宰者。中国实现对外开放与现代化战略需要有良好的国际环境，需要包括美国在内的更多国家的关系正常化。
　　对美国而言，在决定同中国建交问题上，经济因素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中国当时虽然还不是经济大国，但有着诱人的巨大发展潜力。美国商界早就期待着能够分享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这种期待由于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战略转移和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努力而更强烈。中国实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主义改造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国策，意味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将要吸收更多的西方技术和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意味着美国与其他国家一起分享投资机会和商业利益。早在1977年9月30日，卡特总统在回答美国《农民报》记者采访时说：“在过去的9个月，中国人从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购买了大量的小麦，我希望我们的农民也能分享中国的购买定单，我们要做我们能做的一切来达到这个目的。”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在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之上的中美关系在整个80年代稳步发展。美国政治界和学术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持肯定态度，认为这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特别是随着8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的改善，中美联合反苏的战略利益地位在下降，双边经济联系正渐渐成为中美关系新的支撑点。1979年双边贸易只有24.5亿美元，到1989年，两国经贸额达123亿美元，中美两国的经贸往来飞速发展。
　　80年代的中美经贸关系虽然发展速度很快，发展势头很好，但经济合作规模很小，与中美两国的国力规模相比很不相称，在中美关系中仍然处于从属地位，从属于两国的政治与战略关系。政治关系发展是否顺利仍然决定着中美经济关系发展是否顺利。
　　
　　中美关系在曲折中前进
　　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战略家们认为，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与美国对立的迅速发展中的中国，日渐对美国的国际地位甚至安全构成威胁。于是，“中国威胁论”的言论及政策主张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核心。这是90年代中美关系迂回曲折、大起大落、错综复杂的根本原因。从1989-1992年对中国施行的全面制裁、1993-1994年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的高压、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直到1997-1998年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双边关系才有较大幅度的实质性改善和发展，并朝着“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方向发展。但1997年“政治献金案”、1999年“考克斯报告”、“李文和案”，特别是1999年5月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与2001年4月南海撞机等事件干扰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并未退回到冷战时期的那种对抗状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仍然是推动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来说，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这一点表现在中国对美政策的长期稳定性。对美国来说，与中国对抗也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一方面美国会失去中国这个新兴大市场，另一方面如果对中国继续冷战时期的封锁政策，不符合美国倡导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冷淡、紧张、大起大落的政治安全关系相反，经贸关系成为冷战后中美关系发展最快、合作最有成效的领域。90年代以来，双边贸易、投资、技术等方面的合作规模增长在10倍左右。美国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出口贸易国，对美出口占我国出口总额的20%；中国成为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国。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的协议金额也居各国对华投资首位。
　　如果说在80年代，改革开放只是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动力之一；到了90年代，改革开放则成了发展中美关系的最主要动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美关系史上经济关系受政治与战略关系支配与控制的状态，使经济关系的独立性上升并影响甚至决定着政治关系的发展。
　　使90年代中美关系产生这种新特点的重要突破，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同年十四大的召开。其重大贡献就是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找到了在经济发展中相似的一种运行体制。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为中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提供了制度保证。十四大后中美之间的贸易、投资、技术合作迅猛发展。
　　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在经济上几乎没有什么关联，是两种不同的体系。中国的对外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建立与发展，促进了经济全球化在90年代的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使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有了更多的利益共同点。冷战结束虽然改变了中美共同制约前苏联的战略基础，意识形态因素在90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中突出，使1989年后中美之间的政治关系处于冷淡与起伏不定，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中国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为中美之间贸易、投资、技术合作、人员往来等全面的经济合作提供了制度保障，以市场为渠道进行的经济交流和文化接触成为冷战后中美关系的主要内容，使经济关系出现了与政治关系“双轨道”现象，并牵制着政治关系发展，使中美关系屡屡在危险时刻能够及时走向缓和。
　　
　　中国反对将中美经贸关系“政治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重要性的上升。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呈现“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所谓经济政治化，即用经济手段达到政治目的，实质是经济具有了对国家全局利益关系进行协调与支配的政治功能。“经济政治化”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但尚未对中美关系构成影响。在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政府将中美贸易关系与中国内政挂钩，通过经济手段制裁中国。“经济政治化”倾向在冷战后的中美关系中开始突出。最惠国待遇是一个纯贸易问题，但在1989年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中却被高度政治化，成为整个90年代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政策斗争的主要焦点。
　　美国对华制裁失败后转而实行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接触战略”的基本内容和体现是发展同中国的经贸关系，把中国作为“十大新兴市场”之一，鼓励和支持美国企业界对华投资和贸易。这种以接触为手段的战略目标不仅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追求，还有长远的政治目标，即通过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全面接触，依靠制度化的力量影响中国的政治方向，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让中国融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和国际秩序。事实上，中国国内现实和潜在的政治不稳定因素，如法轮功、民族分离主义、非法的宗教活动、非法政治组织活动、把香港作为和平演变中国的桥头堡等等，无一不同美国的政治影响有关。
　　即使中美关系在2001年“9•11”事件之后处于历史最好合作期，但在双边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斗争中，中国对美巨额贸易顺差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等常常被政治化。2003年12月温家宝总理在纽约美国银行家协会演讲中明确提出关于发展中美公平贸易和经济合作的五项原则，第一次鲜明地指出不要将经贸问题政治化。但是随着中国的迅速发展，特别是近两年国际社会对“中国和平崛起”问题的关注，“中国威胁论”又沉渣泛起。随着中美贸易摩擦越来越频繁，经贸问题政治化已成为中美关系中的常态。2006年2月13日发布的2006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就直指中国的汇率管理问题，再次敦促中国进一步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但美国的这些做法阻挡不住中美关系发展的大局。中国的和平发展与改革开放政策必将继续推动中美关系向前发展。
　　
　　(本文责任编辑：舒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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