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提倡的实事求是调研作风:遵循实事求是的例子

　　今年8月是中联部首任部长王稼祥同志百年诞辰纪念。1951年年初，党中央任命王稼祥为中联部部长。在任期间，王稼祥对政党外交进行了开创性工作，并参与了我国总体外交的重大决策。他十分重视对国际问题和我国外交战略与策略的调查研究。他对调研人员要求十分严格。
　　王稼祥倡导紧密联系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调研方向，提倡刻苦严谨、独立思考、实事求是的研究作风。虽然这些在“文革”期间遭受到严重破坏，但耿飚、李一氓、乔石、吴学谦、张香山和他们之后的历届中联部领导恢复和发展了王稼祥所提倡的调研方向和作风。
　　现在我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同王稼祥任部长时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相比，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我们调研工作的条件和水平也不能与那时同日而语。然而，正因为现今国际形势如此复杂多变，突发事件增多，未来走向和大势更加难以预测，我们更加需要发扬王稼祥倡导的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的作风，善于掌握第一手资料，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和资料加以鉴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变幻莫测的国际问题和国际关系，冷静观察，深入思考，结论放在调研之后，防止盲目追风和浮躁不实。
　　
　　当好党中央的助手和参谋
　　王稼祥同志强调，中联部要当好党中央在国际问题方面的助手和参谋。王稼祥的这种“定位”，对于认识中联部调研工作的位置、作用和特色是十分重要的。这种调研同学术研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作为助手和参谋，首先要完成中央布置的重大国际问题以及由此而涉及的理论问题的调研，同时积极主动地进行政策研究，向中央提出分析性看法和政策建议。所以，从思维角度到文字表述同学术研究是有区别的，但研究人员同样需要有学术和理论“功底”。
　　作为参谋，可以提出各种看法和建议。因此，王稼祥提出，在内部讨论时要活跃思想，提出不同想法;在向中央提出政策性建议时要提出两个以上的实施方案，并说明倾向于哪一方案，供中央决择。但是，王稼祥同时强调，我们只是参谋，决策权在中央，外事工作要有严谨的作风和严格的纪律。
　　王稼祥及他之后的历届部领导，都就国际形势、重大国际问题、外交政策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和国际思潮，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中央提出了中联部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500字方法”和掌握第一手资料
　　我是1960年到中联部工作的，给我的第一项任务是每天写500字的材料交给部长。这是王稼祥对中联部干部的特殊要求和培训。王稼祥要求中联部“干事”（当时对科以下干部的称呼），每人都要做卡片，积累资料；要求每人每天写500字的材料给他。内容要求是同本人业务有关的，是第一手资料，最好是从外文报刊资料中摘译或编译的，写成简报形式。有价值的就打印为内部资料，供部领导和全体业务干部阅读。王稼祥自己率先带头，每天花费很多时间阅读中外文资料，然后在办公室踱步，思考问题，形成研究课题，经部领导讨论确定，向有关处（即现在局级单位），有时直接向有关主管干部布置调研题目，限期完成。
　　王稼祥的这种严肃认真、善于思考和带头示范的治学态度，使中联部逐渐形成了一种良好的风气，一直延续至今。
　　在现今信息化和互联网普及的年代，“500字”方法也许太手工化了，已经不适用了。但是充分和善于掌握第一手资料应该还是做好调研工作的基础。
　　“坐冷板凳”精神与厚积薄发
　　王稼祥要求各级干部及时了解国际形势的变化动态，尤其是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内外政策的变化，掌握动向（当时中联部最重要的一份内部刊物就名为《动向》）。
　　中联部有繁重的政党交流、联络和接待任务，特别是陪同中央领导人出访、会见和会谈，做好这项工作的基础在于调查研究。因此，王稼祥提出，中联部干部要当好中央领导的“二排议员”，熟悉情况，通晓业务，随时准备提供咨询意见。
　　王稼祥还要求干部要有广泛的知识，包括熟悉我党的历史、理论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情况。他希望大家成为国际问题或某一方面问题的专家。
　　在他的严格要求下，中联部干部悟出一个道理：要做好调研工作，必须避免浮躁和一知半解，踏踏实实地去做，“甘于寂寞”和“长期坐冷板凳”，只有长期积累，才能厚积薄发。这种“坐冷板凳”精神，很快得到当时部领导的肯定并在广大干部中推广。
　　
　　避免“失言失算”和注意策略与分寸
　　1960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揭开了中苏大论战的序幕。但当时从策略上考虑，采取了“影射”的方法批判赫鲁晓夫。之后，在一些群众团体的国际会议上，中苏双方代表发生面对面的激烈争论，中苏论战有扩大和升级之势。王稼祥此时表现出对事态发展的忧虑。他要求严格遵循当时中央确定的“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对苏论战方针。他要求我方代表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避免“失言失算”，注意策略和分寸，避免“授人以柄”。
　　王稼详在内部讨论时一再强调在国际斗争中要十分重视政策和策略。他提出，在国际斗争中，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小心谨慎，注意策略，要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解有拖，而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
　　现在是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和国际关系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王稼祥关于国际斗争和外交斗争要注意政策和策略的主张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弄清来龙去脉结论放在调研之后
　　王稼祥要求调研人员对国际重大事件以及有关国家和有关政党的情况了如指掌，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不能想当然和主观臆断。他向做研究工作的同志一再强调，一切结论应该在充分的调查研究之后，并要经过反复讨论。王稼祥还有一个工作习惯，就是对某些问题不通过层层布置和汇报，而是直接向主管干部了解情况。我到中联部工作不久就遇到过这样一件事。
　　1960年9、10月间，中联部为中共代表团参加同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提供的参考材料中，有一份名为《德国统一和西柏林问题》的材料。需要提供这份材料有以下两个背景：一、西柏林是被东德领土包围的一块飞地，其地位尚未确定，因而成为当时东西方冷战的最主要问题。1958年11月，赫鲁晓夫突然宣布，要美、英、法三国在6个月内必须撤出西柏林，否则苏联将单方面采取行动，使东德对出入西柏林的所有通道行使主权。但在西方强硬态度面前，赫鲁晓夫于次年3月收回了6个月内解决西柏林问题的期限。然而一年后赫鲁晓夫又提出要取消西柏林占领制度。二、当时苏联攻击我国搞“冒险主义”，现在我们可以抓住西柏林问题，给赫鲁晓夫扣上既搞“冒险主义”又搞“投降主义”的帽子。
　　部务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突然通知我去参加。在我做了简要汇报后，王稼祥说：“给赫鲁晓夫扣什么帽子以后再说，先把事情来龙去脉搞清楚，结论在调查之后。他又说：“苏联目的是要封锁西柏林，关键在出入西柏林的这条‘空中走廊’。苏联态度反复，西方态度强硬。但双方都没有指责谁违反了什么协议。现在要弄清楚：‘空中走廊’是依据什么建立的、事先苏联和西方签订过什么协议？尽快弄清楚后向我报告。”
　　但是查遍当时国际会议文件却毫无收获。而有一天我在图书馆偶然翻阅了一本《苏、英、美首脑通信信件》，从中读到了有关问题。苏、英、美三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确定德国和柏林由四国（法国后来加入）分区占领，并画好了地图。但战争的实际结果同占领区划分有出入。整个柏林是苏军解放的，因而美、英、法三国军队进入柏林西部的占领区就要通过苏占区。在首脑们相互交换的信件中，确定建立陆、海、空三条“通道”，以便美、英、法三国运送军队和物资到柏林西部。信中还确认这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再需要签订有关协议。这就是“空中走廊”的由来。王稼祥得知这个材料后，认为事情已经清楚，立即布置写一个有关报告呈送中央。
　　
　　要熟悉本国国情外交斗争要为国家建设服务
　　王稼祥希望研究政党和国际问题的研究人员在熟悉国际形势的同时，了解我们本国的国情和民情。他鼓励业务干部去基层工作锻炼，做些调查研究，进行一些对比、鉴别和借鉴。
　　王稼祥认为，我国的外事工作应“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决定自己的政策”。20世纪60年代，我国处于国内经济严重困难，对外关系（对苏、对美、对印）十分紧张的时期，王稼祥以对中央和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建议中央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政策声明，阐明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他主张在对外关系中采取缓和的方针，避免产生四面受敌的情况，对外援助必须根据我国具体条件，实事求是，量力而行。
　　王稼祥的这些主张，经过中联部部务会议的多次讨论，最后以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信的方式报告中央。信中说，提出这些建议目的在于：“度过困难，来加速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但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王稼祥提出的这些主张被指责为“三和一少”而受到批评和不公正的对待，并不再领导中联部工作。在“文革”中他再次受到批判，“三和一少”被上升为“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外交路线”。
　　1970年年底，王稼祥回北京治病。1972年5月，他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信，“请求在余下不多的岁月里，分配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在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之后，依旧认真阅读国内外资料，了解国际情况，特别是列出国际问题的调研提纲，准备重新工作。
　　“文革”期间，有人指责王稼祥提出“三和一少”和“三降一灭”的动机是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准备重新出来工作是搞“复辟”。为此，王稼祥委婉地回答：“我提出‘三和一少’路线的动机，就我当时主观而言，是好的。” “在一次材料中，我还说我当时主观状态是一心为公，不去计较个人的得失。”“我没有搞‘复辟’，我是想在中央领导下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不想在来日不多的时间里喝人参汤预支生命。”
　　
　　（本文责任编辑：刘万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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