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外交的新问题及其对策】我国能源问题及对策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能源消费与需求的持续增长，中国提出了多元化能源战略，在能源生产、储备与进口方面有了明确的战略意识。然而近年来，与中国有重大合作项目的某些资源国内部政局动荡，频频爆发政治、治理危机，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屡屡遭遇国际制裁威胁，这很大程度损害了中国的能源供应安全，中国能源外交遇到一些传统外交手段无法解决的新问题。面对国际社会高度治理化的趋势与中国维护海外能源利益的复杂性，中国需要突破传统能源外交的思维模式与实施手段，力图与国际社会接轨。
　　
　　中国能源外交的新问题
　　
　　1、海外能源投资地区危机频发。在多元化能源外交的推动下，中国能源企业已在海外初步建成了几个重要的战略区域，它们分别是以苏丹为主的北非战略区，以哈萨克斯坦为主的中亚战略区，以委内瑞拉为主的南美战略区以及以伊朗为主的中东战略区。自2003年以来，很多被中国视为海外能源战略区的国家频频爆发危机，直接威胁中国公司的投资利益。
　　苏丹是中国石油企业在非洲进行跨国经营最为成功的国家，中国在苏丹成功的油田勘探与开发是中国企业打人国际石油上游市场的标志。然而，苏丹国内的种族纷争以及由此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却给中国在苏丹的能源收益投下阴影，特别是2004年以来达尔富尔危机国际化以后，作为苏丹最大的能源合作伙伴，中国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首先，美国、欧盟等西方社会企图把苏丹的治理危机与中国和苏丹政府的能源合作挂钩，从2004年到2006年，中国一直受到西方国家及其社会舆论的压力。另外，苏丹的局势如果持续恶化，会加大中国企业的投资风险。与苏丹政府合作的中国企业及其员工容易被反政府武装定为袭击的目标，苏丹面临的国际经济制裁也会殃及中国企业。目前，苏丹混乱的政局在联合国的介入下稍有好转，但仍旧充满变数。
　　除了非洲，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能源外交也时常受到当地动荡局势与治理危机的困扰。中亚是中国拓展多元化能源战略的重要地区。中亚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而且作为中国的近邻，从中亚运输能源，安全系数也比其他区域高。然而，2003年底由格鲁吉亚开始的颜色革命迅速蔓延到中亚，给中国与中亚地区的油气合作前景带来一定的政治风险。颜色革命起因于某些国家近年经济的连续衰退与政府的贪污腐败，加之美国等西方国家借势积极介入与战略扩张，中亚政局显得异常的复杂。
　　缅甸是中国在周边地区实施多元化能源外交的战略新重点。缅甸是中国通往印度洋的门户，石油、天然气储量比较丰富。因为2007年9月底发生的僧侣与市民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及民众与政府武装发生流血冲突而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成为中国维护周边能源利益的挑战。
　　此外，中国在中东的能源战略区也并不平静。2003年开始，伊朗核问题转变为伊朗核危机，美伊关系持续恶化，甚至剑拔弩张。经过几年的博弈，伊朗核危机仍没有顺利解决的迹象，未来局势充满变数。
　　
　　2、中国能源外交面临自身国际身份转型的内在压力。改革开放30年，中国对自我以及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与国际社会的联系也日益密切。中国正在以惊人的速度与世界市场、全球经济体系融合，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的成功促使中国更加自信地参与国际组织，与国际组织的良性互动也加深了中国对国际机制的认可。
　　中国正在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国际责任意识和共生意识不断加强。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就此总结道：“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秉持公道，伸张正义……我们将继续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实现本国发展的同时兼顾对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正当关切。”融入国际主流社会，更加活跃地参与国际治理、更多承担国际责任不仅是外部世界对中国的要求，更是中国人自己的行动选择与价值期望。
　　“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定位是中国在国际互动中形成的自我认知与要求，然而这种要求却在中国多元化能源外交的实施中遇到困境。能源利益需要维护，对危机地区的治理责任也不容回避。作为一个希望与国际接轨的负责任大国，中国需要学会积极参与提供诸如安全、稳定等国际公共物品。而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环境、治理、健康、知识等日益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公共物品。这股国际新趋势形成强劲的国际舆论压力给中国寻求负责任大国的努力带来了新挑战，成为中国外交面临的新课题，导致中国能源外交面临自身国际身份转型的压力。
　　
　　解决中国能源外交新问题的对策
　　
　　要保护危机地区的中国能源利益，同时维护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身份追求与形象塑造，中国政府必须在外交理念与原则上适当突破旧有思维模式，拓展中国国际危机管理的范围，将危机治理作为中国能源外交的组成部分。除此以外，中国需要将能源外交战略与中国整体的国际战略统一起来。
　　
　　1、在“不干涉”与“适度参与国际治理”中寻求平衡。“不干涉内政”是中国政府长期坚持的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也是联合国大部分会员国普遍认可的外交关系准则。冷战结束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极力为“新干涉主义”造势，提出人权高于主权的论断，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坚守不干涉内政原则，双方存在较大分歧。应该指出，不干涉国家内政实际上是对国家独立主权的尊重，而尊重国家主权原则是二战结束以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基石。因此作为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当继续秉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然而，哪些事务属于内政的范围，哪些事务超出了国界影响到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从而需要被纳入国际治理的范畴，这些界定都在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渐变。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渐强劲的全球化浪潮打破了地理、空间上国内与国际的界限，使一些原本属于国内事务的内部矛盾与危机超出国界成为国际危机的一部分，严重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如国家内部因民族、种族冲突而引发的种族仇杀、国家因经济发展而引起环境不断恶化、国家内部因党派之争或民众抗议引起的政治动乱与冲突以及政府因失败治理而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等，这些传统界定中的“内政”，如今却被国际社会界定为需要国际组织与大国积极介入的国际治理范畴。1994年非洲卢旺达发生造成100多万人惨死的种族大屠杀，被认为是国际社会没有有效介入的惨痛教训。如今，西方国家以及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都把因国家失败治理造成的地区冲突、内部纷乱列为国际危机管理的重点，并促成各方强力介入。
　　在国际社会对全球危机与国际危机治理范畴的认知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中国也需要适度调整以往对“内政”的 界定，在重大的危及地区安全与稳定、出现人道主义灾难的地方适度参与国际危机治理。为了适应全球治理的需要，中国必须主动地、有选择地满足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物品的需求，以此显示自己负责任大国的身份定位。
　　
　　2、拓展中国国际危机管理的范围，将危机管理作为中国能源外交的组成部分。新世纪以来，以环境恶化、恐怖主义、地区动荡、治理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危机不断给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带来冲击，仅仅关注中国传统、双边的国际危机管理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作为负责任大国参与国际危机管理的形势需要。
　　对于中国重要的能源战略地区又危机频发的非洲、中亚以及其他地区，中国需要化被动为主动，将这些地区威胁中国能源安全的政治、经济动荡与治理危机纳入到中国新兴的国际危机管理范围，从而使危机管理成为中国对外能源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应对达尔富尔危机逐渐表现出的主动态度为今后中国实施更加成熟的能源外交提供了方向。
　　当然，中国不会我行我素地以危机管理名义插手全球大部分国际事务，中国需要谨慎拓展国际危机管理的范围，按照战略利益攸关度、自身影响力大小以及危机的轻重缓急来区分介入管理的级别与层次，以便有的放矢。此外，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需要更多地参与国际组织主导的多边危机治理过程，努力发挥建设性作用。
　　
　　3、促进能源外交战略与中国整体国际战略的统一与融合。2005年4月，胡锦涛在雅加达亚非峰会上，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反映了中国国际战略的新目标：其一，通过建设“和谐世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和良好的国际环境；其二，为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程度的加深，中国的国际战略理念与目标发生转变，中国外交由内向性逐渐转向外向性，开始将国际社会的安全与繁荣纳入到国家战略利益之中，并强调有所作为。
　　在中国总体国际战略观念与目标发生变革的基础上，中国提出的多元化能源外交战略目标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变化，即在确保并拓宽从国际市场获得能源的途径和能力的同时，参与维护能源合作与投资地区的地区稳定，从而维护国际道义，进一步树立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可预期的国际形象。中国多元化能源外交实践必须为中国总体国际战略服务。在国际政治实践中，中国政府必须逐步形成自身高超、成熟的危机管理能力，以迎接现实与未来国际社会的各种挑战。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中国选择了与国际接轨的发展道路。经历了近三十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深深融入国际社会，与外界环境形成了利益相互依赖的紧密关系。中国多元化能源战略需要在和平稳定、睦邻友好、平等互利与客观友善的国际环境中得以实施。同时，中国能源外交以及总体外交战略必须迎接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变动带来的新挑战，寻求在外交观念与危机管理机制上的转型，这是中国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实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目标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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