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犯了“2乘2=蜡烛”的错误_苏共

　　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已经20年了，但由此引发的学术讨论一直没有停息，各种观点竞相争鸣。那么，苏共这样一个看似无坚不摧的执政党为什么会悠然垮台了呢？它究竟犯了什么致命错误而招致灭顶之灾？研究结果表明，苏共犯了“2乘2=蜡烛”这样致命的逻辑思维错误。
　　
　　同其他政党一样，共产党也会犯错误，也干蠢事，但共产党决不应犯逻辑上的错误
　　任何政党都会犯这样那样大大小小的错误，但真正的共产党与其他政党的根本区别在于，共产党不应该犯致命的逻辑错误。关于这个问题列宁有过明确的阐述。20个世纪20年代初期，俄共（布）刚刚转行新经济政策，调整苏维埃政权与农民之间不正常的关系。针对苏维埃政权政策的转变，俄国一些小资产阶级政党和第二国际纷纷批评俄共（布），嘲笑俄共（布）干了很多蠢事。针对资本家和第二国际的指责嘲笑，1922年列宁回击说，是的，布尔什维克干了许多蠢事，但布尔什维克干蠢事，好比是布尔什维克说“二二得五”，而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即资本家和第二国际英雄们干蠢事，就好比是他们说“二二得蜡烛”。[1]列宁的这个比喻无非是说，布尔什维克与其他政党一样也犯错误也干蠢事，但布尔什维克不犯逻辑上和方向性的错误。为什么布尔什维克不会犯致命的逻辑错误呢？这是因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自身应该具有不犯致命的逻辑错误的抗体和基因。布尔什维克党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自己行动的，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的，是为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奋斗的。无论从共产党理论的科学性、辩证性和先进性，还是从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和奋斗目标来看，共产党都能够规避致命的逻辑错误。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从20个世纪80至90年代的苏联改革进程和结果上看，我们完全可以确认，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改革恰恰犯了“二二得蜡烛”的错误，犯了逻辑上的错误和方向上的错误。戈尔巴乔夫及其当时的苏联最高决策层已经不能够用辩证的思维来指导苏联的改革。他们所犯的错误就不是枝节上的错误，而是一系列战略上、方向上、逻辑上和思维上的错误。这也表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已经失去了共产党的基本特征，尤其当时的苏共中央已经失去了理论上的科学性，行动上的方向性，失去了共产党所应有的先进性、敏锐性和对改革的控制能力，名为共产党，实则失去了共产党所应有的特性、灵魂和行为，最后必然也会同其他政党一样不可避免地沦为垮台的处境。苏共最后也犯了“2乘2=蜡烛”的致命的逻辑思维错误。
　　
　　玻璃杯的哲学启示
　　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思维对于共产党来说极为重要。列宁十分重视辩证法。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哲学。他始终从事物的发展、变化和联系中分析问题，从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角度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们从列宁和布哈林关于玻璃杯的争论中可以看出列宁辩证思想的精髓。布哈林在1920年12月30日工会争论时说，“同志们，对于这里发生的争论，也许在你们很多人当中会产生这样的印象：有两个人跑来相互质问，放在讲台上的玻璃杯是什么东西。第一个说：‘这是一个玻璃杯圆筒，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第二个说：‘玻璃杯是一个炊具，谁说不是，谁就应当受到诅咒。’”列宁批判布哈林用折中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列宁说：“玻璃杯既是一个玻璃圆筒，又是一个炊具，这是无可争辩的。可是一个玻璃杯不仅具有这样两种属性、特质或方面，而且具有无限多的其他的属性、特质、方面以及同整个外界的相互关系和‘中介’。玻璃杯是一个沉重的物体，它可以作为投掷的工具。玻璃杯可以用作镇纸，用作装捉到的蝴蝶的容器。玻璃杯还可以具有作为雕刻或绘画艺术品的价值。这些同杯子是不是适于喝东西，是不是用玻璃杯制成的，它的形状是不是圆筒形，或不完全是圆筒形等等，都是完全无关的。”列宁还说：“其次，如果现在我需要把玻璃杯作为炊具使用，那么，我完全没有必要知道它的形状是否完全是圆筒形，它是不是真正用玻璃制成的，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底上不要有裂缝，在使用这个玻璃杯时不要伤了嘴唇，等等。如果我需要一个玻璃杯不是为了喝东西，而是为了一种使用任何玻璃圆筒都可以的用途，那么，就是杯子底上有裂缝，甚至根本没有底等等，我也是可以用的。”列宁说：“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进一步。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住、研究清楚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我们永远也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这一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2]然后，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纲领是：玻璃杯是炊具，而这只玻璃杯是没有底的。[3]
　　列宁对玻璃杯用途的论述充满了智慧和辩证法的思想，“玻璃杯”哲学要求我们要全面而真正地认识事物，只有全面地掌握了事物的特性，才能使我们防止犯错误和防止僵化。但是，非常遗憾的是，苏共却犯了许许多多“玻璃杯是炊具，而这只玻璃杯是没有底的”这样的逻辑性错误。
　　请看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的改革。1987年，戈尔巴乔夫对苏联改革的目标设定是：“我们希望我国成为高度发达国家的样板，成为一个具有最先进的经济、最广泛的民主、最人道的崇高的道德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劳动人民能感到自己是享有充分权利的主人，能够享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一切好处，而他们的子女的未来能够得到保障，他们自己则拥有过朝气蓬勃和丰富多彩的生活所需的一切。甚至连怀疑论者都不得不说：的确，布尔什维克一切都能办到。的确，真理在他们一边。的确，社会主义是一种为人谋福利，为人的社会和经济利益及其高尚的精神服务的制度。” [4]从这个目标设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四个因素：发达国家、良好社会、劳动人民是主人和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实现上述四个目标的领导者则应是布尔什维克。不能说，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目标和纲领，但问题不仅仅在于目标纲领，而在于以什么方式依靠什么政治力量来加以实现。从结果上看，不到四年的时间，苏联一切物是人非，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兑现其改革目标和纲领，而且使苏联走向了反面，“真理”完全没有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而毁灭却与苏共相伴。为什么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标与改革实际结果出现如此巨大的、难以置信的反差呢？其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将苏联改革设定为一场革命，而且是革苏共自己命的改革。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改革是为了更多的民主，更多的社会主义，但苏联改革却被大民主所绑架，苏联改革却逐步走向了社会主义不归之路。苏联改革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但戈尔巴乔夫却逐步阉割了党，以停止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活动，政治局构成联邦化和取消宪法关于党的领导作用的第六条等措施为主要标志，关闭了党这个改革的发动机，戈尔巴乔夫借用列宁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的口号，却极其不恰当地运用在苏联改革时期。由于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战略上的偏差，苏联改革本身也成为自由落地，从公开性和民主化的高空中急剧降落，最后招致毁灭。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对于苏共的命运不是很在乎，但他对保持苏联统一、维护统一的联盟空间却十分在意，但苏共是苏联最重要的政治纽带和政治保障，苏共被削弱和被解散了，苏联能够保得住吗？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不是从战略上、理论上、组织上和行动上去着手恢复和加强苏共的先进性、敏锐性和政治领导能力和水平，而是在党内遇到阻碍之后就踢开苏共搞改革，这不能不使苏共陷入困境。戈尔巴乔夫提出苏联改革是为了更多的社会主义，但他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其实是民主社会主义，而民主社会主义在苏联既没有群众基础，又不能够解决危机状态下的苏联现实问题。所以，苏联改革的逻辑错误就是，“玻璃杯是炊具，而这只玻璃杯是没有底的”。
　　
　　革命方法与改良主义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将战时共产主义称为革命方法，将新经济政策称为改良主义。有人问列宁，“既然你们试用革命方法以后承认这种方法失败而改用改良主义方法，那岂不证明你们在宣布革命时就是根本错误的吗？那岂不证明根本不应该从革命开始，而应该从改良开始，并且只限于改良吗？”列宁回答：“对于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来说，最大的危险，甚至也许是唯一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作用，忘记了恰当地和有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真正的革命者如果开始把‘革命’写成大写，把‘革命’几乎奉为神明，丧失理智，不能极其冷静极其清醒地考虑、权衡和验证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采取革命的行动，而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什么活动领域要善于改用改良主义的行动，那他们就最容易为此而碰得头破血流。要是真正的革命者失去清醒的头脑，异想天开地认为‘伟大的、胜利的、世界性的’革命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一定能够而且应该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他们就会毁灭，而且一定会毁灭（是指他们的事业由于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5]
　　列宁对革命和革命方式的理解充满了辩证法，而且对我们具有非常深刻的启示作用。对于一个革命者，对于一个共产党，其最大的危险在于滥用革命，夸大革命的“作用”，忽视革命的“限度”和“条件”。一个党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活动领域都用革命方式来完成一切任务，那等待他们的就是毁灭和失败，而且是因为内因而不是由于外因而失败。依据列宁的哲学思想，我们可以看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就是贸然夸大改革的革命性作用，认为改革就是一场革命，改革就需要用革命的方式进行，而且他认为，改革的革命性体现在激烈的政治变革和政治体制的急速改组和摧毁。
　　准确地说，戈尔巴乔夫是一个伪列宁主义者，他在回忆录中表示他认真地通读过列宁全集，他在改革初期宣称要求教于列宁，要以列宁的辩证思维领导改革，他也曾经强调过改革是有限度的艺术，承认苏联改革没有“现成的药方”，认为“政策是有限度的艺术”，超过许可范围就是冒险，“我们没有在所选择的道路上冒进”[6]，但从苏联改革进程上看，戈尔巴乔夫完全没有领会列宁的辩证法思想，没有学到列宁主义的精髓，是典型的叶公好龙式的执政者。苏联改革不是冒进还是什么？苏联改革不仅是冒进，简直就是超出理智许可范围的改革大跃进。我们仅举苏联经济改革的“500天计划”就可以说明问题，在长期实施计划经济的苏联，苏联领导人试图实施激进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试图在500天内实现苏联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向完全的市场经济的过渡，这不是向市场经济大跃进是什么？苏联改革急于求成，祈盼苏联一夜之间发生奇迹。在苏联改革紧要关头，这种逻辑思维是非常有害和危险的。在实行60多年的高度计划经济之后，苏联领导人居然试图用500天的时间完成向市场经济的全面跨越，这种思维逻辑多么离谱！这个离谱计划由沙塔林和亚夫林斯基等学者提出来并不可怕，他们是学者，属于学术研究和咨询方案，但如果最高决策者欣赏并准备付诸行动，这只能说明当时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改革思维逻辑和能力，更谈不上科学地、缜密地和审慎地思考重大改革战略问题，也说明苏联最高改革者的思维上已经混乱到何等地步！
　　事实上，在苏联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急于过渡的思想。早在1934年苏共十七大上斯大林宣布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五年后即1939年斯大林又宣布苏联将从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赫鲁晓夫上台后提出“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1961年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明确提出了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时间表，宣称20年内（到1980年）苏联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勃列日涅夫执政后苏联不再提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但苏联却摇身一变，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其实，无论全面向共产主义过渡，还是发达社会主义阶段，都印证了一个违背辩证法的思维逻辑。虽然“500天计划”的性质与此前的跃进方向不同，但其缺乏辩证法思维逻辑却是一致的，都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
　　
　　共产党也干蠢事，但干蠢事后会总结教训，从而变得更加聪明起来；共产党也犯错误，但更善于“纠错”，“纠错”功能十分强大是共产党的优势和特点
　　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时共产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积累一些矛盾。问题不在于共产党是否犯错误，而在于如何纠正，如何汲取教训。共产党的伟大之处不在于其不犯错误，永远正确和一贯正确，而在于其能够正确地对待并改正错误，不应犯逻辑上的错误。在这方面列宁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事业的探索进程中，列宁多次坦率地承认俄共（布）和苏维埃政权犯过不少错误，干过不少蠢事。1921年10月，列宁表示：“如果能从错误中学习，如果能从中得到锻炼，那么，错误常常是有益的。”[7]列宁的这些辩证思想却没有被后来苏联领导人所继承。不仅如此，后来的苏联领导人常常标榜自己一贯正确和英明，不愿意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而且在全党面前推卸责任，洗刷自己。比如赫鲁晓夫将斯大林时期联共（布）所犯的错误和失误一股脑地推到已经去世的斯大林身上。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全面否定勃列日涅夫时期。
　　在苏联历史上有一个十分奇特的政治现象，就是后任领导人经常否定前任领导人，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否定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否定勃列日涅夫，这样的做法使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成为一部残破不全，十分扭曲的奇怪历史，这就使苏共逐步丧失了历史的合法性和真实性。同时我们也看到，列宁去世后，苏联共产党纠错能力越来越弱，最后失去了纠错功能和有效机制。共产党的“纠错”机制最主要的内容是有效的民主。靠民主机制和有效监督来纠正和避免自己犯错误，这是共产党保持活力的重要机制保障。苏联共产党之所以犯错，这里有认识的根源，主观主义，唯心论，缺乏对事物的科学判断意识等都是违背辩证法的表现。苏联共产党之所以犯错还有一个根源，即决策参照系是如何有利于自身的利益集团，而不是有利于人民群众的利益。
　　共产党不犯逻辑上错误的保证是，以民众的愿望和利益为基本尺度。如何对待错误和失误，这是衡量共产党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能否纠正错误的一个重要尺度就是如何对待人民群众。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表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犯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进而又教育和训练群众。”[8]列宁剖析战时共产主义的危害：“在经济战线上，由于我们企图过渡到共产主义，到1921年春天我们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这次失败比高尔察克、邓尼金或皮尔苏茨基使我们遭到的任何一次失败都严重得多，重大得多，危险得多。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它没有促成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生产力本是我们党纲规定的紧迫的基本任务。”随后列宁悟出了一个道理：“同农民群众，同普通劳动农民汇合起来，开始一道前进，虽然比我们所期望的慢得多，慢得不知多少，但全体群众却真正会同我们一道前进。到了一定时候，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依我看，这就是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基本的政治教训。”这就是列宁的辩证法。
　　在苏联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给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和利益，而且将改革的成本和代价让人民群众来承受。列宁曾经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9]那么，戈尔巴乔夫作为执政者给苏联后人留下了什么呢？在他治下，苏共垮台了，苏联作为一个超级大国解体了，社会主义制度被终止了，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失败的执政者。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些左翼人士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归结为戈尔巴乔夫的背叛行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改革的主要负责人应该负有重要责任，但我们还应该从更为深刻的苏联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中去总结教训。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一文中总结1848年革命失败时表示：“当你问到反革命成功的原因时，你却到处听到一种现成的回答：因为这个先生或那个公民‘出卖了’人民。从具体情况来看，这种回答也许正确，也许错误，但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能说明任何东西，甚至不能说明，‘人民’怎么会让别人出卖自己。”“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如果一个政党的全部本钱只是知道某某公民不可靠这一件事，那么它的前途就太可悲了。”[10] 恩格斯的论述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认识问题的思路，我们还需要从苏联总的社会状况和社会条件中去寻找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
　　
　　启示
　　中国共产党应该深刻总结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的教训。这些教训可以成为我们的一笔财富，中共是一个善于总结成功经验的党，也是善于汲取教训并善于改正错误的党。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之初，很多西方的预言家们确信，苏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也将会在中国重演。但是在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20年后的今天，中国不仅没有步苏联的后尘，而且越来越发展。今年是中共建党9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威望越来越高。为什么中共能够避免苏共的惨剧发生？最主要的是两条：
　　第一，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以科学理论指导改革实践。中共既勇于探索，又不狂妄自大；既思想解放，又坚持实事求是；既不冒进，又与时俱进。第二，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改革与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中国改革的成功在于，广大人民群众感受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享受到了改革成果，从而更加拥护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换句话说，党的改革开放路线没有让人民群众在期待中失望，没有出现打着为了人民群众利益的幌子，实则为一小撮利益集团谋利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与人民群众站在一起，这就使中国共产党能够持续保持先进性、创造性和敏锐性。一个有科学理论指导又与人民群众在一起的党是不会垮台的，即使因认识事物的局限和解决问题的条件复杂和难度很大出现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和困难，只要向人民群众讲清楚，都会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有了科学理论的指导和与人民群众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也不可能犯“2乘2=蜡烛”的致命的逻辑思维错误，不会犯“玻璃杯是炊具，而这只玻璃杯是没有底的”这样的错误。
　　纵览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苏联实际上探索的是社会主义的上篇，即苏联模式下的社会主义＝共产党政权＋计划经济。而今中国共产党正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产党政权＋市场经济。我们正在完成列宁未竟的社会主义事业，因为列宁曾经开列出这样一个形象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的总和=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正在书写社会主义辉煌的下篇。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党委书记、研究员）
　　（责任编辑：丁云）
　　[1]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85.
　　[2] 列宁全集（第四十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90、291.
　　[3] 列宁全集（第四十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98.
　　[4] 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戈尔巴乔夫1987年1月27日在苏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N].真理报,1987-01-28.
　　[5] 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44、246.
　　[6] 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M]. 北京：新华出版社，1988: 76.
　　[7] 列宁全集（第四十三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507.
　　[8] 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37.
　　[9] 列宁全集（第二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154.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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