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走向:挑战与机遇]

　　引言 　　当前中国政治改革的困境在于，虽然人们日益认识到政改的重要性，但对于其内容和方式缺乏基本共识。本文认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基于中国的政治实践。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政治实践说明了政治改革的三个方向：开放政党，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
　　首先，中国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变得越来越开放，中国的政治体制也随之开放起来。其次，根据精英主义的理念，开放的政治体制使政治精英间出现了有限的竞争。第三，政治竞争逐步实现了公共参与。总的看来，开放、竞争和参与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主要特点。本文认为，处于改革期的中国政治体制虽然表现出上述特点，但要完全实现这些政治理念尚面临很大的挑战。
　　学界和公共政策界近年来对“中国模式”进行了深度讨论，但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经济腾飞经验，有意无意间忽略了其政治模式。实际上，如果不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很难理解这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从文化角度看，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因素。事实上，对于改革开放政策催生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说，政治因素才是强大的推手。
　　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模式的核心要素。但由于其敏感性，人们并未进行过深度讨论。不过，要想科学客观地理解中国模式，必须好好研究中国的政治。如果不了解政治模式，那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无从谈起。因为在缺乏相关信息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指出“中国不应该怎样”，而不能提出“中国应该怎样”或“政治改革应如何进行”。
　　目前的问题在于，今天的中国能否只通过发展解决日益增多的难题。其中许多解决方案只能通过政治改革实现。要解决这些难题，中国的领导者必须关注“做什么”“怎样做”，有意或无意地忽略这些问题无助于现状的改善。
　　关于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根据对传统中国政治的思考和对当代政治的观察，笔者认为三个相关的理念最能概括“中国模式”：开放政党，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
　　政治开放性是最重要的指标，也是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的前提。在当代中国，“开放”常用来形容一国对他国的态度，比如“改革开放”中的“开放”。但在政治领域，“开放”指的是政治进程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开放度。由“开放”可以引出英才竞争和公共参与这两个理念。竞争是有条件受限制的。它并非全体社会成员间的竞争，而仅仅发生在少数精英之间，他们因在国际、社会、经济等领域具有出众的能力脱颖而出。换句话说，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精英必须先被选定，才能参与竞争政府要职。这就是中国沿袭多年的英才主义传统。作为中国政治体制的中心，中国共产党的开放度决定了整个政治体制的开放度。换句话说，要考察中国政治体制的开放度，就要考察它是如何通过吸纳其他社会群体的精英，向社会开放政治进程的。
　　很明显，开放是竞争的前提。任何执政党如果不向全社会开放政治进程，很难吸纳政治精英的参与，竞争更是无从谈起。封闭的政治进程并不向社会开放，而是由在位的当权者实行统治。需要指出的是，竞争并非单指西式的选举，而是在选定候选人之间进行的选举，或者称为英才主义的民主。所有的政治竞争都是有条件的，在经济或文化方面受到一定限制。在西方，政治竞争大都受制于竞选资金等经济因素；而在中国，限制竞争的往往是文化因素，经济暂不构成决定影响。
　　公共参与是指不同社会群体对政治进程的参与，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同样，参与的前提也是竞争，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公共参与不仅体现在选定候选人和选举精英的过程中，也体现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中。
　　公开性、竞争和参与植根于古代中国政治，也体现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历史表明，中国政情的起伏与其开放度有密切的联系。开放的政治催生竞争，带给社会更多参与机会，从而促进善治的发展。而封闭的政治遏制竞争，排斥社会参与，进而引发政治危机。
　　
　　开放的古代中国政治
　　纵观中国历史，开放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点。中华文明具有不同于宗教文明的世俗性。宗教文明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排他性，而世俗文明最突出的特点是包容性。包容就意味着开放，因此，中华文明向其他文明开放，毫无排他性。在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吸收了其他许多文明的要素，最重要的就是佛教文化。在异国文明的同化初期难免有磕磕碰碰，但随着二者的成功融合，中华文明将实现飞跃和进步。
　　而且，古代中国政治和皇权的运用也是十分开放的。中国传统的帝王制绵延几千年间，一直依靠内力运转，从未出现过革命性剧变。近代中国屡遭西方国家侵略，有人认为封建帝王制难辞其咎。但是，否定帝王制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中华文明。与西方出现现代国家前实行的封建制度相比，中国的帝王制显然开放得多。虽然皇帝本人是独一无二的，但行政管理是开放的。用现代的话说，国家的“所有权”属于皇帝，但管理权向社会开放。皇权只属于皇帝及其家族。中国历史学家钱穆指出，除了帝王之位，其他的位子都不允许世袭。这与欧洲国家政治家族的世袭制度有很大区别。
　　中国的行政职位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这种开放通过科举制度固定下来。理论上讲，皇权是无所不在的，但在实际上也只能达到有限范围。由于政治所辖有限，皇权也受到限制。帝王“统而不治”，而政府(行政权)才拥有真正的管理权。实际上，古代中国已发展出高度复杂的公务管理系统，令欧洲人称道不已。
　　开放的行政权带来开放的社会，根据现代社会科学的理念，古代中国讲究阶层和阶级，并不是其他社会盛行的家族或等级。阶层和阶级是开放的，个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改变；但家族和等级是永久性的，个人无法通过努力改变。中国儒家思想强调“有教无类”，人们可以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而且每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并非一成不变，教育是改变天性的基础。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有人接受了教育(有文化)，有人没有接受教育(未开化)。
　　中国的世俗文化能延续几千年的发展与其开放的本质密切相关。不过，开放的传统文明也有自身的缺陷。从文化融合的角度看，中华文明也有失去自信的时候，那时的中国刻意与整个世界相隔绝。比如在明朝，朝廷宣布暂停郑和舰队出海航行，逐渐转向封闭发展。需要注意的是，封闭性不同于排他性。中国的封闭性是防御的表现，长城和闭关锁国政策都是为了保护国家，而不是排斥其他国家。所以，中华文明在恢复自信后逐步变得开放起来。
　　很明显，古代中国开放性的最大障碍或敌人就是皇权本身。皇权代表了排他性、独裁和世袭，与开放性和包容性格格不入。所以，唯一能产生改变的出路就是革命，也就是中国的剧变。和其他社会一样，封闭的中国封建社会直接导致国家衰亡。有些国家的皇室逐步边缘化后成为政治符号，而中国的皇室后来为现代组织所取代，这个组织就是政党。
　　
　　由帝王制向政党制的转变
　　虽然中国的封建帝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在近代终究没能抵挡住西方现代国家的悍然一击。清政府灭亡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经历了一场由传统封建帝制向现代政党制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对现代中国历史有着深厚的文化冲击。从文化角度审视中国的政党制，比起单纯的西方政党视角更有说服力，虽然二者讨论的都是“政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要回答这个简单的问题很难。一般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和其他国家的执政党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虽然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形式相近，尤其是列宁主义国家的政党，但在文化内涵方面有着本质区别。
　　在多党制的西方民主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党通常只代表社会中某些群体，即“派别”的利益。“党”的本义是指部分人，并不是所有人。在多党制国家，政党的生死存亡取决于其开放程度。如果想要执政，政党必须获得大多数人的认可。而且，如果党内的不同派别产生分歧，党员可以自立门户，称为“外部多元化”，总能找到合适的“出口”。此外，人们可以在各个党派间自由选择，要是不喜欢A党，可以加入B党、C党或其他政党。这种政治体制是各党发展的动力，它们都希望提升开放度，吸纳不同利益群体。
　　当代中国虽有民主党派和政治组织，但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党派和组织不能竞争政治领导地位，但可以通过执政党确立的政治体制参政。中国共产党具有不言自明的统治地位，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如此，在不久的将来也不会发生变化。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存在发展的需要，更是它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决定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并没有现代政党的概念，与之最为接近的是“朋党”。虽然朋党早已有之，但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多为负面角色。历朝历代都有各种打击朋党的运动。
　　虽然现代中国政党的理念来自西方，但其性质逐渐发生了变化。多党竞争在中国没有坚实的文化根基，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多党政治的传统。中国文化推崇集权制。在历史上，权力集中赋予皇帝；而在现在集中赋予一个组织，即政党。古代中国人盼望明君，现代中国人期待优秀的党政领导班子。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中国人民对皇帝的忠诚转化为对政党的忠诚。
　　中国深受其传统文化影响，发展了不同于西方的政党制度。而且，它的组织结构也不同于古代的帝王制。古代的帝王制是封闭的，倡导“家天下”。而政党则向所有社会群体和利益集团开放。这就意呋着虽然古代帝制和现代政党结构相似，但后者的开放度远非前者能及。从本质上看，古代帝王制不可能民主化，因为其载体是个人和家庭。而现代政党的载体是组织，个人和家庭不可能实现民主，但组织可以。
　　
　　一党执政的开放政党制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发生的变化日益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点。成为一个开放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与剧变前苏联与东欧国家政党的本质区别。随着社会经济改革的推进，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在中国渐成气候。东欧共产主义选择了西方道路，允许不同的利益群体建立各自的政党。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别无他法，因为西方文化就是这样，东欧国家可以自然接受这种文化。面对经济和社会利益多元化的现状，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采取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向所有社会和利益群体开放政治进程。简而言之，中国建立了一党执政的开放政党制度。
　　这种政党制度最明显、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开放。如果制度不开放，肯定会走向排他、封闭，只有开放的政治才能兼容。前文提过，西方的政治开放是通过外部多元化实现的。他们实行多党制，每个利益集团都有一个政党作为代表。由于没有多党制，中国的政治开放是通过内部多元化实现的，也就是党本身的开放。如果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执政党就向他们敞开大门，把他们都吸收进来，通过不同的机制体现其利益。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从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党转向执政党。在革命时代，一个政党必须依靠特定的阶级和阶层，如中国共产党当时形成的工农联盟。但作为执政党，它必须依靠全体阶级和阶层，才能形成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中国共产党转变的速度很快。由于中国没有反对党，社会群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进程就是表达自身利益最有效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讲，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初提出的“三个代表”理论就反映出对不同利益群体的现实考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中产阶层的崛起。包括私营企业家在内的中产阶层虽然数量不多，但已经表现出参与政治的强烈愿望。因此，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向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制度保护，而且允许鼓励私营企业家入党。
　　“三个代表”体现出复杂的社会经济利益关系。中国共产党要代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就必须保持开放，将不同的利益群体融入同一个政治进程中。党员成分的变化就是有力证明。在毛泽东时代，工人、农民和解放军占中共党员的大多数；而自改革开放以来，知识分子、专业人才和新社会阶层在党员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多。如果说西方实行“外部多元化”，中国的政党制就是“内部多元化”。不同的利益关系要首先“内化”，融入同一个现存体制，为争取利益而竞争、协调。中国共产党吸收私营企业家入党并进入政治进程后，开始强调“社会管理”，吸收在过去几十年间取得重大发展成就的社会力量以扩大执政基础。随着中国共产党社会基础的扩大，要求党内民主的呼声越来越高。因此，执政党近年来一直强调党内民主的重要性，不断寻找多重党内民主。2002年十七大之后，中共领导层描绘了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即通过党内民主实现社会民主或人民民主。
　　内部多元开放体制的有效性不输于其他任何体制。近日，中东和北非爆发了“茉莉花革命”，有人认为这些阿拉伯国家实行的体制与中国相同。实际上，它们的内部结构截然不同。换句话说，内部多元化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本质区别。阿拉伯国家基本上不存在外部或内部多元化，大多国家十分封闭，由一个家族(皇族)或几个家族轮流操纵政权，统治国家。即使在英国、美国、日本等民主国家，也多是由少数政治家族进行独裁。而在中国，由社会底层步入政坛的人远比民主国家更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并不是某个政治家族，它是由多重利益群体构成的群众性政党。
　　中国政党制的第二个特点是政治开放加快了领导人更替。从很大程度上讲，西方民主的本质是通过定期选举实现政权更迭。而在民主时代之前，权力交接往往伴随着暴力。古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就是这样，“革命”以改朝换代为目的。但中国不愿意走西方民主的老路，而是探索出一种更有效的领导人更替方式。这要归功于上世纪70年代末重返政坛的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他成功建立了两套相关的制度：一是超龄领导人退休制，二是从社会各阶层中选拔优秀人才的公务员考录制度。这就有效规范了从基层到最高领导人的权力交接。
　　更重要的是，由于年龄限制(领导人达到一定年龄后都要退休)，各个层次人员新陈代谢的速度都加快了，这是包括民主制度在内的其他制度所不能及的。体制外的人可能认为依据年龄设定退休标准没有道理，实际上这一规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种领导人更替制度至少给中国带来两大好处。第一，促进了党内内部多元化产生的党内民主或党内集体领导制。比起其他民主制度来，这种制度能对中共领导人产生更大的制衡作用。在美国，总统一旦当选就拥有皇帝般的权力。
　　第二点是固定任期制或任期限制。一般说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总理及其他要职的领导最多只能任两届，也就是十年。这种任期制与许多西方国家的总统制没什么区别。任期制有效地防范了个人独裁，也就是说，虽然中国共产党没有实行西方民主制，但是找到了一个相似甚至更有效的办法防止个人独裁。
　　第二大好处是中国政治自我更新的速度很快，能够有效地反映出时代和利益的变化。相比其他政治制度而言，在中国，政府官员流动速度更快，规模也更大。由于有严格的退休制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官员离职，让位给新人。虽然迅速流动也引发一些问题，但着实反映出时代的变化。
　　中国政党制度的第三个特点是有利于政策的调整。从理论上讲，多党制国家政策变化的阻力比一党制国家要小，因为执政党的变化很可能引发政策变化。新上台的执政党可以中断前执政党的政策。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许多民主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反对党并未发挥建设性作用，反而为了反对而反对，很难推进实质性的政策调整。但中国不是这样。如果说西方民主是政治力量的更迭，中国就是政策的更迭，虽然中国社会经常抱怨执政党推动政策调整的速度太慢，但实际上还是比其他国家快。在民主国家，政治精英往往相互推托，不愿承担变革的责任；但在中国，执政党责无旁贷。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中国实现了几次重大的政治调整。执政党根据形势做出了迅速反应，适时调整政策，使得中国政治在过去几十年间实现了突破性进展。
　　从某种程度上讲，中国执政党的变化反映出“开放立党”的趋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的核心，所以政党政治的改革就应当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华文明具有开放性，所以建设一个开放的党和开放的政党制度就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从这个角度理解由党内民主实现人民民主就更有意义。党内民主是为了巩固执政党的统治地位。前文曾提到，古代封建统治衰亡是由于缺乏开放性，而党内民主恰恰可以保持党的开放性。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不能成为特权阶级，而且不能让既得利益者主导整个政治进程，否则就会重蹈古代皇帝的覆辙。作为唯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必须开放，中国的政治进程也必须开放，只有这样才能拥有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政治开放度降低所带来的后果
　　向全社会开放政治进程不易，要保持这种开放度更难。因此，政治改革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并保持政治开放。开放可以很好地解释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的变化。同理，开放缺失或者开放程度降低也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政治问题。没有开放的政治，领导者很难有效行使政治权力，最明显的原因就是体制腐败。在中国，腐败频发的主要原因在于领导者――尤其是地方领导人缺乏外部制衡力量，这也是开放缺失的后果之一。
　　党内民主怎样成为现实?党的十三大(1987年)做出了一些尝试(主要是小规模选举)，十七大(2007年)实现了有力突破，使党内竞争成为选举接班人的手段。同时，近年来，各级党组织都在加强党内竞争的力度。不过，如果党内竞争不可避免，就需要建立规范竞争的规则。为避免出现特权阶层，竞争规则必须明确、公正、透明。如果特权阶层主导竞争，就会破坏民主秩序。如果民主遭到破坏，党内竞争不但会影响党的团结，也会削弱执政力量，增加政治风险。因此，执政党在这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
　　封闭的政权影响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交往。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就必须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政治不开放或开放度不高，执政党和政府就不能代表民意。如果开放度不够，执政党即使在推行利民政策时也会遇到困难，这是中国各级政府普遍遇到的问题。
　　在体制内也存在开放缺失的问题。执政党通过吸收新兴社会阶层――特别是私营企业家入党，允许他们参政，实际上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现在，企业和商业组织可以毫无保留地表达维护自己的利益，也找到了适宜的利益代表。但是，工人、农民等弱势群体有效参与政治的渠道仍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正如经济界有景气市场和不景气市场，政治开放也有利有弊。在有利的政治开放中，各社会阶层平衡参与；而在不利的政治开放中参与度并不平衡。不对称的政治开放常引起政治不稳定。社会参与越平衡，越能产生积极效果。
　　
　　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
　　通过对开放的讨论，我们可以找出中国真正的现状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十七大提出了加强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议案，其中涉及执政党自身的改革和社会改革两个方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连接党和社会的平台也应当适度开放，有效推进改革步伐。
　　目前对竞争或内部民主的理解主要包括党内集体领导，遴选和权力交接。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问题。前文指出，内部民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党的开放性。中国共产党作为最重要的政治组织，有必要建立党内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以单一的政治进程代表、集合多种社会利益并非易事。如果没有良好的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党内就会产生矛盾和冲突。而且，倘若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不能同步进入政治进程，就有必要预防党内出现特权阶层。如果有人利用先机主导了整个进程，就毫无公平可言。历史已经证明，封闭的党不能长久存在，但开放的党却有无限生命力；代表部分人民利益的党不能长久存在，但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党却有无限生命力。越开放的党越能持续地发展下去。
　　党如何保持开放性呢？中国采取的办法是通过公务员考录招募优秀人才。这与古代的科举有点类似。这种考录方式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体制的开放度。如果教育体制排他封闭，党的开放性自然受到限制。
　　执政党如何保持开放度呢？新加坡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经验。虽然新加坡也是一党执政，但政治体制对社会十分开放。自新加坡共和国成立以来，领导人一直认为，对于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政治人才是生存发展的希望。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才往往从商，但新加坡希望他们从政。因此，执政党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成为“伯乐”，发现国内和全球的优秀人才。在新加坡，政府公务员是体制内产生的，但政治精英大都从社会招募。换句话说，许多政治领袖不是由执政党培训出来的，而是由执政党从社会中吸纳的。
　　20世纪70年代，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招募了吴作栋和陈庆炎，后来分别就任总理和副总理。到了八九十年代，人民行动党又招募了现任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这些领导人加入执政党前都是社会领域的精英。他们在各自领域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后，执政党才会邀请他们加入以为人民服务。所以，新加坡很少提及“党龄”或“资历”。吸纳一个人入党并不是由于他的资历，而是在于他在社会领域的表现。这种方式解决了许多马列主义政党为之困扰的“按资排辈”的问题。许多马列主义政党在吸收社会精英时都比较开放，但是加入组织后就蜕化成特定的利益集团。通过党向社会开放的方式，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从社会中吸纳人才对执政党形成了许多方面的深刻影响。首先，从社会中招募官员保持了党与社会的联系。来自不同社会领域的精英能够更好地理解、表达、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人在社会中认可度较高，吸纳他们加入执政党可以增强党的信任度和效力。这是增强执政党力量的有效方式。第二，来自社会的精英抗腐能力较强，因为他们大都财力雄厚。换句话说，他们加入执政党担任公职是为了服务社会，而不是个人发展。如果官员认为他们的回报与付出不成比例，或者收入难以满足个人经济需要，即使是民主国家的公职人员也会以权谋私，产生寻租现象。新加坡很少有这样的事发生。第三，培训优秀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的成本较低。来自私营部门的优秀人才已积累了许多相关经验，这样执政党和政府培训人才花费的成本就小了很多。
　　为建设人民民主或社会民主，开放性政治必须继续实施多种形式的民主，包括以各种方式实行多年的公共审议和参与。不能简单地把社会民主等同于选举。事实上，在地方层次，机制建设和善治更为重要。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实施的村级民主实践证明，选举本身并不一定能产生有效治理。村级民主已实施多年，产生的许多问题都需要认真审查，因为这些暗示出选举民主可能采取的方式。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村，家族势力依然强大，民主只存在于名义上。如果民主范围过小，很容易为有影响力的家族或家庭操纵。从很大程度上讲，在地方的公共参与审议和善治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方面的民主有着深刻的含义。选举民主主要是为了产生地方组织或继任者，解决地方权力交接的问题。仅仅开放地方选举不足以产生称职的政府，公共参与和审议可以提高目前地方政治力量的治理水平。开放的预算、决策过程和公民社会建设构成了地方民主的内涵。
　　
　　结语
　　政治开放应当通过国家和社会、政府和人民间不同层次的政治机构表现出来。中国已经建立起了基本的国家机构，改革的目的在于进一步完善，包括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司法机构。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后，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人民代表所代表的利益问题。前文提到，这就要求政治开放。只有支持人民代表表达意见，才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在机制和政策方面仍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人民代表和人民之间需要建立一种关系，如果人民代表与人民没有联系，就不能实现代表的职能。因此要进一步完善代表提名制，鼓励他们代表人民利益。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职能更需要重新思考定位。目前，政协委员由几十个社会界别选举产生。政协的存在有利于克服一些西方民主形式的缺陷。西方民主强调权力分立和制衡。但是政府层面的制衡不足以保证社会稳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两极分化严重的国家引入西方民主形式后，多党制政治成为政治不稳定甚至冲突的根源。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不同社会群体间缺乏制衡力量，政协可以成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制衡机构，因为它的主要职能就是利益协商和协调。因此，政协需要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使社会各界发展得更开放民主。
　　就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利益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和协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而言，政治竞争在所难免。在西方，政治竞争的主要表现就是选举。但在中国，如果要在某一层级建立选举民主，就应当考虑中国几千年沿袭的英才主义。英才主义是中国的优秀传统，而民主是西方的传统。
　　前者以选择为基础，后者以选举为基础。如果中国要实行选举民主，就必须将英才主义和民主，选择和选举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中国的选举制度才能超越西方民主制度。历史表明，仅依靠选举选不出最优秀的人才，也不能阻止最差的人当选。
　　虽然政治改革的重要性被日益强调，但就改革内容和如何改革还没有达成共识。随着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这个问题变得日益重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经济基础发生变化以后，上层建筑也要发生变化。要进行政治改革，首先要考虑中国原来的情况，这样才能为以后的改革方向定调。这不仅需要深度了解中国几千年间发展成型的政治模式，而且要考虑这个模式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中国的政治改革没有引起热烈讨论，但许多政治实践表明了一个基本的发展轨迹：以开放的态度立党，建立开放的政党制度。这个方向不仅符合传统中国文化的开放性，而且也符合现代政治的开放精神。从开放的角度应当对中国政治的发展和趋势进行更多讨论和分析。
　　（作者系新加坡国立大学
　　东亚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徐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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