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原本是一位冒名顶替的铁路工人】 一代皇帝

　　 　　当我匆匆忙忙地走进中央电视台时，已经是满头大汗了。抬腕看了看表，比约定的时间迟到了5分钟。 　　张国立已经先到了。当我一边擦汗，一边为迟到而连声道歉时，张国立一张嘴，耳畔立刻传来了电视里听惯了的那种万岁爷的口气：“恕你无罪，坐吧！”一句玩笑话，把我逗乐了。
　　
　　冒名顶替的铁路工人竟是童工
　　
　　我出生在天津，可长在咱们北京，父亲在铁路上工作。我7岁那年，就跟着父亲去了陕西渭南。我小的时候，总觉得我们家住的房子比别人家的大。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怎么也想不清楚。后来我到了贵州的凯里才知道，原来父亲是干部，当时被称为走资派。
　　我上初二那年，父亲就安排我参加工作了。当时我心里感到非常奇怪，为什么别的同学不去工作，而单单我去工作呢？
　　原来，我是顶替哥哥的名额走进铁路工人行列的。当时铁路上对待职工有照顾，能解决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铁路上分配给我们家一个招工指标，这个指标本来是打算安排我哥哥的，可他到北京当兵去了。我们刚把他送上火车，招工的通知书就下来了。父亲不愿意让这个指标作废，就让我顶替了哥哥的名额，我小小的年纪便去了贵州凯里。
　　我是1970年走上工作岗位的。尽管自己年纪小，可干起繁重的体力劳动来，却一点儿也不比大人含糊。扛起水泥、沙子、石头子儿往搅拌机里倒，那活儿分量可不轻啊！多重的体力劳动我都能承受，无法承受的是别人对父亲的不公。我参加工作以后才知道，父亲已经被打成了走资派，正在本单位接受劳动改造。他离我工作的地方有十几里地，我每两个星期去看他一次。
　　我到单位不久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一次我去看望父亲，他正在那里烧锅炉。可到时间了水还是烧不开，他过去的司机田伯伯，给了他一桶机油，让他把机油往煤里倒，这样能把火烧旺点儿。我父亲按田伯伯说的做了，有人看到后竟然骂我父亲。我当时年轻气盛，他骂我父亲我能不急吗？抄起捅火的通条就冲了上去。要不是我父亲死死抱住了我，我非把骂人的那小子捅死不可。
　　这件事之后，父亲和我长谈过一次。他的神情特别严肃，他告诉我这是一场运动，很多挨整的干部都有类似的经历，也都是这个样子。他说如果我不听他的话，就不让我去看他了。那次谈话，他给我讲了许多我原来根本不懂的道理。
　　这次谈话之后，我变得比以前沉默多了。
　　
　　火线救场让我成了演员
　　
　　我在铁路工地干了一年多力气活儿以后，1971年我便报考了铁道部成都第二工程局文工团两年制的学员班。经过两年的学习结业后，文工团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相中了我。指导员赵阿姨说，我的普通话说得不错，让我当报幕员。我有点儿不愿意，但父亲说服了我。他说宣传队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有问题干部家里的孩子是不能承担这项工作的。你能进宣传队，说明我也快被解放了。经父亲这么一说，我就痛痛快快当上了报幕员。
　　我在铁路上干活儿时，每月48斤的粮食定量，我吃得一点儿不剩。到文工团以后编制算干部，定量一下子减了21斤，只剩下27斤了。这点儿定量哪够吃呀！团里有一位大姐经常给我饭票，可还是不够吃。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默默地忍受着饥饿。后来实在是饿得扛不住了，我就找到文工团领导，要求重新回到铁路工地去。团领导感到很奇怪，我只好把实情告诉了他们，团领导这才恍然大悟。大家伙儿纷纷把家里富余的粮票给了我，这下可好，我一下由穷小子变成了富翁。那年头儿，粮票的作用可大了，可以当钱用，我除了填饱肚子，还能拿粮票换鸡蛋吃。
　　那年头儿，全国大唱革命样板戏，我们团排演的是京剧《杜鹃山》。有一次，演主角的老师病得很厉害。团领导犯了难，演出的日期早就通知下去了，全局的工人同志们都要来看演出。我看领导犯了难，就自告奋勇地找到领导说我能上。领导也相信我行，可和我演对手戏的那位老师信不过我，我们俩走了一次台，他才放了心。这位老师也是对艺术精益求精的人，我能理解他。
　　那时我年轻好学，没事总在舞台一角，认真地观看老师们排演。那些台词、那些动作，早就烂熟于心了。通过这次火线救场，我成了团里的主要演员。当时我只有22岁。
　　
　　第一次触电当群众演员
　　
　　我第一次触电是在1975年。当时西安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一部以铁路工人为题材的影片《紫云山下》，我们文工团的演职人员承担了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这第一次“触电”，对我的影响可不小，我对表演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到了这个时候，我才明确认识到：自己的文化程度太低，懂得的东西太少了。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电影演员，没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专业知识肯定不行。于是我开始四处拜师。
　　当时有一位老师叫边迅仁，他给我开了一个必读书目的单子，我找到我们文工团资料室主任去借。有些书人家不让拿出来，我只好把自己关在资料室里，一杯开水、一个馒头，一本接一本地读书。那时候，我的心全沉进书里去了。我想要靠苦读来弥补自己的不足，我就怕别人看不起我。
　　读书是理论学习，在理论与实践结合方面，边老师也在认真地指导我。我们看完戏后，他总是让我谈谈这个戏的特点，哪位演员演得好，让我谈谈看戏后的总体感觉。
　　1982年成都铁路文工团被撤销后，我被调入了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当时我在四川已经有了一点儿小名气，被称为“西南第一小生”，担任了四川省青联常委，省戏剧家协会理事等一大堆头衔，可我关心的仍然是自己的表演艺术。1987年我凭着在话剧《朱丽小姐》中的出色表演，还获得了那个年度的“梅花奖”。
　　我第一次在首都剧场演出，就好像在梦里一样。在我的感觉里，这里太神圣、也太神秘了。这是至高无上的艺术殿堂呀！灿若群星的那些老艺术家们，都曾经在这里演出。
　　演出前，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诫自己：要镇静，一定要镇静。直到整场演出结束之后，我都不知道戏里的台词我说对了没有，哪些台词漏掉了，自己的发音是不是准确？来看演出的戏剧界领导，那些老艺术家们，那些戏剧界的大腕们，对我的演技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获得了“梅花奖”。
　　我没想到，当时的剧协主席曹禺先生来看戏了，他竟然约我到他家里去。曹老用毛笔给我写了一个条幅：“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他还用钢笔在我的演出节目单上写道：“你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异常成功的，观众将会长久地记住你精湛的演技。”曹禺先生的字现在仍然摆在我的办公室里。
　　1988年，我和葛优、梁天、马晓晴一起，走进了导演米家山执导的影片《顽主》。这部片子迅速在全国走红，我希望和这部影片一起走红，成为影视界的大腕。
　　然而命运却和我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以上提到的三位都红了，惟独我没有红。你问我自己当时的感觉怎么样，我一点儿也没有沮丧。我相信自己的实力，相信自己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只是知道我的导演太少了，所以那时找我拍片的人特别少。
　　
　　流浪京城并不轻松
　　
　　我到北京的目的，只是想和邓婕在一起，并没有想在北京有什么发展，北京影视明星一堆一堆的，在这儿混简直太难了。
　　我和邓婕在四川就认识了。当时她就知道小有名气的张国立，可我并不知道邓婕。后来才知道她在《红楼梦》里饰演王熙凤，我们俩常在一起聊《红楼梦》，聊着聊着就认识了。
　　刚到北京那阵子，没有人找我拍戏，生活过得挺艰难的。帮一个朋友写广告创意，只要人家用了我的创意，就给我3000块钱。当时，对于一个刚闯北京的年轻人来说，3000块钱已经不算少了。
　　后来我又帮另一位朋友搞配音，也能多少挣一点儿钱。我在30岁以前，跟着父亲跑了不少地方。陕西话、四川话、山东话都能说一些。那位朋友开导我说，大钱咱们挣不了，就挣点儿小钱，帮我搞点儿配音吧。
　　于是，在《大决战》这部影片的方言板里，我分别用河南、陕西、山东、四川四种方言给四位领袖人物配音。后来领导上还是决定用普通话，我的这些配音随之作废。我做配音挣了点儿小钱，扣除税金外，每天能挣到60元。
　　1988年，我走入了人生的低谷。邓婕拍完《红楼梦》以后，成了大红大紫的明星。而我这个“梅花奖”的得主，竟成了打短工的流浪汉。有人说，有钱的男人才称得上是男子汉，没钱的男人是“男子难”。1988年闯荡京城的我，成了地地道道的“男子难”。我到北京后两手空空，又加上和如日中天的大明星在一起，我的心里有压力，一点儿都感觉不到轻松。邓婕当然知道我的经济状况，她经常给我钱。我是北方男人，花女人钱的滋味儿不好受，心里的落差太大了。邓婕是个聪明的女人，她给我钱的时候总是小心翼翼，生怕碰痛了我的自尊。她也积极地向导演介绍、推荐我。那些日子，我的情绪糟透了。因为一件小事，我们吵了一架：我说我的事你不要管，我早晚能混出来。
　　
　　走南极九死一生
　　
　　1988年底，我选择了一个危险和充满挑战的机会：登上了“极地号”南极科学考察船，乘风破浪直奔南极。我忘记了寒冷，忘记了危险，一心一意去选择一条富于挑战、富于艰险的人生之路。
　　我选择去南极，与我的婚姻有极大的关系：我和前妻是在文工团认识的，我们俩在一个团，大家都彼此了解，太熟悉了。说起我们俩能够结合，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呢。有一天一头毛驴受惊了，疯了一样地狂奔，吓得所有的女孩子都往人身后躲，她躲在了我的身后，我摆出了绝不后退半步的姿势。
　　这之后我们俩就好了起来，一年以后就结婚了，后来有了儿子张默。我去南极时，我们俩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还没有办理离婚手续。我临走时对她说，我要去南极挣回一笔钱，挣回的钱全都交给你，用这笔钱抚养我们的儿子。
　　和我同去南极的共有7个人，负责拍摄建设中山站的全过程。我们的具体任务是拍一部3集电视连续剧《长城向南延伸》，一部纪录片和一部风光片。我们的科教船刚到达南极，便遇到了突如其来的冰崩，船头被巨大冰块崩开个大口子。科学家们被首先转移到陆地上，船员们一个也没有离开。指挥长要求党员冲在前边，冲在船头最危险的地方，把崩开的大口子堵上。当指挥长大声问谁是党员时，一个个不同的乡音便争先恐后地喊道：我是党员，我是党员，我是党员……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感人的场面，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我不是党员，但也要冲在最前边，要把船员们英勇堵漏的场面用镜头真实地记录下来。
　　有一天，一阵南风吹过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船头、船尾的冰突然间裂开了一条缝，我们走入了冰区。整个甲板被巨大的冰块挤得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恐怖极了。山一样的冰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把我们这只小船撞碎。船长当机立断，让船只在冰缝间全速前进。我们的船只驶进了30海里，才走出了冰区。谢天谢地，我们终于脱了险。
　　在去南极的140多天里，我们随时随地都会有生命的危险。在山一样的冰块面前，我们的这只小船太小、也太单薄了。当冰块靠近我们的小船时，船只就会被挤得发出可怕的声音。我在想，我们的船只是不是要出现危险了？所以，我抓紧一切机会拍下了许多照片。我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危急时刻，我会把相机扔到随行的直升飞机上去。就是我不能说话了，我也要让我的照片说话。我要用我的照片告诉活着的人们，“极地号”上的船员们都是一批真的勇士。
　　当我迈进50岁门坎时，回首往事，南极之行是我人生中最波澜壮阔的章节。这140天的行程告诉我，生命是最重要的。除了生命，别的东西都不重要了。什么名呀、利呀，都没法和生命相比。
　　由于船上人少事多，每个人都必须身兼数职。我除了集导演、演员、摄像、摄影于一身之外，另一个任务就是搅拌石料。这是我十几年前的老行当了，也算是重操旧业。南极24小时都是白天，休息的时间太少了。那里的天气特别寒冷，搅拌好的水泥马上就得用，不用一会儿就凝固了。
　　在那难忘的140天里，我们都是快节奏地工作着。在南极，除了工作之外，我们忘记了一切。把生死、危险置之度外的人是崇高的。当“极地号”驶出南极，返回祖国途中，当大家伙议论着应该给谁评几等奖时，我才实实在在地感觉到，我们又从神圣、崇高回到了现实生活之中。
　　南极之行归来后，我立了个二等功。
　　我和前妻的婚姻画上了句号。我们虽然不是夫妻了，但还是很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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