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_生命不息　斗争不止

　　邓小平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这样说过:“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黄君某某,某县电影公司售票员。此君平时与世无争,人缘颇好。反右开始,电影公司分到一个右派名额,评来评去评不出来。有人提用抓阄办法,谁抓到谁就当右派。公司领导虽然觉得这样过于荒唐,但也别无良策。于是,在抓阄时,黄君抓到个“是”字阄,就成了右派。
　　周君某某,共产党员,某中学地理老师。他所在学校分到两个右派名额。一个已有所属,是初三语文教师,有海外关系,帮党整风时,提过两条尖锐意见,被内定为右派。还有一个名额没着落,全体教师会议上,谁也不愿得罪人,总是没有结果。这位地理老师早饭多喝了点面汤,想上厕所方便。他想自己政治进步、业务精通,说什么也轮不到自己,便放心上厕所去了。谁知他刚一走,便有人提了他的名,其他教师立即附和,举手赞成。等一泡尿撒完回来,他已经当上了右派。
　　黄某某是中医世家,医术高明。解放战争期间,在我军的战地医院里抢救了不少伤员,又在火线入了党,所以某县一解放,他便被任命为县人民医院院长,后来又升任县卫生局局长。反右开始,十来人的县卫生局机关也分到一个右派指标。这个黄局长当时便表示异议,说:“反右派又不是工农业生产,怎么也要规定指标呢?”召开了一个小会敷衍了事。汇报工作时,他直截了当地汇报说卫生局没有右派。科教办主任一听火了,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三种人,难道你卫生局就单单没有?我看哪,你身为领导干部,这种对反右斗争的抵抗情绪,就说明你是个右派!”一语定终身,黄局长就被划为右派。
　　这三个“荒诞”故事出自于季羡林主编、一批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回忆录汇编成的1957年反右运动专集《没有情节的故事》。这三个人,除了最后那个黄局长“文革”时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医霸世家,最后受不了折磨,切开静脉自杀而死外,其余还健在。只是这些人对自己何以会成为右派,至今仍莫名其妙。
　　邓小平在反思这段历史时这样说过:“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
　　
　　专制的统治往往需要用暴力的形式予以推翻――这是阶级斗争理论所具有的合理性。然而,对于和平时期要求发展的人类社会来说,利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所付出的代价太过沉重。
　　毛泽东研究中国社会的根本方法是阶级分析法,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而且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强调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而建国30年来,“以解放无产阶级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停止过“斗争”,几乎每一场都“扩大化”。
　　土改运动中,大批“地主”在两年之内人头落地,人数在200万到1000万人之间。在同时期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有几百万人被杀。反右运动将章伯钧、 罗隆基、储安平、费孝通、丁玲、冯雪峰、陈企霞等大批有才能的知识分子变成为“阶级敌人”,划成右派分子的55万人中,99%都是错划的,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四清”运动仅仅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城乡地区,短短的两三年里就有500多万人挨整,77000多人被迫害致死。发展到1966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受迫害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全中国五分之一的人受到某种程度的株连,中国一步步走向了灾难和动乱的深渊。
　　
　　搞阶级斗争,使人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生怕被打成阶级敌人;搞阶级斗争,又必须紧密团结在领袖周围,统一思想、统一步伐。但人非神仙,孰能无错?领袖人物也不例外。当亿万人的命运由一个人来决定的时候,这个人的缺点错误就会被无限扩大,终必酿成巨祸。邓小平晚年说,将国家的命运系于一个人是危险的。假使我们不能够深刻地反省,汲取历史教训,获得人民谅解,也如少奇同志所说:“我看我们要灭亡”。
　　――王也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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