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故事大全 “被崇高”的公益英雄

　　慈善文化不成熟的社会，带着高尚光环的公益人士，背后必透着风凉。他们被误解，被质疑，被索捐，被精神绑架，被贫困，坚持理想是支撑他们的唯一理由。我们还没有习惯与高尚为伍，我们还没有接纳公益是种职业，我们还在期待完善的慈善制度，别让英雄成为悲剧，别让我们亲自制造这场戏。
　　
　　“我叫陈低碳，我老婆张绿色……”陈光标，最不被富人认可的“中国首善”，屡次站在1500万元人民币堆砌成的“钱墙”前大张旗鼓地送钱，他把钱还送到了某些人眼中“比西部富裕很多倍的台湾”，要求敲锣打鼓地沿街当面给人发红包，他的慈善方式在一些人眼中，好听点叫“观感不佳”，难听点叫“砸钱的小丑”，带着滑稽色彩，取乐别人，嘲弄自己。
　　“如果我给了别人100元，不说出来我心里难受。”面对的质疑声音越多，他的行善方式就越高调；你越是觉得他应该收敛一点，他越是拿着厚厚的捐款发票本频繁穿梭于各个电视台做自我宣传。不用怀疑他的智商，从白手起家到身家数十亿，这个地球上没几个人能做到。出力不讨好，他不会不知道。
　　陈光标式慈善，也许根源于他自称的“小红花情结”，也许根源于他乐善好施的天性，也许根源于他对现行慈善制度的不信任，也许根源于他对企业长远发展的考虑，而如某些人所说“在用慈善包装自己”……但他真的是用真金白银在做事，如果你像他坐拥万贯家产，你舍得手把手地把这些家产散发给素不相识的穷人吗?在一个连学校发个奖学金助学金都要让贫困学生在大会上排队上台给相关领导长脸的时代，陈光标的慈善方式真的有那么让人不可接受吗?
　　请不要不怀好意的围观，不要苛责一个至少目前看来还是在用心做慈善的人。“流言可畏”，或可杀人，不被理解的人，其实很可怜。
　　
　　他们被慈善绑架
　　
　　人前光鲜，人后辛酸。这几年参加社会活动过多，经营生意时间太少，从去年11月以来，陈光标的企业3个多月了，一单业务都没有，月月打白板。高调做慈善，到这一步，陈光标是没有退路了。
　　而另一群慈善人士，也快被逼到绝境。2007年，10多名索捐者找南京“慈善狂人”邵建波索捐，有的人甚至拿着当地政府盖章的“请邵建波解决为盼”的公函。邵建波不在，索捐者又跑到邵建波70岁的老母家中索捐，并屡次发生口角冲突。老太太因多次大吐血，被送进医院抢救，医生递交了病危通知书。看着病床上不能说话的母亲，邵建波流泪了：“我捐助过那么多人，现在又有谁肯来医院看看她呢。现在，我躲避索捐，感觉真像在躲债。”
　　何时善良也成为了善良者的一种负担?另一个捐款100万元资助学校的赵雪定，两天之内就遭遇176人上门“索捐”。而赵雪定承包的一个电影院因为没钱雇人干活，不得不自己打扫厕所。一家子挤在两室一厅的房子里，过着清淡的生活。他们都是平凡的慈善家，在自身并不富裕的时候，乐于奉献的精神世界，并没有得到国人的理解。
　　救济扶贫本是慈善人士一种自愿的精神追求与思想境界，然而，面对一次又一次愈演愈烈的“索捐”行为，乐善好施的自由被剥离，异化为精神上与经济上的双重压力，甚至因此而招致不必要的伤害。
　　青岛的慈善家王明殿，本来有5家企业，默默行善15年，累计金额超过百万。被媒体曝光后，也遭到络绎不绝的索捐。他委婉拒绝，就被各地的求助者骂为骗子，而且受到黑社会的勒索、恐吓，以至于5家企业因此而倒闭。
　　这是中国的现实，我们还不习惯与高尚的精神为伍，对捐助者缺乏发自内心的尊重和感激，才会出现大量“索捐”者向“捐助狂人”“打秋风”的事件。我们一方面在感慨中国慈善人士太少，国人慈善意识不强，另一方面当真有慈善家出现时，却被“枪打出头鸟”的事实所伤害。谁又能说这不是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呢?
　　现在中国迎来“慈善春天”的声音不绝于耳，但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让其持续发展。我国在1999年就已经颁布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用于规范类似希望工程募捐之类的公益事业类募捐。但直到目前为止，规范非公益性社会募捐行为的法律还没有出台。捐助者和被捐助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界定，这些全都没有相关法律做出规范。
　　同时，向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通畅的资助渠道，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索捐者”中不乏那些真的需要帮助，却求告无门的人。正因找不到其他寻求帮助的途径，他们才会在无奈之下上门“索捐”。建立完善的慈善救济制度，才能让慈善人士得以精神松绑。
　　
　　丛飞是被施善累死的!
　　
　　还记得2005年匆匆离开人世的好人丛飞吗?他多年来无私地拿出自己的全部收入近300万元，资助183个贫困孩子读书，自己却陷入极度的贫困中：不仅家徒四壁，患了胃癌以后却无钱治病。
　　住院后，许多受助学生的家长打来电话“要钱”，有些没有及时收到学费的家长们对丛飞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反悔自己先前的承诺了。
　　“你不是说好要将我的孩子供到大学毕业吗?他现在正在读初中，你就不肯出钱了?你这不是坑人吗?”当得知丛飞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胃病，对方的反应依然漠然，
　　“那你问问他什么时候治好病出来挣钱啊?”
　　受资助者对资助人过分依赖，为此丛飞也曾独自借酒浇愁……另一方面，丛飞也纵容了受助者的依赖。大学三年级时，受助者阿珍的要求开始升级了，不但要生活费，还要课外补习费以及高档物品。“我们班的同学都用上了MD听音乐，对我们的学习有帮助，可我的父母买不起，您能否也给我买一个?”丛飞到深圳天虹商场花2800元买了一台MD，给阿珍邮去。不久，丛飞只是收到一条短信：“MD已收到。”当得知丛飞生病后，自此再无联系。
　　“先照顾自己和亲人的生活才是帮助他人的重要基础。如果要牺牲自己和亲人去捐助他人，我认为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很有可能是捐助后的快感大大超过了不照顾自己和家人的痛苦感，这种心理上的快感使其乐此不疲。”有评论者分析道。
　　丛飞的道德标准不宜向全社会推广，但丛飞的病态捐助心理，为何没有人来关注?如何持续、不盲目地做公益，诸如此等慈善制度的问题，为何没有组织来与其沟通交流?丛飞是被慈善累死的，也是因盲目公益，坐等着被淘汰掉的。
　　“慈善监管制度的缺乏使得捐助者宁愿绕过相关组织，选择‘一对一’的直接捐助，而这样的捐助背后存在诸多问题，也容易给捐助者本身造成困扰”，辽宁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员张思宁分析。
　　从丛飞到白芳礼，救助失学儿童的普通人一个又一个的站出来，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去。如果越来越多的人，象他们这样，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太过沉重。
　　
　　不给足工资，公益人士将变成被救助对象
　　
　　公众普遍不太理解，做公益是需要成本的，总以为捐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最终的帮扶目标上。“你想发财不能到公益机构里面来，但是做公益的人必须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北京企业家环保基金会(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副会长王维嘉说。
　　老公益人、地球村主任廖晓义荣誉拿了无数，生活却并不富裕，“在最初几年中，我们经常遇到青黄不接的时候，没有钱，很微薄的薪水都发不出来。”在地球村发展的前六七年里都是那样的。直到2005年，廖晓义在地球村领取的工资也才3000多元，此前一直就是2000元左右。
　　这是中国公益组织的普遍现象，壹基金创办人李连杰对此很无奈，“公益专业人才必须给足工资，否则他也将在三年后变成被救助对象。”
　　以北京的草根机构为例，绝大多数项目工作人员的工资都在1000-2000之间(大大低于北京平均工资)，机构负责人的工资在3000左右，能提供三险一金的不多。实际上，机构中行政人员工资比项目人员的工资还要略少两三百元。而假如是在乡村工作、劳工领域或者贫困地区的NGO，工资水平甚至要更低。
　　“并不需要太体面的生活，我们只需要能有正常的收入，基本的生活就够了。”曾鑫说的话令人心酸。但是即使是这样低的要求，短时间却也无法达到。自2010年5月以来至年底，公益组织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中心的6名全职员工就一直没有领过工资。实际上，即使工资按时发放，数字也相当寒酸，只有1700元。
　　“草根组织的确都面临很大资金方面的困难，但并不是所有方面都差钱。很多人都很想帮助伤残儿童，但机构运行的钱却很少有人愿意给。”经常有很多人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我捐出去了100块钱，结果到实际受助人手里就成70块了?
　　在中国，公益活动如果仅仅依靠一些人的理想和激情来开展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必须要成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要做到这一点，公益组织就必须要成为一个常设的机构，要能够为其员工提供有竞争力的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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