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氓：不战沙场亦英雄|战死沙场的英雄

　　李一氓，又名李民治，出生于四川省彭县一个普通职员家庭，青年时代离开家乡奔赴上海，边读书边参加进步学生运动。1925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八―南昌起义，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中共特科工作。李一氓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新四军皖南事变的亲历者，后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担负起淮海区、苏北苏皖边区、旅大区等地方党组织或政府的管理工作。解放后，李一氓同志―直在中国外交战线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晚年，李一氓致力于中国的古籍整理工作，为整理出版中国的珍贵古籍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一氓回忆录》(2001年1月第2版。第1版原名《模糊的荧屏》，再版时更名)详细记述了他1949年解放以前的革命生涯。本文通过对李一氓两位女儿的采访，展现一代革命家鲜为人知的一面。通过跨越时空的追述，跟随一代革命家，寻访他人生中重要的几个片断。
　　
　　遗憾从未上前线
　　
　　父亲一生的遗憾之一，是没有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
　　从我们记事起，和父母一起生活的时间就很少，对父亲的经历，很多都是在父亲去世后，从父亲的回忆录上和一些长辈那里了解的。
　　父亲出生于四川省彭县的一个小职员家庭。虽然祖上是县里的大地主之一，有好几百亩土地、一处大宅院、一处绸缎店和一处杂货店。但后来家道中落，到祖父这一代已经是比较穷困了。我们都没有见过祖父母，只是听父亲说，祖父非常爱整洁，父亲则遗传了这一点。
　　父亲小时候的家境不士子主要靠他在军阀部队供职的三哥接济学习费用。五四运动时期，受到民主自由精神的鼓舞，1921年，父亲没有和家里打招呼|向亲戚借了一百块钱，和同学一路到上海去了。父亲先后在大同、沪江、东吴大学读书。他并不把精力过分放在学业上，而是更关心当时的时局。1925年，父亲在他的好朋友李硕勋、何成湘的介绍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离开学校投入了革命的大潮中。
　　在父亲的革命生涯中，皖南事变对他来说“是一件恨事”，让他在精神和情感上都感到沉痛，为此做过一些诗词。当时，叶挺扫任新四军军长，项英担任副军长，父亲是受中央委派作为新四军秘书长，离开延安的时候李富春同志曾经和他谈话，要他做叶挺和项英之间的缓冲工作。“皖南事变”后，父亲曾希望直接到重庆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但因形势所迫，他辗转到香港，委托承志同志代发他向中央做出的报告。在这些报告中，父亲客观如实地汇报了“皖南事变”过程。在他的回忆录中对事变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客观分析，体现了他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
　　后来我们听到父亲的老战友对父亲在1942年到1946年在苏北工作时期的赞扬。那时，时全区进行土地普查，制定了细致的征收公粮的办法，一年就改变了粮食困难的局面，对三三制的政府组织，减租减息的政策执行，和货币问题的解决，财政收支的改进，父亲都倾注了大量心血。很多人都说“氓公抓生产和理财有办法”。别人问父亲学过财经吗，父亲说，从实际出发，动点脑子总会有办法。
　　1946年苏皖边区政府成立之初，由于八年抗战留下的创伤和遇上40年未遇的大灾荒，全地区灾民高速700余万。面对这个严重情况，父亲亲自抓了苏皖六专署(淮海区)战胜灾荒的典型，最终渡过了这―难关。彼时。苏皖边区政府有比较完善的人员配备，工作涉及到方方面面，父亲从皖南事变的阴影中走出来，在工作中倾尽全力。1946年9月17日，新华社以“苏皖解放区一年的政绩”为题发出专稿，全面介绍和赞扬了苏皖边区政府所取得的成绩，这是全解放区的成绩，也是对父亲作为其中一员的工作的肯定。
　　父亲不仅把经济工作抓得井井有条，而且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包括组织了京剧团去各地演出，后来还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改编成了京剧《九宫山》，受到极大欢迎。
　　父亲曾说，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当时也有过与国民党成立联合政府的准备b他在淮阴的时候，曾经得到华中局的一个通知，说党中央要_从延安搬到淮阴，因为距离南京比较近。工作起来也比较方便。父亲和少数同志在淮阴城外走过几趟，看了些地势较高的位置。但还没有定下来具体位置，解放战争就打响了，原先的计划没有实现。
　　父亲一生虽然经历过多次战争，但都没有到前线打过仗。这后来却成了父亲心中的遗憾。他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急风暴雨时期。今天想来，如果当时能直接参加前线的武装斗争，对自身的锻炼可能更有益处，可惜把这个机会错过了。”可是我们觉得，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地方工作积累的丰富的政府工作经验在建国后没有得到继续，而是转行做了外事工作，有些遗憾。
　　
　　五年牢狱心不改
　　
　　“文革”冤狱五年，父亲却很豁达，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和生死考验的人。
　　1949年6月底，父亲到了北京，当时并没想到要在北京落籍。50年代，国内听从苏联的意见，以为马上就要进联合国了，总理决定成立一个50人左右的驻联合国代表团，由张闻天任团长，父亲担任副团长。代表团驻在赵堂子胡同二号(注：朱启铃公馆)待命，后来因美国阻挠，中国不能加入联合国，这个代表团就解散了，父亲就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及书记，常年在国外工作。
　　1958年，父亲被正式任命为中国驻缅甸大使。当时，母亲在对外文委工作，已经是一名局级干部，她不愿意以大使夫人的身份随任，直到一年后，中国驻缅甸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任期结束回国，母亲才作为下一任文化参赞被派驻过去。
　　因为父母都常驻国外，只是在他们休假或者开会的时候回国，和他们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所以从小时候，我们姐妹上的都是寄宿制学校。因为父母长期驻外，那时我们在北京没有一个固定的家，周末姐姐把妹妹从幼儿园接出来，玩一天再送回去。后来分到了位于北池子的外交部的一间小平房宿舍。面积很小。我们和大姐蕾蕾周六就坐公共汽车回去，有一个阿姨给我们做饭吃，玩一天，周日下午再坐车回学校。每逢寒暑假，父母就拜托其他老同志把我们带到他们家里去。有一年，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妹到裁缝店，给每人做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红呢子大衣，好像是准备带我们出国，后来可能政策变了，不能带孩子出国，我们就没有走成。
　　1963年，父亲从缅甸回国后，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担任副主任。在北京算是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家。那时候苏苏已经到西安上大学去了，只有薇薇在父母身边，经历了一生中唯一的一年幸福走校生活。高三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印象特别深。1964年，国家公派一批高中毕业生去国外学习外语，因为原来学的是俄语。所以只能选择斯拉夫语系的国家，父亲觉得学小语种将来工作要受一些限制，就没有在同意单上签字。当时，父亲就是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管这件事的，全国的名单都在他手里，完全可以把自己的孩子调到更热门大语种 的学生名单里，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这么做。
　　1968年，造反派以“杨余傅事件”为由，把父亲抓起来了。当时我们只知道父亲被抓了，但是不知道被关在哪里。毕业分配工作的时候因为是黑帮子弟，被“开除出国防口”，也不能回京工作。那时妈妈在干校，一家人天南海北。后来，听了一些传闻，才知道父亲被关押在秦城监狱。1972年以后，毛主席批示“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定的，应一律废除”。此后，监狱条件改善了，比较突出的是伙食标准提高，原来只吃窝头和白菜帮，后来就可以吃到肉和鸡蛋了。家属也被舡午去探视。母亲就带着一些水果和书籍，坐着长途汽车去看父亲。
　　1973年，父亲从监狱里出来，被转到阜成路304医院，之后又转到公安医院(注：现在的复兴医院)，虽然一直有战士看守，但已经可以说是一个被释放的信号。那时父亲讲了一些监狱里的事情，他从不吵闹，据说是五年最守规矩的一个。在环境允许时，父亲就是要书看。对于当时的处境，父亲比较想得开。也没有消沉，毕竟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和生死考验的人。我们想也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是孤独的，一大批老战友都是一样的命运，而他们坚信不可能一直这样下去，形势一定会发生变化。
　　
　　从容坦荡真性情
　　
　　待人真诚，做事实在的性格，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财富。
　　父亲平时话不多，做事情很干脆、不拖拉。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讲到各地建淡隋况时，总是兴致很高而且滔滔不绝。他不止一次地谈到50年代武汉长江大桥通车的盛况，每次说到坐着后面全是玻璃的观光车经过大桥，欢欣之情溢于言表。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以后，父亲从秦城监狱出来，与胡立教、孙大光、齐燕铭几位叔叔一共十几个人组成了一个学习班。当时，党中央号召全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他们的学习班就去当地参观学习。后来去大港油田参观的时候，他兴奋地对我们说：你不是说过井架搬家很壮观吧，这次我也看到了，的确壮观，很了不起。他们还参观了新开发的海上油田，从船上甲板要攀登十几米的软梯才能到达平台，或者要坐在一个大网袋内用吊车吊上去b当时父亲已经72岁，是同行中年龄最大的，他告诉我们他是第一个自己徒步攀登软梯上到平台的，很感自豪。有比他年龄小的还是坐网袋吊上去的。
　　在北京到天津的高速公路刚刚修好一小段时，父亲就高兴地带着全家人一起坐车去看。虽然路程很短，我们大家还是很兴奋地一路看一路评论看。父亲还将它和外国的高速公路比较，说中国太大了，要建设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要用几十年。父亲说修好这条路从北京到天津只要一个小时，那时一定去天津看看。父亲他们这一辈人从年轻时就关心国家的命运，就像是古人说的以天下为己任。
　　听父亲的老战友说，父亲的烹调技术很棒，有―位阿姨说在根据地的时候，有时候馋了，就几个人去找我们的父亲。父亲叫警卫员捉青蛙，买青菜，一会就做好一桌菜，什么菜到他的手里就变得好吃了。但是，我们一生中只尝过?次。有一次家里做好了红烧鱼，父亲让我们把鱼骨剔出，他拿到厨旁里，不一会工夫，就端出一盆香气扑鼻的鱼汤来。佳肴的美味和烹饪的过程使我们感到神奇，所以，我们常说父亲是烹饪的天才。
　　父亲是一个爱干净的人，书房总是很整洁，家具的摆设不显拥抚也不显零散，总是错落有致、恰到好处。父亲去世以后，我们曾经听赵朴老说过，他到缅甸的时候，去过大使馆里父亲的房间，房间不大但布置得非常美观，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如果时代不同，父亲一定会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印象中，父亲逢年过节也不去上级家拜访，更不会因为自己的地位而去求别人帮忙。“文革”后，每年春节前都要去看望一下的，只有赵君陶伯母，她是李硕勋的夫人，父亲叫她嫂子。
　　父亲从事了30年外交工作，在很多方面都勤于思表有自己的创见。他不是传话筒式的干部，也不是只会坐着讨好上级的干部，而是非常认真地做事情。他为人实在，从不打官腔，对那些“东风吹，战鼓擂”或者言必谈大好形势的“新八股”一直抱着调侃的态度。
　　我们听到过两件有趣的事情。
　　与父亲在国外共事过的同志曾经回忆，有一次世界和平理事会开会的时候，没完没了地讨论一个非常琐碎的问题，当时会场隔壁正在放-部儿童片，父亲起身离开。法国主席问，李一氓同志你去哪里?父亲说，我们去看电影吧。大家笑起来，会议也就散会了。
　　抗日战争时期，在淮阴的一次干部会，作报告的人正在“一、二、三’地演诜父亲坐在台上，台下有一首打油诗传到一个老同志手中，好像是说报告第一第二第三解放区国内形势国际形势一大套，这个老同志认出是父亲的字体，抬头看看父亲，发现父亲也正笑眯眯地看着他。
　　
　　终其一生“革命者”
　　
　　相较于“文化人’的称谓，父亲更希望自己是一个“革命者”。
　　有人说父亲是一个“文化人”，但父亲却说，虽然他早年曾经参加过创造社、“左联”，从事过很多文化活动，但自己并不属于文化人的行列，我们想他更倾向于自己是一个“革命者”。
　　“一氓”是父亲的笔名，许多人不解其意。
　　毛主席第一次见到父亲，就说，“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_廛而为氓。”(氓：音meng)。父亲年轻时就是怀着这样一颗追求真理的心，成为了革命队伍中的一员，而且终其一生。
　　
　　采访后记
　　
　　1990年，87岁的李一氓同志驾鹤西去。他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我无可悔，也不想悔。我做了我可能做的事情――谈不上什么事业。我没有对不起这个历史，也不曾辜负这个时代。”
　　李－氓的一生，是中国现代史的缩影。
　　在他的革命生涯中，―直坚定地追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做过地下工作、军队工作、保卫工作、文化工作和外事工作，虽历经挫折和磨难，依然无悔无怨。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李一氓先生崇高的人格和信仰，更体现了他英雄儿女的本色。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和后来工作生活都不十分稳定的情况下，李一氓同志对文化的热爱始终如一，从古籍、字画到京剧、书法，爱好之广泛，研究之精深，如今仍被传为美谈。而这正是他被誉为“学者式革命家”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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