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力需改进的方面【新一轮公车改革需看执行力】

　　今年财政部出台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和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的内容预示着我国将启动新一轮公车改革。 　　
　　今年2月，财政部根据《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出台了《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预算决算管理办法》。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2011年(公务)车辆购置及运行费等支出原则上零增长，切实降低行政成本。
　　此前，在2010年3月下旬的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就曾明确指出，目前我国已经具备了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的条件，要在严格规范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的同时，加快推进公务用车配备使用制度改革。
　　
　　蓄势新车改
　　有关统计数字显示，早在“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平均年递增27%，约为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包括司勤人员在内耗用约为3000亿元。在社会强烈呼吁下，各地纷纷采取了“卖公车、发补贴”的办法。然而，汽车在政府采购物品中仍始终占据前三位，2005年全国政府采购公车花了600多亿元，2006年则一举突破700亿元，占财政部预计的3000亿元全国政府采购规模的近1/4。
　　2000年以来，中国财政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约20%，约是GDP增速的两倍。国家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的调研数据显示，党政机关及行政事业单位公务用车总量为200多万辆，每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1500亿元~2000亿元(不包括医院、学校、国企、军队以及超编配车)，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为20%以上。
　　针对公车改革遭遇的难题，在去年全国政协十一届三次会议上，民革中央曾提交过《如何破解公车改革之困局》的提案，受到广泛关注。
　　其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控制公车总量和配备，厅局级以下官员全部取消专车，只有公务用车。保留公务用车的数量，按照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常住人口核定，由人大批准控制。二是学习国外经验，电子监控所有公务用车，监控机构不受当地政府领导，直接向上级负责，网上公开查询记录。三是大规模用车社会化。由政府向租车公司公开招标或租用，对驾驶员的安排可参照国有企业人员分流办法进行。公务车的保养也向社会公开招标，结算由财务和维修点进行，司机个人不介入。四是对不配备专车的公务员按照一定标准实行适当交通补贴，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公务员购买私车，私车公用。
　　2010年6月，国家发改委对民革中央的提案给予了答复，表示正抓紧启动中央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相关工作，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促进此项工作加快推进。
　　同年11月，央视披露北京公务用车已达70万辆，占北京市机动车总量的近15%。公车改革从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思路上再次受到关注。
　　目前的公车使用制度备受诟病。民革中央办公厅调研部一处的华青总结了目前公车使用中存在的问题：一是公务用车费用高，财政负担沉重；二是公车私用现象严重；三是超编制超标准配备使用轿车问题屡禁不止；四是存在虚报维修费用等腐败问题。其他问题还包括公车过多加重交通拥堵等。华青负责了去年民革中央关于公车改革提案的收集整理工作。
　　
　　饱受争议的公车改革
　　在各地进行的公车改革试点中，遭到反对声音最大的是辽宁省辽阳市弓长岭区。
　　2008年4月，辽阳市弓长岭区正式启动了公务用车货币化改革。凡是区直机关、财政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和团体组织的公车和领导干部，都在改革范围之内。除必须保留的执法车、作业车等，公车彻底取消。在该区的车改补贴方案中，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区人大、政协正职6.5万元/年，区人大、政协副职4.5万元/年，享受副县级待遇的领导、区长助理4万元/年。正科级分为四类：2.6万元/年，2万元/年，1.5万元/年，1万元/年；副科级分两类：6000元/年，5000元/年。机关里普通公务员差旅费补贴标准，从原来每年每人1100元提高到1600元。
　　消息一出，争议不断。2009年7月25日，辽阳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通告：“鉴于辽阳市宏伟区、弓长岭区公车改革一事引起网民广泛关注，市政府已于7月6日通知上述两区，停止车改补贴发放。”通告仅此一句话。实行一年多的辽阳市弓长岭区车改被叫停。
　　但实际上，辽阳的弓长岭区车改一年，节省320万，节支率达30%。华青表示，根据他们对有关专家组的咨询，每辆车平均年支出在8万元左右。这样算下来，弓长岭的车改补贴方案中，仅区委、区政府正职8万元/年，其他职位的公车开支还是受到了限制，也确实减少了公车支出。
　　当然，在弓长岭的车改中，暴露出的问题是，由地方政府自行设计车改方案，容易出现官员为自己谋利的制度漏洞。
　　相比之下，得到肯定声音最多的当数杭州。
　　2009年5月，浙江省杭州市市政府出台《市级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1+6方案》，方案提出，3年分3批完成车改，首批确定21家市直机关试点。方案核心内容是：市局（副厅）级以下一律取消专车，大部分公车都向社会公开拍卖，让公车回归“工作车”的本色。实行货币补贴；按职务层级将车补分为9档，最高2600元，最低300元；钱直接打入个人市民卡，只做交通费用，不能提现；单位设立公共交通经费，解决突发事件处理等公务用车；全市成立公车服务中心，统一用车。
　　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杭州的车改是最合理的。”
　　自从杭州车改启动以来，虽然关于运行、补贴等问题的争议一直不断，但一直在持续强力推进中。去年新一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开始启动，宣称杭州公车改革将按照“整体推进，分步实施，三年完成”的思路，到2011年，除公检法等部门外，其他所有市级机关都将不留公车，所有人员参加公车改革。
　　马拉松式的改革？
　　“十年磨一剑”，创业板改革在启动十年后终于修成正果，而在其之前已经开始的公车改革却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如果以1994年作为公车改革的起点，至今已是公车改革启动的第17个年头。与时间相对应的，只是没有明显成效的现状。
　　1994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明确要求：省部级干部按一人一辆配备专车；现职副部长级和副省长级干部，保证工作用车和相对固定用车。由此，陆续掀起公车改革浪潮。
　　1998年，大庆公车改革，车改范围和对象是市直机关(含有机关职能的事业单位)的处级以下(含处级)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53个单位中，首批参改单位为32个，公、检、法和农口等一些单位未列入车改范围。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1998年1月1日前为处级的，车辆保留。对于交车的车改单位官员，大庆给予交通补助政策：正处级每年补助18000元，副处级14400元，正科级2880元，副科级2160元，一般干部每年1200元。
　　2001年起，湖南省资兴市，浙江省杭州市、义乌市，江苏省江阴市，重庆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地方相继开展了公车改革。
　　2004年起，公车改革范围进一步扩大，包括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北、黑龙江等20多个省(区、市)。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4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科技部、人事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出版总署等15个中央和国家机关实施了班车改革。
　　但“最早进行公车改革的则要数广东东莞”，华青说，1993年在中央出台《关于党政机关汽车配备和使用管理的规定》之前已经开始试点工作。
　　这些地方改革的成效如何呢？
　　以大庆市的车改为例，车改当年，就有官员写上访信，科级干部普遍反映处级和科级的补贴差距过大。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公车购买没有得到有效控制。在2009年媒体的报道中，有这样的数据：大庆市直属机关车队资料显示，目前该市副秘书长以上官员46人，配车46辆，分别为7辆丰田4700、20辆丰田4500、17辆奥迪A6、1辆奥迪A5、1辆帕萨特。而根据大庆市最初的方案，车改的第一步决定就是市直机关从1998年起不再购进新车。
　　辽阳市弓长岭区实行一年就因为公众对巨额补贴的不满而叫停。杭州的车改也一直有批评的声音，既有享受车改补贴人员的不满，也有公众的质疑。
　　北京车改十年被指原地踏步。2001年3月大兴区西红门镇成为北京车改的起点。但去年西红门镇表示车改方案目前没有扩大试点的计划；平谷区也未打算扩大车改范围；2004年海淀区温泉镇曾计划进行公车改革，并制订了详细的车改方案，但车改最终未能推行。
　　其他公车改革试点地方情况基本上也多是大同小异。
　　公车改革难在哪里？
　　那么，公车改革为什么难以取得效果？华青告诉记者，公车改革的阻力有两点，一个是公众的不理解。比如，弓长岭的车改，区长和区委书记一年补贴达到8万。这个补贴确实比较高，但是弓长岭的改革方案和实际支出相比，仍然节省了大量公车费用开支。另一点就是公共财政中公车预算没有公开，缺乏监督。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和他的团队对31个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状况进行了连续三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公车数量成为最忌讳的信息之一。
　　对于车改难以进行的原因，很多人认为车改是由既得利益者来进行，容易导致车改要么是补贴过多，要么是改革进行不下去，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说：“改革是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自我革命往往是最难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旧体制中有着这样那样的既得利益的人而言。”
　　叶青认为，综观北京各地改革试点，都有一个普遍特点，即改革选择的都是基层，级别较高的部门都未涉及。而这些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又是现行公车体制的最大受益人或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也成了改革的最大阻力。
　　目前各地的公车改革模式主要有两种：货币化和集中管理。采用货币化的方式，对公车使用人群进行补贴，鼓励私车公用。另外政府根据实际需要，保留一部分公车，对车辆和司机集中进行管理，降低或者杜绝公车超配超编购买使用和公车私用的可能性，减少车辆运营维护中不必要的开支，从而减少公车开支，并能有效遏制腐败。
　　有的地方往往是两种改革模式兼而有之，比如杭州。华青认为，目前杭州的模式比较好，当下可以先在公务用车这一部分有所作为。需要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从源头上控制公车的支出。同时，货币化改革时，车补的范围和标准要综合考虑。各地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尽相同，要根据当地的经济水平和政府财政能力、公车使用的实际需要，以及公众对补贴的接受范围，来综合考虑，确定一个合理的区间。
　　有的地方在公车改革中，采取了明示公车身份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公车私用情况的发生。
　　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曾经表示，对于公车私用问题，“应该管得住，必须管得住”。并强调：“我们能够做到，最根本的是两条：第一条就是公开透明，就要让任何一项行政性支出都进入预算，而且公开让群众知道，接受群众监督；第二条就是民主监督。”
　　如同企业需要进行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公车改革除了需要政府部门内部加强管理之外，还需要来自外部的监督，既需要公开预算，也需要公众的监督。
　　政府部门领导层已经意识到公车改革的必要性，公车支出过高，挤占了其他公共开支。公众对于公车的泛滥也是深恶痛绝。公车改革既有自上而下的动力，也有自下而上的要求。
　　车改试点的最重要意义就是总结教训、积累经验。“改了总比不改强。”华青说，“重要的是行动起来，坚持公车改革。改革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只有通过试点，才能知道问题是什么，也才能采取措施来解决，从而推进公车改革。”
　　
　　上 2005年12月22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小蜀山墓园里，前来祭扫的车队达数百辆，其中一些明显属公车范畴内的车辆也在其中
　　
　　右 针对公务用车管理难点，江西省上高县2009年出台文件，对全县275辆没有明显标志的公务用车实行统一编号，粘贴“公务车”标志
　　
　　北京公车数量将向申请人公开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吉林3月5日表示，备受关注的北京市公车数量将向申请信息公开的个人公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信息公开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依法公开，一种是依申请公开，目前，公车数量问题有申请人向政府提交申请要求公开，因此，将根据北京市政府2010年市级决算报告，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后依申请向申请人公开。
　　
　　国外使用公车经验
　　一是控制公车配备数量和规格，鼓励使用国产车。不少国家政府规定，专车都只配备到各部部长、副部长以上一级的官员。日本总务大臣、副大臣、各局正局长以及正局级审议官可以配备专车，对局长一般情况下只接送到车站，其他公务员都乘坐公交车上下班。
　　二是实行公车购置预算管理，尽量节减财政开支。在法国，购车预算由各部委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在制定年度预算时提出，由“国有汽车购置委员会”进行预审；预算批准后,由代表国家的“国家购置集团联合会”统一从市场上购买，然后转卖给使用单位。
　　三是严格实行专车专用制度，公私分明，杜绝特权。美国政府规定，联邦雇员驾驶公车违章罚款的要由个人承担，未经授权不得驾驶公车上下班，严禁公车私用，私自使用公务车者将受到相应惩罚，包括临时或永久取消其使用公务车的权利、扣除工资甚至开除公职。
　　四是规范公车登记管理，强化用车监管。美国联邦政府主要通过“机构间车辆管理系统”来实现对公车使用的监管。公车使用个人或部门必须每月或每季度填写公务车使用记录表，并上交总务管理局查验。
　　五是采取市场化、货币化措施,保障公务用车。许多国家政府部门都采取租车形式，如德国政府部门有相当数量的租用公车，有时连接待来访外国元首用的车都是租赁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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