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桑尼亚老人寻找中国朋友 寻找落在坦桑尼亚的记忆

　　张宏喜是一位很受欢迎的大使。 　　1999年，坦桑尼亚的国父尼雷尔先生生前最后一个生日，即77岁生日宴会只邀请了一位外国大使，就是当时中国驻坦桑尼亚的特命全权大使张宏喜。
　　
　　初识坦桑
　　1997年7月，张宏喜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参加完香港回归活动之后，便开始急匆匆准备，他将从外交部领事司司长的职务上，调任中国驻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的第九任特命全权大使。任命在年初就已定下，但张宏喜必须完成筹备委员的使命才能赴任。
　　8月25日，张宏喜和夫人弓占荣自北京动身上任，经香港，过毛里求斯，停肯尼亚，一行七日才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一路上片刻不离身，被张宏喜视若生命的是江泽民主席致姆卡帕总统的国书。“如此之远，犹若天涯”。他回忆起当时的场景，颇有感慨。
　　飞机落地，张宏喜到达达累斯萨拉姆已是夜晚。“首都的街道看起来的第一感觉确实比较落后，城市硬件相当于中国解放前的状态。夜晚路上几乎看不见灯。到了使馆区，才有了街灯。”这是坦桑尼亚给他的直观印象。
　　但在随后的拜会中，坦桑官员的热情和亲近感，则让张宏喜大感吃惊。“跟非洲的官员不用说什么外交语言，双方的关系一见面就自然地亲近”。坦桑的官员见到他，就直接称呼“拉菲克”（斯瓦希里语，意为朋友），还有人直接用中文招呼“你好”。
　　这让此后曾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的张宏喜感触颇深。“对一些西方国家，为了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们苦口婆心地做了很多工作，但他们的成见还是很深。但与非洲民众交流不用太多的话，就能够很好地沟通。”
　　
　　爱种地的国父
　　张宏喜初到坦桑就注意到，但凡挂有姆卡帕总统肖像的地方，也必挂有尼雷尔的肖像，下面用斯瓦西里语写着“国父”。这使人感到尼雷尔的影响无处不在。
　　朱利叶斯?坎巴拉吉?尼雷尔1922年4月生于一个普通的村落。他早年就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1962年坦噶尼喀宣布独立成立共和国时，他就任开国总统，是我国在毛泽东、周恩来时代结下的老朋友。尼雷尔于1985年主动辞去总统职务，被坦桑人称为“国父”和“导师”。
　　1997年10月，张宏喜同夫人及使馆随行人员去拜会尼雷尔。“他住的地方大门很简陋，从门外往院子里看可一目了然。有士兵持枪站岗，但车可以一路无阻地开到院内的楼前。”国父的朴素，让张宏喜印象深刻，“客厅内除简单的几件沙发、木椅、茶几之外，别无陈设。两张当地人常坐的那种用牛皮坐垫和靠背的很破旧的木摇椅，牛皮已磨光，明晃晃的，好像我国老农民家里的家具。”
　　尼雷尔爱身着浅灰色短袖衫和西装裤，赤脚穿拖鞋。“后来多次见他，包括同使团一起会见，他大多是这身打扮。”张宏喜回忆道。尼雷尔非常关心中坦两国的关系，当谈及与我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交往和友谊时，他总会兴致勃勃，神采飞扬。
　　尼雷尔自己都记不起已经多少次访华了，张宏喜根据资料帮他计算了一下，他共13次访问了中国。“他说自己还想去中国，特别是想到经济特区看一看。”张宏喜对尼雷尔的表态记得很清楚。
　　1998年，张宏喜再次拜访尼雷尔。午餐后尼雷尔准备下田干活，张宏喜一听说道，“我也是农民的儿子，对土地不陌生，是否可以随你一起去田里看看？”尼雷尔听了乐不可支。
　　“他很快就换上了农装，头戴太阳帽，足蹬防水靴，穿起夹克，拿起手套，扛起农具，俨然老农民一个。”到了田里，尼雷尔向随行人员讲解起庄稼，并讨论起了区分庄稼和草的办法。张宏喜从小就下田干活儿，对此自是不陌生，立刻从田里拔起了一棵草，尼雷尔高兴地拍着他的肩膀大加赞扬。
　　“我亲眼目睹这位世界著名政治家，退休总统的的确确是在耕种土地。所以他了解自己国家的主体――占80%以上的农民，了解自己国家的所有公民，他始终生活在自己的人民中。”张宏喜这样总结自己对尼雷尔的印象。
　　
　　坦赞铁路
　　坦赞铁路是中国对外援助史上的一个标杆，它让中国与非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尼雷尔与张宏喜具体谈到过坦赞铁路修建的背景和由来。
　　在坦桑尼亚获得民族独立之初，全国只有三名大学生，没有一所大学，非常落后。建国后，坦桑的人民非常渴望建设自己的国家，但殖民者在非洲只是掠夺资源，没有基础设施建设。坦桑尼亚和赞比亚计划修建坦赞铁路，但无论是西方国家、世界银行还是苏联，都拒绝出资和参与建设。
　　尼雷尔将目光投向中国。但他也有顾虑，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经济并不发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周恩来当即有针对性地向尼雷尔交底说，坦赞铁路西方不修，中国一定修。刘少奇则直接表态“帝国主义不干的事，我们干，我们帮助你们修”。
　　与中国援建的坦赞公路同时兴建的，还有一条美国人援助的坦赞公路。当年的一位西德记者曾比较过互相较劲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并写了一篇通讯――《毛泽东的人做得更快些》，文章是这么说的：
　　“中国人与美国人正在东非洲进行一场艰苦的决斗……然而，今天已经可以确定一点：中国人已经毫无疑问地占了上风。他们建的铁路工程较原定计划提前了一年半；相反地，美国人落于他们自己计划数个月之后……
　　“在中国人的住处找不到一个非洲人在那里当厨师或佣人。不像那些在非洲的白人家里有黑色佣人在侍候着。中国人也不去找女孩子，他们在晚上也不去邻近的村庄寻花问柳。他们或是下中国象棋，或是打乒乓球与篮球；偶尔也放映中国电影。在来自欧洲的援外人员，美国水手或者非洲政治家们为了找女人过夜而经常出没的有名的咖啡馆、旅馆的酒吧间里是看不到中国人的……
　　坦桑的官员跟张宏喜谈起中国援助修坦赞铁路非常感慨，“中国来了5万多名技、工人员，铁路修好之后，中国完全将铁路交给了我们，没有留下一兵一卒。如果是西方国家，肯定就此控制了我们的命脉。”
　　
　　不可忘却的朋友
　　中国的对非援助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真心实意地去帮助非洲兄弟，所以赢得了很多友谊。“但在改革开放1992年之后，中国一定程度上忽略了非洲这片土地。对欧美高看一眼，对非洲看轻了些。非洲朋友心里都很清楚。”张宏喜在坦桑尼亚担任大使两年的时间，只有10位部长级的官员前来访问。后来他到纽约做总领事，发现3天内就有7位部长级官员陆续来访。
　　当时张宏喜给国内打报告称，“目前这种情况实际上是在吃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非关系的老本儿，再这样吃下去，用不了几年，老本儿就会吃光了”。
　　后来从2000年起，中非合作论坛等机制、平台陆续建立，中国对非工作及时作了调整，对非援助的手段和措施也日益增多起来，这让张宏喜非常兴奋。
　　他在任驻纽约总领事期间，每年都要针对美国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对中国的无理指责做大量的工作。张宏喜深有感触，每次都是第三世界国家帮助中国。在对非洲国家做工作过程中，几乎是有“求”必应，投票时总是向着中国。“关键时刻和根本问题上，非洲兄弟还总是站在我们一边”。
　　张宏喜说，“美国也好，其他大国也好，不能不重视中国，除了我们自己的力量和块头外，就是因为在我们身后站着一大批非洲国家朋友。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在国际上的地位到不了现在这个地步。1971年在联合国恢复中国席位的表决中，76国赞成票中有26个是非洲国家，所以毛主席说我们中国是被这些兄弟朋友抬进联合国的，说得非常对、非常好。现在我们的力量比过去强大了，今后会更强大，但无论多么强大，都不可忘掉非洲的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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