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别 送别丁淦林

发布时间:2020-03-23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说起丁淦林,新闻专业科班出身的媒体人,几乎无人不晓。即使离开校园多年,许多传媒人的书房里,依然摆放着大学阶段的《中国新闻事业史》、《丁淦林文集》等书籍。   2011年9月14日,丁淦林教授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79岁。
  祖籍南昌的丁淦林,1932年夏天出生于江西吉安革命老区。吉安是一个进步力量比较活跃的地方。14岁时,丁淦林进入吉安至善中学学习,当时正值解放战争初期,他在这里遇到了启蒙恩师陈启昌。这位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思想进步的校长,给丁淦林的成长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由于陈启昌校长提倡他们博览图书报刊,自由议论各种问题,在两年半的初中学习中,丁淦林最喜欢读报、看杂志,并大量接触到了《观察》杂志,《大公报》、《文汇报》和《文萃》等报纸。
  到了1948的夏天,丁淦林转入吉安阳明中学读高中。在这里,他进一步接触到各种书报,比如《群众》杂志,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范文澜、翦伯赞写的书。高二时,丁淦林负责学校学生会的编墙报工作,开始了“新闻之旅”。
  至善中学和阳明中学的求学经历,孕育了青少年时期丁淦林的家国情怀和公共意识。
  1951年,原本打算报考北大经济系的丁淦林,不小心报考了华东区,随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新闻系。“复旦不是改变了我的人生,而是确定了我的人生。”丁淦林在《复旦改变了我的人生》丛书中说道。
  中学时培养的读书报的好习惯,一直被丁淦林保留。大学时期,丁淦林一边畅游在复旦的书海中,一边在每个星期都会抽出半天时间阅读各种报刊,并进行比较。有师生回忆,丁淦林喜欢边读报边做笔记,他看到有用的材料便剪贴收集,不能剪贴的便把全文抄下来,阅读时的感想也写在旁边。曾有记者看到过丁淦林的笔记,两本厚厚的32开的本子中,每一页都用水笔整整齐齐写满了报纸的内容,分门别类,还画了表格,上面清楚地记录着报刊的日期、内容和附言。因此,对于新闻史上的各种掌故,丁淦林讲课时,总能信手拈来。
  1955年,丁淦林被分配到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外新闻事业研究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新闻教育和研究。1958年,对于26岁的丁淦林而言,是重要的一年。他创办了全国第一份公开出版的招生报《招生通讯》。此后,全国各地都办了这种招生报纸:铅印四开小报,4到8个版,不定期出版,上面有专业介绍,如何准备考试等相关内容。同在这一年,丁淦林带领学生在上海第五钢铁厂参加劳动时,又带领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创办了第一份基层报《合金钢》。
  在此后的动荡岁月中,即使学术空间极度萎缩,丁淦林仍旧利用一切机会搜集史料,潜思默想地展开“头脑中的学术思考”。“不求闻达、不迷做官”的丁淦林,在每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都选择做学问、做老师。但在1990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师公选院长时,以绝对多数票成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也是全国新闻学院历史上,唯一一位由教师公选的院长。
  丁淦林著作等身,在新闻界影响深远。从1995年到2002年,丁淦林主编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这是国家教育部正式发布的新闻传播学唯一的一本大纲。此后出版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更是极具代表性的国家级教材。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丁淦林参加编写的教材,公开出版的有6种以上。对当前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现状,丁淦林也提出,中国的新闻史还缺乏世界眼光。
  即使身兼多个职务,晚年的丁淦林仍然坚持为学生上课。有学生回忆,1999年,丁淦林教授《中国新闻事业史》时,总是会提前10分钟到达教室。连上3节课,从下午1点半开始站上讲台,一直到下午4点。博学多识、谈笑风生且和蔼可亲的丁淦林,让师生们非常难忘。
  丁淦林曾说:“我传给学生最多的不是学问。因为新闻学科本身的东西就是这些,也没有什么秘密好传给他们。我对学生的影响,主要是两点:一个是治学态度;一个是治学方法。“学术研究要严谨、务实,不能做假。还有就是,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要盲目跟潮流,也不要盲目跟着材料跑。要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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