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巷街一家人|一家人在街市上闲游的故事

　　人物名片:赵东升,59岁,在外地工作三十多年后重新回到武汉鲁巷街的城中村生活,现已退休。他在鲁巷街生活了十多年,2010年元旦搬进位于光谷步行街的还建房――康桥小区。
　　
　　赵东升从大冶煤矿回到鲁巷街,已经是1998年年初。那年煤矿破产,他的工人当到了头。一直守在鲁巷街三间小平房里的70多岁的老娘喜笑颜开,炖了满满一锅排骨藕汤迎接他和媳妇的下岗。
　　赵东升是不情愿的。尽管煤矿也远离城市,但他的身份叫职工。而回到鲁巷街,他变成了城中村村民。鲁巷街这个城中村的组成比较特殊,关山村村民和非农业人口各占一半。
　　赵东升家属于非农业人口。老娘那一辈本来是关山村的村民,但1953年华工建校征地,全家被还建到鲁巷街。父母当年参与建设华工,身份也随之农转非。但过去30年,老娘一直住在鲁巷街的城中村里,赵东升一家只有年节才能回武汉探亲。
　　
　　儿子想逃离城中村
　　
　　赵东升回武汉还有一个原因。他儿子明明1998年7月就要考大学,他和老婆想让孩子考回武汉,最好能上个华中科技大学,过条马路就能全家坐一起吃饭。
　　因此,即使心里有点委屈,赵东升还是干劲十足。他向东湖开发区打了个报告,准备把黑漆漆的小平房彻底翻修,盖成三层小楼。
　　材料费和各种乱七八糟的费用加在一起要10万元,赵东升花完了所有积蓄,还把武汉城里的亲戚借了个遍。老娘怪他摆阔气,赵东升想的却是,要让老娘在这儿舒舒服服过完晚年,还要给儿子准备个像样的婚房。
　　2000年夏天,赵东升全家总动员,开始盖房。院子里的树,一棵都不能砍,还要在最粗的槐树下面支个白色的摇椅秋千。厕所里装着抽水马桶,就连厨房也安上了抽油烟机。尽管厨房的地上还整整齐齐排着用来盛水的六口黑陶大缸,但他觉得,他们家和村里人,还是不一样。
　　赵东升没想到,自己的一番苦心,没换来儿子的认可。在中国地质大学上了两年学的儿子一年都不愿回几次家,刚开始赵东升以为学校比预计的多隔了几条马路,有点远。后来听到儿子打手机,才会过神。儿子回家时要是和同学约着见面,从不约在家附近,一般都是“华工南三门”或者“白帆船”(鲁巷广场)。
　　赵东升没怪过儿子,甚至在内心深处他还有点理解儿子。偶尔在一张桌上吃饭,城中村,是他和儿子都会自然回避的话题。
　　
　　他有些留恋城中村
　　
　　新房子却让很多村里人好生羡慕。还有不少人跑来参观,在秋千上感慨城里人的浪漫。赵东升的虚荣心得到小小满足,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一屁股债。
　　2001年上半年,他托关山村的熟人找关系进了新开业的一家大商场,当上一名收银员。“鲁巷那会儿没一家大商场,那家商场的生意不知道有多红火。”虽然一个月只有500多元的工资,但朝九晚五、按月领工资的生活方式让赵东升又找回了城里人的感觉。
　　他不愿意像村民那样,把房子出租给那些不知根底的外地小生意人。也不愿意过收房租、打麻将的日子。鲁巷街上他来往多的都是和他一样在企业上班的人,他们的话题大都是单位效益或者社会新闻,平时话不多的赵东升那会儿就分外活跃。
　　有时候商场会把一些没用完的小赠品送给赵东升,几袋面巾纸,一个小玩具。赵东升的老婆把各种包装的面巾纸都存在抽屉里,有客人来就拿出来用。
　　赵东升不让老婆跟着村里的妇女们去附近的农贸市场称纸,他家里那个花了三元钱买来的纸筒里装的是8元钱一提的打折纸。那是大商场里最便宜的纸,打折的规律赵东升已经完全掌握。
　　但赵东升从不在外面买菜,即使是晚上打了特价。“家里种的菜太多了,超市里的也没那么新鲜。”他在院子前后开垦出来两块地,种满应季时蔬,还养了几只鸡。每顿饭的蔬菜总有三四样,吃不完的老婆就拿出去卖。
　　其实种菜最重要的目的还是省钱。赵东升承认,“这条街上,经济条件最好的是关山村的人,两口子都在企业上班的职工家庭最穷。”
　　爱四处串门的老娘告诉他,关山村早早就成立股份制集团,凡是村民,都能按股分红。赵东升家的邻居,84岁的张婆婆,因为那张农村户口,每年有几万的分红,还不算每个月1千多元的工资和各种福利。赵东升和老婆两个人的月工资,还不到两千。
　　每到给儿子交学费的时候,赵东升就很羡慕村里人。他的内心很矛盾,有时候会想,要不要想想办法,让儿子毕业后在关山村的企业上班。但他明明知道,儿子理都不会理他。
　　他对城中村的感情越来越复杂。每年春天槐花飘香时,老婆用它和了肉馅做圆子吃。夏天热起来了,一家人在树底下支张桌子吃饭,屋前面的一面水塘开满了荷花,“世外桃源不也就这样”。
　　2002年夏天,儿子大学毕业,谈了个武汉的女朋友。赵东升兴致勃勃给儿子的房间安好空调、买来洗衣机,打电话喊他们回家住,儿子一口回绝了。赵东升有些难过,他知道儿子的想法,索性学村里人把那间屋租了出去。
　　就在这时,他听到村里的最新消息,“我们这儿可能要修步行街了,过两年可能都得搬走,政府会还房子给我们。”
　　
　　过渡期非常不适应
　　
　　传言很快就被穿着工作服来院子里测量的工作人员证实。2003年下半年,一直在外面和女朋友租房的儿子明明突然主动跑回来吃饭。“这儿拆了,我们就要搬到城里的小区了吧?不知道会搬到哪儿呢?”
　　赵东升从儿子脸上读出了对城里生活的憧憬。他算了笔账,几年后的房价肯定在3000元以上,即使卖掉还建房,他也不算亏。更让他高兴的是,在城里的新小区有了房子,儿子肯定就愿意搬回来一起住了。
　　老婆却不那么兴奋。她每天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家里的动植物身上。两块菜地,加上村里有家人不愿意种请她代劳的;六只猫,专门用来对付猖獗的老鼠。“城里的小区肯定没处种菜,也不会有这么大的院子。”
　　因为儿子的出现,赵东升再一次想念城里的好。他甚至开始频频打麻将,只是因为麻将桌就是村里的广播园地。拆迁的事情确定后,关山村的村民定期开通气会,商量拆迁的具体办法。他只有通过牌桌知道一些最新的谈判进展和还建规划,他发现,这个时候,他这半个城里人又成了弱势群体。
　　看似平静如水的田园生活,赵东升一家过到了2005年。“就地还房”,是赵东升听到的最好的消息。这就意味着,他们将来要住在热闹的步行街隔壁。这一年,拆迁办开始和村民谈判。为了知道更多的谈判技巧,赵东升常常搓麻将到深夜。
　　2005年下半年,有人谈妥搬迁,村子里不安的情绪越来越浓。赵东升房前的那片荷塘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垃圾场,大家搬家时不要的东西扑通一声就丢了进去。接近年底,一部分搬空的房子变成了废墟,拆迁和建设开始同时进行。
　　机器作业声和尘土步步紧逼,加速了赵东升和妻子离开的脚步。“其实还是没弄清楚政策,就稀里糊涂搬了。”2006年9月,赵东升在合同上得到的还建房是一套130平米的大房和一套100平米的小房,余出来的50平米换来了13万元现金(一平米按2600元赔偿),他准备用这笔钱装修。
　　当拆迁队从院子里砍走整整两车树时,赵东升的心彻底空了。他扯着还对6只小猫恋恋不舍的老婆,花了50元钱雇辆小面包,匆匆离开。
　　即使算上最后一年每平方米10元的过渡费,赵东升还是觉得三年的租房花费不小。他和妻子最后选中离鲁巷很近的一个老厂区的家属楼,四十多个平方,每月只要100元。为了节约租金,赵东升把老房子里舍不得丢的家具都寄存在武汉的亲戚家。
　　不适应马上出现了。刚搬过去时,赵东升还和妻子回去种过菜,但因为没人看着,还没长熟,就被偷得只剩下叶子。他们只得放弃,但超市里的菜太贵,他们就近发现了三个蔬菜批发市场。说是就近,最快也要走50分钟才能到。
　　老家属楼年久失修,常年阴暗潮湿,赵东升的关节炎越来越严重。最后,他只能辞了那份商场的工作。唯一能安慰他们的,是步行街日新月异的变化。
　　每隔两个月,赵东升就去还建小区附近看看。那片曾经让他们绝望的废墟已经变成一条非常热闹的步行街,仅一街之隔,他们的小区正在一点点变高。与他们小区相邻的,是市价已接近7000元的商品房。赵东升这才发现,当年那笔账算的太少了。
　　
　　匆匆变成城里人
　　
　　2009年5月,赵东升站在康桥小区的公告栏前,想起了儿子当年高考张榜。一样的红纸黑字,只不过这回出现的名字是他和再次改写他身份的房间号。
　　搬家,这是赵东升一家人最强烈的念头。国庆一过,全家人开始忙着装修,儿子也请假跑来帮忙。家里刚刚把旧房子的债还清,能凑出来的装修费十分有限。130多平米的房间只有6万元的预算,花费最大的部分是实木地板,因为赵东升的关节炎不能再犯。
　　小区里活跃着无数辆摩托车和电动车,这是村里大多数人买装修材料的交通工具。有不少人等不到装修味道散尽就迫不及待的搬进去,因为他们不舍得再花租金了。2011年,整个小区的1400多户人家将不再有城乡的身份区别,全部农转非。
　　赵东升考虑到自己和老婆的身体,搬家的日子稍微推后了些。他们搬进新家的时间是2010年元旦,他特别挑的日子。儿子和准儿媳在吃完团圆饭后,再一次离开了。
　　赵东升的团圆梦只能做一半,因为儿子要把那套小房子装修了,做婚房。赵东升跟老伴念叨,“早知道他还是不跟我们住,就要三套小房子,我们俩守着这么大一套房子干嘛?”
　　不过他们还是比老邻居张婆婆幸运。自从搬到新小区,她就是一个人住了。张婆婆家在村里的房子很大,分到了四套房子,三个儿子一家住一套,最后给张婆婆余一套。她年龄太大,上下电梯根本看不清楼层。每天出去溜达,必须得等到有人下楼才敢跟在后面一起走,有时候实在等不到人,就来敲赵东升家的门。
　　老婆比张东升更习惯小区的生活,她报名参加了小区的腰鼓队,训练完还和新认识的朋友一起去健身器材区舒展下筋骨。
　　他们有时也想去小区的广场找人聊天,但很难找到一张熟悉的面孔。“房子赔得多的人根本不住这儿,他们把这房子出租或者卖了”。小区附近的高校和消费场所多,年轻人来租房子的很多。
　　小区门口有了更高级的超市,叫家乐福。赵东升和老婆在比较了它和其他几家超市的单品价格后,偶尔会在那儿买点油米调料。每天早晨,他们还是拉着小推车,在远离城市的三个蔬菜批发市场辗转,那儿的菜价比任何一家超市都便宜。
　　儿子带准儿媳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多,他们有时是来讨论新房的装修方案,有时是去逛那条步行街。一起吃完晚饭,赵东升老两口喜欢远远的绕开步行街,到水塘边散步。“那儿像乡下,安静,空气好。”
　　然而,热闹还是离赵东升家越来越近了。他家的小区门口,一条西班牙风情街初见规模。他听说,“那条街的宣传标语是要给城市高端人群服务,让他们找到失去的田园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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