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基层”的理想和责任_走基层

　　“日复一日的工作，平淡琐碎的生活，让理想沾染了灰，就如网上流行的签名：别跟我谈理想，我戒了。我们这代人过分强调了个人价值，自认为这是务实，是不好高骛远。其实是不敢承担责任，不敢承认自己有胸怀天下的梦想。
　　我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我很幸运，我生活在一个剧烈变革的伟大时代。我明白，个人的理想应该到组织中实现，个人的理想只有融入社会历史的发展才有意义。”
　　 ――“百村调研”十团组员罗凯世在总结会上说
　　
　　8月22日，由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组织发起的中央国家机关青年干部“百村调研”实践活动总结汇报会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百村调研”活动的主题是“根在基层，情系民生”。这次走基层活动共有71个国家部委单位的633名青年干部参加，足迹遍于全国17个省36个县100个行政村。
　　如此大规模的青年干部走基层活动被誉为“新时期的公务员‘上山下乡’运动”。今年，湖北、山西、云南等省份纷纷开展干部下乡驻村活动。
　　走基层、看民生、话“三农”成为各级政府和单位工作的重要主题，而如何走、看什么、怎么看，成为很多人关注的话题。
　　
　　贫穷是什么样子
　　看到摆放在堂屋的两口棺材，刘西永不由得心中一震。在湖北省房县红塔乡潮汪村，对此的惊讶和不解，让他第二天一早又走进了这个村特困户张大爷的家。
　　数十年前的老房子，砖砌的土墙、斑驳的木门，硬土层地面，74岁的张大爷和老伴71岁的高大娘就住在这里。
　　张大爷1993年被发现患有先天性黄疸肝炎，热不得，累不得，抽烟喝酒都不行，在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有4个多月时间动弹不得。张大爷曾去看过医生，20多天下来，“把一头200多斤的猪卖的钱都花光了”。由于舍不得花钱，就一直硬撑着没有住院，直到现在，张大爷的病还时常发作。
　　高大娘则双目失明，而且还患有肺病。她的右眼是1983年时瞎的，左眼是1988年时出的毛病。当时，高大娘怕看病又得花钱，总想着明天病就会好了，所以她没有去医院看过病，病就给耽搁了。第二年，高大娘的两只眼睛彻底看不见了。
　　在右眼刚失明的时候，高大娘一想到将来看不见东西不能干活了，就天天哭。而到左眼看不见东西的时候，老大娘已经十分“坚强”了，每天来回各屋子之间，都是扶着墙走路，一不小心就碰的鼻青脸肿，甚至是摔跟头，她又急又气，却强忍着一声也没有哭，她觉得这就是她的命，她努力抗争也改变不了的命。从那时直到现在，22年间，她再也看不到孩子们的模样了，也再看不到这个小村子的变化了。
　　愚昧和迷信并没有在这个年代远离这里。高大娘曾三次去武当山拜神求仙，求神仙保佑自己的眼睛能好起来。有一次，高大娘把家里的一只老母鸡卖了，攒了20多块钱的路费，几经辗转来到了武当山，花了10块香火钱，面对神灵虔诚地烧香磕头。可等到回来的时候，她身上已经没有了盘缠，只好步行回家，本来眼神就不好的她，从武当山到潮汪村，走了整整三天两夜，一路上跌跌撞撞，一不小心掉到了沟里，弄的浑身是泥，她爬起来接着走，到半夜时她就借宿到路上的乡亲家。连去了三趟，她的眼睛终究没有好起来，反倒越来越严重。
　　 “你们不知道新农村合作医疗吗？去医院看病政府给报销不少钱呢！”刘西永不禁问道。张大爷缓缓地说：”我们都参加了新农合，现在农村卫生所里打一针能报销10块钱，这是好政策啊！可城里的医院一进去就要交好多钱，国家给报销一部分，剩下钱的还是交不起。”
　　养儿防老的观念在农村根深蒂固。他们的儿女呢？张大爷有四个子女，其中三个都被疾病纠缠，儿女们的家庭都很贫困，根本无力再去赡养老人。高大娘说：“孩子们过的都仅够他们自己的，我们能不靠他们就不靠他们。”
　　谈到棺材，张大爷说，“我们现在都是七十多岁的人啦，人的命是天定的，活过今天可能就没明天了，这两口棺材是我们为自己准备的。”高大娘说，在潮汪村，买一口普通的棺材要1200块钱左右，如果买一个好一点的需要几千块钱。为了节省钱，张大爷天天上山自己砍木材，花了200元钱请村里的木匠加工了这两口棺材。“孩子们都不在身边，他们过得也挺不容易的，不能给他们添麻烦，有了棺材我们心里就踏实了，啥时候死都不怕了。”
　　讲到这里，在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公室工作的刘西永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每天面对死亡提醒的两位老人，何其坚强无惧。善良的他们体谅子女，还不断重复着村里对他们的照顾、国家政策好。与承受了诸多苦难的老人交谈，刘西永深刻地体验了生命的宽容、豁达与坚韧。
　　贫穷，是个什么样子？之前生活不曾拮据过的刘西永没有想过。然而，这次他了解了，中国的贫困人口或达上亿（上调扶贫标准后），扶贫任务巨大，而扶贫不仅仅是有衣穿有饭吃，需要的可能更多。
　　
　　最美丽的金银花
　　农谚讲：“涝死庄稼旱死草，冻死石榴晒伤瓜，不会影响金银花。”具有药用价值的金银花生命力旺盛，广泛生于南方灌丛、乱石堆、山路旁及村庄篱笆边。这种小而柔弱的金银花在来自国务院办公厅的梁荣看来，却异常美丽。
　　他讲述了一段关于金银花的故事：
　　今年5月的一天，作为“百村调研”活动一团七组的人员，梁荣来到湖南省桑植县三岔湾村。刚走到村口，村里的孩子就涌了上来。看到孩子们，梁荣一行都很高兴，把随身带的糖果都拿出来分给他们。分完糖果后梁荣才发现，有一个小女孩没有分到。看到她满脸委屈的样子，梁荣想安慰她几句，可刚走上前，小女孩就扭头跑开了。
　　那天下午，梁荣一直惦记着这个没有分到糖的小女孩，找了她好几次，都没有找到。第二天，梁荣在三岔湾村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看到了她。当时小女孩正和同学们一起唱一首叫《冰糖葫芦》的儿歌。等到歌声结束时，梁荣走上前，一边掏出糖果，一边问她喜不喜欢吃冰糖葫芦。小姑娘低着头，默不做声，也不伸手接糖果，弄得他有些尴尬。学校老师赶忙过来圆场，说小姑娘没出过远门，没吃过冰糖葫芦。
　　梁荣很好奇，冰糖葫芦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她怎么会没吃过呢？在他的一再追问之下，老师告诉他，小姑娘的妈妈很早就去世了，爸爸常年在外地打工，她还有个妹妹，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姐妹俩平时连普通的糖都很少吃，更别说冰糖葫芦了。听到这里，他连忙蹲下来安慰她，答应一定给她买冰糖葫芦。
　　“接下来几天在村里走村串户，几次想进城去买冰糖葫芦都没能抽出时间，慢慢地我把这事儿给忘了。直到离开村里的头一天，在路上我又碰到了小姑娘，这才猛然想起冰糖葫芦的事儿。我感到非常内疚，可她也好想忘了这事儿似的，只是一个劲儿地感谢我那天给她送糖去，说把我送的糖带回家，妹妹高兴了好几天。”听了小姑娘的感谢，梁荣更加内疚了，他想去她家看看，她摇摇头，说要赶着去卖金银花。梁荣这才注意到她背篓里放着金银花，“我问：这花卖多少钱一斤，她说五块一斤。我想，正好借着买她的金银花多给她点钱，可又担心被她发现后不肯收下，于是抓起一把金银花，把钱放进她背篓里，转身就走了。”
　　五月下旬的一天，回到北京的梁荣收到一张来自湖南桑植的包裹单，从邮局取回一个沉甸甸的包裹，打开它时，满满的一袋金银花散落出来，他一下子惊呆了。在金银花里他找到一封信，信里写道：“叔叔，谢谢你买我的金银花，那天你走后，我才发现你给的钱给多了。我应该把多的钱还给你，可家里实在太需要钱了，妹妹想上学，我每天都去采金银花，可钱还是不够。我能用金银花还你的钱吗？希望你能收下它……”读到这里，他一下全明白了。看着那铺满一地的金银花，他的眼睛模糊了，泪水顺着脸颊缓缓流下。
　　后来，他从村支书的电话里得知，就在他们离开村子的那天早上，小姑娘为了多采些金银花，一大早就进了山，结果不小心滑落到山沟里，摔伤了腿，可就是这样，她还记着寄金银花，催着奶奶去支书家，早点给梁荣寄来……
　　在桑植，梁荣遇到了很多像这个小姑娘一样的留守儿童，在调研报告中，他写道，桑植县父母双方均外出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儿童达13000余人，占学生总数的32%。根据调查，他们大多生活自理能力较强，渴望着父母亲情的呵护；同时，由于家庭监管的缺失，他们有梦想但缺乏信心，有些孩子性格容易偏激。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权威数据称，中国农村目前“留守儿童”数量超过了5800万人。这群孩子10年之后就会慢慢进入社会，由于家庭亲情以及隔代教育的缺失，他们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社会群体？梁荣继续思考着。
　　
　　沉下去的是感情，浮上来的是问题
　　在机关单位工作，因为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以及每天面对着各种公文和繁琐工作，感情似乎也变得冰冷。曹冰，在国家信访局工作十年来，他处理了10万封来信。他说，以前看待这些信，从不多想，觉得无非是些信件而已，他觉得工作很枯燥。
　　在“百村调研”的活动中，他们跟江西赣南族坑村的老?们一起听着鸡叫起床，枕着蛙声入眠；端起糙碗吃饭，卷起裤腿下田，在没有电视、没有娱乐、没有酒精、没有堵车的日子里，心灵被乡村的独特记忆和感情萦绕。对于工作中的那些信，也会想到背后的人，对他们的理解逐渐变深。
　　而国土资源部的张士宽去的是广西德保县都安乡巴荷村。
　　巴荷村有10个自然屯，其中陇栋、浪显、陇其、吞赖等4个自然屯地处大山深处，没有路，没有医疗点和医生，没有学校，孩子上学必须翻山出来，寄宿在学校，一周回家一次，所有生产生活物资都只能靠肩挑人扛进出……
　　这些情况让张士宽他们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要进去看看！为了进入这一调研地点，一直在机关工作的两个30来岁、身强体壮的小伙子于早上10点出发，徒步攀越两座山，艰难跋涉两小时，到达陇栋屯。
　　到达之后，他们一路不停留，在村支书和村民的指引下，他们走访村里留守的村民，查看他们的房屋、水窖、田地、牛棚，甚至厕所、猪圈……
　　此外，“走基层如何依靠现有的基层政府组织有效地调研，避免蜻蜓点水和走马观花？”来自商务部的黄磊去的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山东省龙口市东江街道，他直言不讳地提出此问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要求让黄磊觉得这个办法能让走基层活动变得务实而有效。
　　在众多的乡村调研报告和走基层心得体会中，记者看到最多的不是发展的成绩，而是“问题”。
　　在老、少、边、穷等地区，他们看到五保户的家徒四壁，会发出“农民难，最难在增收”的感慨；对于农村绝大多数青壮年外出务工，务农的只有老人和妇女的情况，他们提出，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由谁接手的问题，更有人挥笔写下《二十年后的田地谁来耕种》的调研报告。
　　对于农村教育问题，他们访问了1900余名留守儿童，了解到很多基层一线的真实情况，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写出《湖南省桑植留守儿童情况调查》、《儿童节，你快乐吗？》等调研报告，展现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的生活。
　　对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国土资源部邱少俊在对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六指街道滨湖村调研后，运用专业知识和视角写下了《四问“农村土地流转”》，深入探讨了大城市周边农村土地流转及其带来的问题；水利部的何峰则根据在安徽省凤台县关庄村的调查情况，写下《民生工程怎解民忧》一文，就农村饮水安全工程重建轻管现象进行反思。
　　更多的农村问题也随着走基层的脚步和沉下去的感情浮上来。在山西省永和县，财政部的李旭鸿通过调研，得出“农民荒”是当前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和农民增收中的重大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此外，农村基层政权弱化，乡村干部部分年龄偏大、负担过重，农村红白喜事“随礼”给农民造成的负担，乡村学前教育缺失等问题也被一一提出。
　　对于这些“问题”，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书记张璐表示，团工委已经按照分类整理出了数本调研报告，针对这些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会组织相关专家进行研讨，之后将送有关部门，为其开展工作提供一定参考。
　　
　　记者手记
　　走基层的目的是了解国情。活水源头来，基层天地宽。这个命题的成立需要两个因素：一个是为了工作而脚踏实地；另一个是胸怀天下，需仰望星空的气质。
　　中央国家机关团工委书记张璐说，青年干部在深入基层的实践中，与群众结下深厚的感情，对国情有了深刻的认识，这种情感和认识必将转化成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走基层是个老话题，是“故事儿”。干部走基层、青年走基层、记者走基层，为的是剔除“出家门入校门、进单位门的‘三门’别号”；走基层，也不是故事，讲给人听听的；他们说，走基层看到了很多真实的情况，能触动心灵深处那曾经欲“石化”的情感。
　　 于是，“百村调研”结束一个月后，财政部两名青年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利用休假时间开始了自己的“百村调研”；8月12日，国家开发银行组织百余名机关青年赴宁夏固原开展金融服务贫困山区的调研实践活动；8月22日，农业部50名优秀青年干部赴10个省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驻村调研活动……
　　一次基层行，一生乡村情。“面对现实主义的问题，重拾理想主义的热情”，“百村调研”就是一次重塑理想信念的实践。关乎理想和责任的“百村调研”，注定“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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