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民主是一个陀螺_中国社会阶层17层划分

发布时间:2020-03-30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的刊发,引发了海外媒体的丰富联想:“解套说”、“投石问路说”等揣测纷纷出笼,而俞文对民主的论述,亦被视作对传统意识形态表述的重大突破   
  “实在抱歉,俞教授在年前都没有时间了,请您理解!”1 月10日,俞可平的秘书第N次客气而坚定地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
  
  而从1月 10日到 13日,记者变换号码,数次拨打俞可平本人的手机,或者关机,或者始终无人接听。
  俞可平是谁?
  在2006年年底之前,俞的官方身份是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比较不为人熟知的身份是联合国全球政府创新咨询专家、法国高层重要思想库“政治创新基金会”的外籍监事,此外,还一直有传闻说他上可“通天”。
  岁末年初,俞一下成了公众人物。似乎是一夜之间,他的名字,伴随着一篇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的短文,传遍了几乎所有的海外中文媒体。
  此文于2006年10月 23日首先见诸《北京日报》, 12月27 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时报》全文转载,当日人民网、新华网等又纷纷转载。“官报”、“官网”的不寻常举动,引发了海外媒体的丰富联想:“解套说”、“投石问路说”等揣测纷纷出笼,而俞文对民主的论述,亦被视作对传统意识形态表述的重大突破。
  博客们在转帖,论坛里在讨论,1月 11日,俞可平的名字,又和他的一篇旧文《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被放在某门户网站的每日评论栏目,而这里通常是时评作者讨论前一天发生新闻的地方。
  如此热闹,大约并非“不追求轰动效应”的俞可平所乐见。
  
  没人们想的那么复杂
  
  “很奇怪,这篇文章不是挂在网上很久了吗?为什么现在讨论起来?”俞可平的同事、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红云对记者说。
  周所说的“很久”,是指《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早在2006 年9月 15日就上传至中国政府创新网。该网由“中国地方政府改革与创新”课题组创办,俞可平正是该课题组的负责人。
  记者在该网站看到,《民主是个好东西》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10月出版的俞可平同名访谈集的自序。俞在这篇自序中说,“我把这个集子起名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我 2005年在接受香港《大公报》记者采访时说过的一句话。不少读者可能会问:民主是个好东西,这还有什么好说吗?是的,这有很多话可以说,而且应当好好说一说。”
  “好好说一说”被解读为一种“风向标”,始自党报《北京日报》的转载。该报10 月23日理论周刊的争鸣版刊发了《民主》一文。
  理论周刊的编辑刘立志对记者说,当时是先看到这本书,觉得写得很好,然后联系俞的秘书,得到了书的自序,改成适合报纸的文体,遂以《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为题发表,这期间并未联系俞可平本人。俞的秘书阎健,亦从侧面证实了刘的说法。
  对于海外媒体的解读,刘连说了好几个“瞎猜的”,“以前咱们这类似的事儿,多了!”他说。
  12 月27日,《学习时报》文摘版转载该文,同日上下午,人民网、新华网也全文转载。《学习时报》的二编室主任蒋一兵对记者说,这是一次“正常的流程”,事实上,他事后亦和版面编辑讨论过这个问题,觉得稿子“选得好,影响大”。
  人民网理论频道的编辑字秀春则告诉记者,人民网与《学习时报》签有转载协议,她当日上午看到《民主》一文“论述到位”,便进行了转载,并没有人们想得那么复杂。
  在记者采访的若干位学者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称《民主》一文观点上并不新,但多数人认为很有正面意义。一位和俞可平有过相当交往的学者对记者说,俞文观点很鲜明,可能是对前一段(有关民主的)学术争论的一个表态。
  “他曾经被人批评过‘西化’,我知道的,他有过这种压力。”这位学者说。事实上,就在记者采访过程中,亦听到有人说俞“为西方意识形态做宣传”。
  一位中央编译局的学者则说,这种压力“我们都遭遇过”。早在上世纪90 年代初,中央编译局首先提出“市民社会”概念,也曾被指责“背离马克思主义道路”。
  
  民主是个陀螺,动起来才有意义
  
  1959 年7月,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绍兴。在《民主与陀螺》一书自序中,他说到,“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南方农村度过的,想起当时的生活,每每总觉得那样美好。现在城里的孩子可能怎么也不能想象:没有电脑,没有游戏机,没有麦当劳,也能有美好的童年?……给我的童年带来许多快乐的土玩具之一,便是陀螺。”
  “陀螺的妙处就在于此:只有转动了才好玩,不转动的‘死’陀螺就一点也不好玩。我常常更愿说,民主是一个陀螺:它只有像陀螺那样运转起来才有意义。……关键是要使民主的程序和机制运转起来,以便使那些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民主权利,得以真正的实现。”
  俞可平考大学前,在农村的生产队里劳动。村里有个早年因右派被下放的大学生,他对俞说,你有本事还可以念研究生。结果,“不脱产复习”的俞可平,不但考上了绍兴师专(现绍兴文理学院),还一步步从厦门大学哲学硕士,读到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关系的博士,1987 年毕业留校任教,不久即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
  在同事周红云眼中,俞可平是个很勤奋的人,“治学严谨,很有学问” ,她尤其强调俞的平易近人,能和年轻人打成一片,“年轻人都喜欢听他讲话”。
  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何增科与俞可平共事了15 年,他觉得外界给俞“体制内改良派”这一称谓是基本准确的,“他的学术观点稳健、温和,为人也不追求轰动效应”。
  周红云对记者说,中央编译局作为中共中央的直属部门,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是最重要的工作,不过,这些任务多数还是与学术结合在一起,虽然是体制内,但“学术还是比较自由的”。何增科则更愿意把中央编译局界定为思想库和智囊团,“我们会接到中央委托的课题,反过来再内部提交或者公开发表,至于这些研究是否对决策者产生影响,这就不是由我们决定的了,况且,领导也不会只听一家之言。”
  据何增科介绍,在中央编译局的四位副局长中,俞可平分管科研工作,一直提倡“独立研究和学术自由”。
  不过,周和何都认为,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是他个人在学术层面的一个表达。“这篇文章就是他一贯的行文风格,用非常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述一些深奥的道理。”周红云说。
  至于外界一直传言的“文胆”说,俞可平早在2005 年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时就否认过。何增科则认为,“文胆”提法过时,但也反映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某种期盼。“当然,思想的价值在历久弥新,而不在于是否‘官方’。了解一个学者,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学术成果。”
  
  “开启官智”
  
  检索俞可平近两年在“党报”发表的文章或者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访谈,不难看出,他对现代政治的看法是一以贯之的。
  2005 年3月接受香港《大公报》采访,谈“动态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所要达到的不再是一种“传统的稳定”,而是“现代的稳定”。传统的稳定以“堵”为主;现代的稳定则以“疏”为主。“动态的稳定”就是,只要不违法,公民有什么不满就可以说,可以申诉,甚至说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话,做一些使政府不高兴的事,政府根据公民的合理要求,对政策和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这样就把原来的平衡给打破了,建立了新的平衡。(载 2005年 3月 14日《大公报》)
  2005 年10月对话记者谈“增量民主与善治”:增量民主的实质,是在不损害人民群众原有政治利益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政治利益。深化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增量改革”在强调改革进程平稳性的同时,也强调必要时的“突破性”改革。
  一个健康有为的政府不仅是精干、高效、服务、廉洁的政府,而且是民主、法治、透明、创新的政府。(载2005 年10月 17日《北京日报》理论周刊)
  2006 年8月载文《北京日报》谈“民本”: 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在实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前者预先设定主权在君,后者则设定主权在民。就其思想实质而言,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者同时也是君主主义者。(载 2006年 8月 7日《北京日报》)
  2006 年12月载文《学习时报》谈“公民参与”:特别重要的是,公民的参与状况与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环境直接相关,特别是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当局的民主精神。公民参与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保障和政治宽容精神。否则就难以有真正的公民参与。(载 2006年 12月 19日《学习时报》)
  记者在采访中,也曾听到某著名高校学生对他的“不以为然”。在学生看来,俞有“官方”之嫌,“院里老师也和他保持了一定距离”。俞曾在该校担任兼职教授。
  但宪政学者陈永苗并不同意,他认为,俞可平这样的“体制内改良派”是想通过一些具体措施推动进步。“体制外在前面拉,体制内在后面推,可以弥合裂痕和怨气。”
  何增科也认为,“思想解放,是可以由学术上先带动起来的”。
  一位内部人士透露,英国著名学者吉登斯的《第三条道路》一书在高层受到重视。该书的副题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承认民主,有利于取得政权合法性。”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在谈到《民主》一文时对记者说,中国对民主的观点并无大起大落,这篇文章体现了学术界观点的多元,是个好现象。
  何增科则认为,以往提到“民主”,多是操作层面,但理论探讨不够。《民主》一文告诉我们,有些东西不是“西方的”,而是“普世的”。能在主流媒体上,用一种干部能看、能理解的语言发表,很有价值,因为这是在“开启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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