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平　在画布上建造先贤祠_先贤祠

　　 “喏，现在有些知识分子是这样了。”孙建平在一幅刚完成的人物肖像前，倏地佝偻起身子，点头哈腰，一脸讨好的笑容。 　　这位60岁的天津美院教授衣着简旧，眼睑下垂，透着几许沧桑、憔悴，以及莫名的压抑。
　　“孙老师骨子里是一个豪放热情的人。这次办‘先贤祠’画展，他太过于陷入这个沉重的主题了。”他的学生怕记者误以为他一向就是这个样子。
　　
　　举世闻名的巴黎“先贤祠”，原先是路易十五建成的一座教堂，竣工后一年，大革命时期的制宪会议将它改为存放国家名人骨灰的祠堂――先贤祠。先贤祠内安葬着伏尔泰、卢梭、雨果、左拉、马尔罗、居里夫妇等多位伟人。圣殿门廊前有22根立柱支撑着的三角楣，三角楣上是一件名为《在自由和历史之间的祖国》的浮雕，浮雕下面刻着这样一句铭文：“伟人们，祖国感谢你们。”
　　2007年的一天，孙建平在北京环铁时代美术馆举办了个人画展――“清明•拜谒我的先贤祠――《文心傲骨》系列展”。
　　
　　还这些人本来面目
　　
　　豁口的碗中，盛着半碗红色颜料，稠稠的。红色的陈寅恪，神情肃穆，用他骄傲的独眼睥睨着世界。
　　一楼某处，“闻一多”肖像下，供奉的鲜花已经凋零。
　　楼上楼下，一眼望去，是构成了一个巨大阵容的近百年来不断被涂改、修复和还原的中国文化俊杰，单像106幅，群像16幅――顶着瓜皮帽的严复，沐浴在血红中的谭嗣同，透露出古人气息的“现代三儒”，还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和鲁迅，“文革”中屈死的老舍、傅雷、顾准和遇罗克。面容憨厚的王小波，是长卷上的最后一位。
　　为什么要用一个人的力量建造起这样一座“先贤祠”，孙建平在博客里写得很清楚：
　　近年来，我读了很多近现代文人的书，那些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坚持己见的文化英雄在我心中卓然而立。……在读他们的传记时，我尤其注重寻找或挖掘他们的人格和风骨。通过对不同时期、各种版本和许多当事人的回忆的阅读，我试图接近历史的真相，逐渐有了要画一组民国时代学术名人肖像的想法，还这些人一个本来面目。
　　中国的文人“ 尿（这字是错：应‘尸’下面是‘从’不是‘水’）”了，那个台湾人李敖这么说，尿就尿在独立精神的缺失，人格的缺失。
　　孙建平早过了愤怒青年的年龄了，但是他的血气之旺盛，令人动容。
　　“多少年，中国的特殊环境，让知识分子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解放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几乎把他们身上最应有的独立精神抽筋拔骨；而到了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知识又受到了金钱与物质的蔑视。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环境越来越复杂，他们中能保持独立人格与自由意志的还有多少？
　　“一个国家，如果连本该最优秀的精英也猥琐苟且，没有人的起码尊严，不能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个民族如何健康发展？
　　 “不是那个时代的所有文化名人，我都要画的。我的标准，是‘文心傲骨’。”
　　
　　 我不可能跟着年轻人一起冲了
　　
　　
　　 “他刚学绘画，就赶上了‘文革’。上中学时，他画过民族音乐家刘天华的肖像，别人贴大字报，批判他是歌颂封资修残渣余孽；他画过一张反映知青生活的《站在草原望北京》，有人就说‘画中人物情绪太低沉’，非得改成三突出模式，才算通过；1973年，他采用前苏联素描专家契斯恰科夫的素描教学方法，这在天津成了一桩‘政治事件’，当时管文化的头儿狠狠地整治了他。”孙建平的学生郝青松试图为老师精神上的压抑和愤懑，找到一种历史的和心理的阐释。
　　早年，天津是大家眼中的“艺术沙漠”。
　　1985年，天津相继涌现出“鸣社”、“十个”、“无花果画会”等艺术家群体和群体性展览，其中，“鸣社”的“西藏”系列引人注目，“原因是天津美院的4位援藏教师创造出了富有生命冲动力的西藏题材作品。”著名批评家高名潞说。这里边，就有孙建平的作品《山那边》。
　　很早孙建平就固执地认为，只追求形式美的“纯艺术”不是高层次的艺术，重要的还是在作品中融进个人的内在精神、个人的感情和个人的原始生命力。1995年，他画了《早衰者》、《自恋者》和《受辱者》，“那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个人肖像，而是对于某种生存处境中的群体的概括，一种类型化的心理肖像。”
　　《画架前》的画家，眼神游移；《安全地带》里的人，没有安全；《酒正酣》里的自我麻醉；《惶恐》、《惊梦》、《生死关头》、《子、丑、寅、卯》，充满了不安，而《走火入魔的气功迷》、《摇滚发烧友》和《疯狂的球迷》，更是直接刻画那个年代的“浮世绘”。
　　10年后，他进入了一个他可以向他们致敬与他们对话的人群，于是有了《文心傲骨》系列，有了画布上的先贤祠。
　　“有时，我也会感慨，经济大潮到来后，一批年轻画家冲到前面，我变成了观潮者，可我不也曾是先锋么？我不可能跟着他们一起冲了，我只能干自己想干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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