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这十年] 读书十年

发布时间:2020-04-06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读书》十年文选(6册)   《读书》杂志编   三联书店   2007年5月出版   最近10年来,《读书》想象中的读者和之前20年相比,没有任何变化,仍然是知识分子。可是"知识分子"这个词的意思,却和《读书》的文风一样,10年里变了很多。今天看来,这本杂志好像是站在一块流动的沙丘上发言,面前的人事,看似明白如昨,其实已经物是人非了。
  《读书》的编者最近将杂志10年以来的部分文章编选成册,厚厚的有六本之多。选本的主旨,《读书》的前主编汪晖和黄平有总序加以阐发,一言以蔽之,这本杂志10年所做的工作,以"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也是选本之一的书名)为最重要。
  "重构"、"我们"、"世界图景"---这些个词语都需要仔细推敲,弄清楚它们确指的意思。10年来,许多曾经被看作确定不移的东西,都已经像老年人的牙齿一样,可以朝好几个方向动摇。
  "我们"这个复数称呼保留着1980年代知识群体自我认同的遗风。但事实上,"我们"在过去10年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分化。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过去的10年,是争论和争议不断的10年。《读书》是争论的重要场所,也是争议的对象。
  争议中最重要的话题是"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大航海时代以来,全球化在最近30年里突然提速了,一部分人希望中国借助这一外力,成为以法治、自由市场、民选政治和城市生活为基础的国家中的一员,另一部分人则对借全球化上位的路径心存疑虑。东欧社会主义政权垮台之后的现实,让他们看到了快速上位导致国家崩溃的反面教材。
  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导致"我们"眼里的"世界图景"越来越不相同。这里的"世界图景",与其说是指当代世界的真实面目,不如说,是我们脑子里的那个世界的景象,一种与历史地理和国际政治有关的知识体系。
  近代以来,西方是这些知识的主要提供者。反思以西方为中心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反思知识体系背后的政治经济结构,好像成了反思真实世界本身:"《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
  编者说,"90年代初期对于全球化的热情","部分地植根于对于西方的想象"。他的意思是,不要太迷信这套西方人提供的知识体系/世界图景。须知,在这套"世界图景"中,包括"我们"在内的东方,是被描述的对象,是客体、"他者"。"我们"与"他们",难道不是空间上的并列关系吗?为什么在这一"世界图景"中,"我们"与"他们",成了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呢?为什么东方一定要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价值取向上,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呢?"他们"的制度和价值,真的适合我们吗?如果真是如此,"我们"已经有过的历史,"我们"在全球化之前创造的文明,那些与"他们"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又当如何评价呢?要把"我们"变做"他们",是否可能?需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得与所失,又能否平衡呢?
  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尽管《读书》提问的方式常常高高在上,有时候强作解人,让人心生不快。而且,这种提问方式也不是他们的发明。至少在1910年代和1980年代,我们两度见识过---我们今天称之为"启蒙运动"的那种提问。
  与1910年代、1980年代相比,《读书》的启蒙工作大异其趣。前两次启蒙的工作是破除"中国中心论"(文明中心论或革命中心论),要张扬的是"西方中心论";由此引发了轰动一时的时代潮流。《读书》的启蒙,是要"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解构1980年代的世界图景,要"去西方中心化"。这是一次"反启蒙的启蒙"。它引发的不是时代潮流,而是争论。它变成了知识界分裂的脚注。
  正如汪晖所说,1980年代那个"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了,启蒙正身处"无物之阵"。失去对小城市和乡村中国的小知识分子的吸引力之后,《读书》的话题和读者都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不管是基于真实的观念分歧,还是基于盲目的自大情绪,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很难接受这种过时的启蒙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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