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想象日本]日本和想象中的不同

　　唐纳德•里奇的日记用很多篇幅描写日本见闻和琐碎的人际交往，也有大量关于他个人的哲学化思考，但我最感兴趣的是，以里奇为中介，西方到底用什么样的眼睛、看到了什么样的日本。
　　1973年的一天，里奇在日记里记载了和朋友的一场讨论：为什么他们――也就是西方人――对日本有兴趣。此时他已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结论是，一方面，因为他们和日本不可能有所谓“真正的关系”，他们是日本的局外人，因此轻松自在。另一方面，他们觉得“亚洲佬”有趣，并且，在“内心最阴暗的深处”，他们把日本人视作“下等人”，免不了有优越感和促狭的心理。这种说法至少部分接近真实。
　　1955年，日本还在由美国托管，作为美国公民的杜鲁门•卡波蒂临到东京机场，才发现，竟然需要签证。他认为日本小气，还自傲得很愚蠢。
　　这次行程从头到尾都不舒畅。据里奇日记记载，卡波蒂几乎完全呆在帝国饭店，无比无聊，吃、睡、打电话，向所有人抱怨个不停。他声称不喜欢这个国家。后来他决定让《纽约客》负担这次行程的费用，因此去为他们采访正在京都附近的马兰•白龙度。然而一旦他回到纽约，又表现得“想的都是日本”，还表示要写本关于日本的书。显然，这一时期，日本作为一个物质、文化和感情等多重的新大陆，在整个西方都很有市场，以至于那些从日本归来的人们可以借此装点门面。
　　里奇在日本迎来送往了一批西方来的文化名流。这些人浮光掠影的日本印象大抵如下：这是非常小的国家（里奇游历了日本的许多地方，发现它小巧玲珑的名声只是一种想象，他认为它实际上是个“大国”，各地差别很大），整洁甚至过于整洁，很乡下、小地方，“有它的趣味，但过时而俗气”。他们显然不太看得起它。
　　1959年，英国诗人斯蒂芬•斯彭德来到日本，他对里奇说：“你一定要带我们去看真正的日本。”英国小说家安格斯•威尔逊则俏皮地说：“我们绝对会捅穿那些可爱的纸门。”里奇带着这两人和意大利小说家莫拉维亚等人去了高野山，他认为那里是真正的日本，有寺庙，还有很多纸门和一个墓地。但是那些人显然不满意，他们在这里“吃过不能吃的饭，洗过受不了的澡，在可怕的垫子上睡了失眠的一夜。蹲过恐怖的厕所，用完吓人的早餐”，后悔不迭。莫拉维亚深切怀念起东京，那才是他的“真正的日本”。在那里，他借助里奇的翻译和一个鳄鱼手袋，在夜总会搞到了一个年轻的女收银员。这大概是西方人发现“真正的日本”最正宗的路径和源泉之一。
　　他们表现了西方人遭遇日本的典型模式：从好奇和陌生，转向不适应，最后归于失望和厌弃。说到底，他们在想象中热爱日本，厌弃则部分地来源于挫折感。
　　1982年，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也来到日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日本是她到过的“最难理解的国度”。她出去买铅笔却空手而回，因为她不会日语，并且找不到和日本人沟通的有效方式。这一微小的事件却是最有力的象征。在西方人看来，日本人采取的方式是“茫然不知和躲避”。结果，尤瑟纳尔和她的男伴做了别的选择，他们在日期间一共看了40个小时的歌舞伎表演，那是他们“逃避日本的地方”。
　　那时的日本对于西方世界，则处在深切的矛盾中。在东京，比如女收银员这样的都市女性并不避外国人，甚至不拒绝发生一些艳情，尤其是当对方颇有些声望时；女粉丝等在毛姆门口长达几小时，等着跟他谈灵魂，最终被晾在门外；艺伎们则完全知道伊戈•斯特拉文斯基是《春之祭》的作者，并乐于讨他的欢心。但东京以外的人，不了解东京，更不了解西方。里奇去到一些海边村镇，常引起无法停息的讨论，以及直率而赤裸裸的围观，那些观看的眼神无不充满骇异，村童因为他“吃人”的玩笑，吓得滚倒，然后爬着逃离。
　　到1988年，里奇觉得日本变了。因为“日本富了，不再需要我们，不需要模仿我们”，也不再需要借他们的眼睛去看外面的世界。1989年12月30日，里奇记录了一幅有些倒错的画面：东京银座聚集了很多游客，多数像美国人，穿戴着随意的运动衫、牛仔裤、伐木工衬衫和绒线帽。显然，他们是有产者，但把自己打扮得像是劳工阶层。而相反，这时候的日本人又精致又优雅，就像50年代的西方人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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