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京的传奇:叶京

　　 　　来自大院,进过部队,下海经商,回归文艺,叶京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为自己的青春岁月,也为大院子弟写下传奇｡ 　　 　　“大院文化”是当代中国的一道风景｡它之所以会产生,正是因为出现了王朔､叶京等这些成长在军队大院的“风云人物”,创造出了众多被大众所广泛关注的带有一种特殊文化背景的“风云作品”｡一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让叶京和他们的大院再次成为传奇｡
　　
　　出了不少名人的训总大院
　　
　　用叶京导演的话说,“大院儿”这一概念应该产生于建国以后,“实际上是一帮‘泥腿子’,查三代都是放牛娃出身的人坐江山来了,而我们这些军队的干部子弟,就是一帮‘新兴的贵族’｡所以它跟老北京的文化是有抵触的,是格格不入的,但又是互相影响的,互相渗透的｡”
　　直至现在,叶导讲到自己生长的大院都还是一件很自豪的事情｡1957年,叶京出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的大院里｡
　　在50年代,这个部里都是重量级的人物｡“第一任部长是叶剑英,底下还有5个副部长都是上将,包括独臂将军彭昭辉,刘邓大军二野的参谋长李达,还有蒋成武､张宗逊等人,这都是很有名的战将,所以我们院里都是一批很精干的,从全军调来的最好的军事尖子｡因为它是管全军训练的,里面有海军部､空军部､陆军部还有装甲兵部,各军兵种全部都汇集在这个训练总监部里头了｡”可能正因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们院儿出了很多很有名的人,也包括一帮出了名的坏孩子｡”
　　揸架､偷东西､拍婆子､揸琴,这是当时这些生活在军队大院中的孩子最主要的几项“娱乐”活动｡在不久前的一次聚会上,叶京､王朔以及和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大院中的发小们再次聚到了一起｡已经近30年没见的老朋友谈论起儿时的经历依然充满激情｡《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当中所表现的揸架的情节似乎是所有人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象,也成为那个特殊年代所产生的一项独有的运动｡
　　外号“杨猴子”的杨总,可算是当时领军人物,如今已经从商,移居香港,但谈到那段“辉煌”的往事仍然非常兴奋｡在他记忆中,“打得最狠的一场架是在八一湖,同第七机械工业部的一帮孩子,当时虽然只有二三十人,但战况非常激烈,七八个人都受了重伤｡”打架的原因他已经记不清了,“好像只是为了帮助海军大院的哥们儿出头,当时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非常简单的,比现在的人要义气得多”｡
　　而另一位“骨干”李建平,也曾经历过无数场大大小小的群架,“阵势最大的一次是在王府井南口,总共来了二百多人,但因为种种原因那场架并没有打起来”｡最初的起因多数还是因为部队大院的子弟和普通百姓的孩子之间的矛盾,“军装可算是当时最流行的服饰,包括军帽,而大院的孩子因为家庭原因平常自然多是这些穿戴,所以经常被劫,有时几百人打一场架为的就是一顶军帽”｡
　　他认为,“之所以当时经常打架,甚至骑着车到颐和园去打架,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抱团儿,或者说团结｡我们受的都是集体主义的教育,没有家的概念,把自己的任何东西都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也没有什么自我的概念,同院的一个人出了事,大家只要听说都不会袖手旁观｡”就好像《青春》的结尾一样,高洋回来后,大家还是原谅了他,“人与人之间有着一种非常真挚的情感,这种情感就源自那个年代”｡
　　但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又觉得,当时的年轻人似乎都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也无从考虑未来,“为了排解心中的这种茫然､空虚､无聊,打架､恶作剧成为唯一的方式”｡也正是这样的经历,使每个人对于他们这个集体产生了某种依附的心理,众人的命运被捆绑在了一起｡
　　
　　一把骨头交给了部队
　　
　　去当兵,基本上可以说是每一个大院子弟的必经之路,叶京自然也不会例外,但他在部队当兵的3年中却有着不少不寻常的经历｡
　　那时,他在社会上的声誉不太好,在北京打架已经小有名气了,“那个时候没事干,就像我戏里写的那样,整天就是游手好闲,天天在街头追女孩,或是跟这个打架跟那个打架去｡”因为那个年代当兵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尽管有不少部队子弟托关系走后门儿,但是叶京的父亲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爱去求人｡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是他的母亲出面使他进了部队,“但是接收我的这个团长,也顶了很大的雷,担心我毁了我们部队的声誉,所以开始一直考验我,表现不好随时都有被退回去的危险”｡
　　
　　他所在的部队是坦克师,当的是坦克兵｡“当时我们坦克师有个宣传队,冯小刚就在那个宣传队里｡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熟,直到改革开放后才通过王朔认识了｡梁天原来也在我们部队,而且他跟我还是一个班的｡他在我们连呆了一年多,因为他会说快板书,就给抽到宣传队去了｡”
　　叶京说,为了证明自己,“在新兵连受训的时候我就玩儿命表现,当然也利用了我的一技之长了｡”那个时候部队特喜欢体育尖子,而叶京从小在学校打篮球就是有名的,虽然个子不高,但酷爱篮球,甚至可以原地跳起来扣篮｡他所在的团里,当年还特招了一些专业打篮球的新兵,为的就是篮球联赛,“但是那帮一米九几的跳不过我,我在背后就能摘他们的篮儿｡这一下让我们营长都高兴坏了,说:‘这兵我要定了,谁也不许要走｡’我从此就逃过了一劫｡”
　　即使有这样的特长,在部队当中,其他人仍然看不起他们这些干部子弟､城市兵｡为了争这口气,叶京只有想尽一切办法“学雷锋做好事”,争当“学雷锋积极分子”｡“那时候部队没什么好事可干,不可能天天上大街上搀扶老幼病残､到公共汽车站维持秩序｡军营里就那么点事儿｡每个连队有一厕所,人家农村兵5点钟就起床去掏厕所,我就得4点钟起,我真是把一把骨头交给部队了｡那时候去掏粪还不能让人家看出来嫌臭嫌脏,或是捂着鼻子｡不能捂,恨不得要说:‘真香’,巴不得把自己身上赶紧用大粪给泼脏了,回来好让连长闻见一身臭味儿｡睡觉前得想明天我得干什么‘好人好事’去,每天睡觉时脑子都在琢磨这事儿｡最后同农村兵比得我都快吐血了,还真让我弄了一个‘学雷锋积极分子’的称号｡”
　　后来,“四人帮”被粉碎了,部队又开始抓军事了,“这一下上了我的路子了,连指导员都说,叶京你别再擦地板了,别再掏大粪了,赶紧给我训练｡我为了军事训练,每天晚上挑灯夜战,一晚上一晚上不睡觉,穿着一条大军裤衩,光着膀子,在坦克里面｡比如外面的温度是三十七八度,坦克里面一定跟桑拿一样是四十多度｡经常夜深人静就我一个人在里面按照规程练习各种操作,在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中我表现了一点｡很快我就成了我们装甲兵系统的军事标兵了,而且还立了一个三等功,这个大奖状现在还在我们家,被我母亲引以为荣地挂在家里最醒目的地方｡然后接茬我又入了党,这还成为了我们师当中的一大新闻了,在上千人的北京兵当中我是第一个入党的｡”
　　
　　失去自由的日子
　　
　　退伍后的叶京回到北京海淀区退伍安置办去报到,海淀区正好是要选干部苗子,“一翻档案,又是党员,又是‘学雷锋积极分子’,又立过三等功,海淀区委直接把我档案给拿走了｡当时可把我父亲激动得｡他认为我当工人也好,干别的也好,就应该赶紧上班,而最担心的就是我和过去社会上的那帮狐朋狗友又勾搭在一块｡”但在海淀区人民政府当了干部的叶京,干了3年便“离职”了｡他介绍,“那时候的国家干部根本不允许辞职,也没有辞职这么一说,因此叫做自动离职｡”
　　
　　正是因为《青春》当中所描写的那段南下广州倒卖东西的经历,叶京被隔离审查,“当时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来了两个警察,出于客气没给我戴手铐,只说:‘叶京,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此前,社会上正在搞“83年大抄”,但自认为只去过两趟广州的叶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我当时脑子确实有点懵,我想充其量给一个处分,或者打我一个无组织无纪律,但没想到给我划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
　　叶京因投机倒把被关进了海淀分局拘留所,并且一审查就是半年｡回想起当时的监狱生活,他仍然感慨万分,“在我被关的那个监狱里有一个小天窗,每天都能看见窗外的天空中有一群鸽子戴着哨飞过去,那个时候我就想人生真是失去自由比什么都痛苦!”
　　在监狱当中,一天只有两顿饭,“上午10点钟一顿窝头,就一个窝头,一点油水都没有｡最可气的就是这所监狱隔壁就是海淀食品厂,每天饿得不行,还要闻着奶油巧克力蛋糕和水果糖的香味,真是难受｡”以至于在出狱之后,叶京一进家门,就喝了一锅粥,二十几块鸡蛋糕｡至今说起一口气吃下这么多东西时,叶京脸上仍有一种兴奋的表情｡
　　
　　开了北京第一家川菜馆
　　
　　当时审查结束以后,叶京只忍了半年便做出了辞职的决定,“当时也并没想好干什么,就是觉得不能再在这个单位呆了｡”正好同时,王朔也从他所工作的药店辞职了,他的哥哥也回到了北京,几个人开始做生意｡因为当时并没有太多的钱,所以只能开个饭馆,“我们开的饭馆就在五棵松,301医院后面｡我们的饭馆是在北京开的第一家川菜馆,叫天福酒家｡那时候还没什么川菜的概念呢,北京当时只有一家国营的川菜馆,四川饭店,在西单绒线胡同”｡
　　天福酒家开张之后生意相当红火,在当时每天的营业额能够达到三百多,最多的时候五百多｡“那时候,我们的嘴都笑到腮帮子上去了｡80年代初,菜也很便宜,都是一两块钱,还没有现在这样的消费概念呢｡王朔发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时候,请《啄木鸟》编辑部在我们饭馆里吃饭,我骑着板车到甘家口去采购,勒着肚皮,给他们买了5块钱的对虾｡开了一年多,我们每个人都挣了一两万,在当时就相当不得了了｡”
　　之后,叶京开始了他的经商之路,不但去过广州､深圳,还把生意做到了新疆,据他说,80年代他手头走过的账有5000万,“如果那年代我抓住机会真做正经生意的话,我现在可能是中国首富｡但是说白了,我就不是做生意的人,太玩儿了,就是年轻｡年轻付出了代价,全花了,那时候真不拿钱当钱”｡
　　
　　为了父亲写下了第一个字
　　
　　叶京表示,现在他开始坐下来写东西,拍电视剧,并不是因为他经商不成功,而是厌恶了那个行当里的生活,不愿意再跟那些生意人以及一些乱七八糟的人接触了｡但是决定他转行进入影视圈的最大的原因,还是要从1987年他的父亲去世说起｡
　　他的父亲在临走之前的那段时间,让他刻骨铭心,“尽管我父亲跟我生了那么多气,但是最后我还是特别理解我父亲｡我父亲走时一句遗言都没留,就静悄悄地走了｡从发现他得了癌症到去世,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有件让我转变特别大的事儿,对我触动太大了”｡
　　当时家里人轮流到301医院去伺候父亲｡就在轮到叶京值班的那天傍晚,“冬天,我穿着大衣戴着围脖,记得是我们家老太太和我姐姐来接班,我就该走了,那时候我还开摩托车呢,我手里拿了个头盔｡父亲住院期间,接班轮流看护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临走时我和他打了声招呼,就走了｡我刚走出那病房门,就听见我爹在床上,用那种很微弱的声音,因为当时已经是晚期了,叫了一句:‘小京啊｡’‘哎’,我赶紧答应着,又走了回来｡他说,‘现在冬天外面冷,开摩托车一定要小心,把大衣围脖赶紧系紧了,别着凉｡’我答应了一句,当时答应完那句话,我脑子就懵了,一片空白｡当时我妈我姐在旁边听着呢,她们都觉得是一句很正常的话,她们都没意识到,只有我明白｡我太了解我父亲了,我父亲在跟我悄悄作最后的告别呢,就用一句特别普通的家常话就告别了｡我一走出那病房门,一下就受不了了,在过道里一下就哭了｡因为我父亲从小到大从来没对我这样说过话,没有过｡都是,‘哎,好好干啊,别辜负领导对你的信任’,全是类似于这样的话,从来不会讲从个人角度上关心我的话｡这件事对我触动太大了,当时我就觉得,我不能再折腾了,不能再这样下去｡那时候就觉得,我一夜之间确实又长大了好几岁｡”
　　父亲去世以后,每年春节他们家都要聚在一起过,那段时间大家仍然给父亲照样留一个座､留一个杯子､留双筷子｡母亲说两句话,“来,我们敬你爸爸一杯酒｡”叶京表示,“每年三十晚上我都受不了这个场景,就只当我父亲还在,说一些什么话,我就受不了了,我太怀念我父亲了｡”
　　1995年春节,三十晚上叶京就没回家｡他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家里,而且把手机､呼机,反正能联络的工具全部关掉了,跟任何人也不来往了,包括自己的家人｡“连我妈都不知道我哪去了,我只是跟我姐说了一声,我不想回家过节了｡就是那年三十晚上,我一个人关在屋里,坐在沙发上,一罐一罐喝啤酒,喝了好几十罐,我就不想回家去面对那样一个场景｡就是那个三十晚上,我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面,像困兽一样,更加难过｡喝着啤酒,留着泪,就喝到半晕的那种状态下,拿起了圆珠笔,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梦开始的地方》那个电视剧的第一个字｡在那部电视剧中,李雪健扮演了一个角色,其中有一个场景,父亲在医院去世了,儿子跪在地上,其实那就是我为了纪念我的父亲而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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