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杰:,那些在大地深处的兄弟

　　春节回家，正在团圆的时候，家里突然来了两个不速之客。一老一少两个男子，都穿着臃肿的、样式陈旧的军大衣，类似于我军训时候穿过的那种，不过质地可差多了。老的那位，站在门口怯生生地询问着父亲的名字。父亲走上前去仔细一辨认，立刻高兴地喊出声来，并与对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原来，来客是父亲当年在矿井工作时候的好朋友伍大叔，年少的那位是他的儿子。

　　吃过饭，聊起以前的往事来，父亲和伍大叔都唏嘘不已。有一次矿井塌方，作为工程师的父亲和十多位矿工一起被困在井下，其中就有伍大叔。他们一起度过了人生中最黑暗、也最恐惧的那几个小时。几个小时长过一年。后来，父亲受伤住院，那时母亲还在外地工作，无法赶回来，矿上的领导便派伍大叔到医院照料父亲。从此，两人便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伍大叔告诉父亲，去年矿上已经停产，工人们都失业了。即使是像他这样的“元老”，也只能一次性地领取几千元的退休金，这几千元就“买断了工龄”。虽然大家心里都不情愿，但这是上面的定的“政策”，工人们的意见改变不了决策——有人还威胁说，不要拉倒，否则让你们空手而归。于是，老工人们都含着眼泪签了字，离开了各自的工作岗位。他们在井下劳动了三十多年，浑身上下都落下病根，却就这样被抛弃了。伍大叔没有别的挣钱的技术和技能，“下岗”之后能干点什么呢？他只好蹬起了三轮车，每天好歹还有一二十元的收入。不过，最近蹬三轮车的失业工人越来越多，生意变得越来越不好做。蹬三轮车的年轻人还因为相互之间抢客人而打架，而他一个老人家，没有办法跟年轻人竞争，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还能坚持多久。不过，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也只好坚持一天算一天了。

　　伍大叔的孩子小强是我童年的玩伴，当年我们还一起下过矿井，一起到山下的农田里抓青蛙。高中毕业之后，小强没有考上大学。伍大叔告诉我们，即使孩子考上了家里也供不起他念书。于是，小强到外边闯荡了好几年，在深圳当过保安，在北京当过建筑工人。后来，外边钱越来越不好挣，他又回到了家里。可是，父亲无权无势，没有门路给他找一份工作。说着说着，伍大叔的泪水情不自禁地就流淌在布满沟壑的脸上，而小强的脸上却是一副萧瑟而麻木的神情，全然没有了童年时候的聪明和调皮。伍大叔的模样使我想起了画家罗中立的那幅著名的油画——《父亲》。画中的父亲是一位老农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矿工也是农民。在与土地的关系上，农民和矿工同样是“修地球的人”，他们与土地之间保持着一种亲密而深沉的联系。他们所有的汗水和老茧，他们一切的幸福和苦难，最初都是土地所赐予的。

　　伍大叔的到来，让我又回到了忧伤的童年时代。那段矿上的岁月，始终是我关于童年最鲜活的记忆。铁矿的腥味、矿工的脸庞以及深邃的轨道、刺目的手电，还是提心吊胆的母亲和笑声朗朗的父亲，一切都好像在昨天。成年以后，从南到北，我到过各种各样的矿井，煤矿、铁矿以及其他金属矿。每当见到从井下鱼贯而出的矿工，我都无比亲切地感到，他们就是我的父辈、就是我的兄弟。这与“阶级”成分的分析无关，这是深埋在血液里的某种神秘的呼应。这些矿工们像蚂蚁一样卑微，又像大象一样坚韧。他们的肌肉像钢铁一样致密，他们的心灵像花朵一样柔软。他们的皮肤无比黝黑，他们的眼睛却闪闪发亮。他们在没有阳光的大地深处劳作，却深味了阳光的价值。他们散落在大地的深处，离都市斑斓的灯火是那样遥远。

　　看到他们，我就想起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是一本生命之书，在被商业与权力所支配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它是个不可思议的异数。在那个平凡的世界里面，活着一群平凡的矿工兄弟们。坦率地说，《平凡的世界》在艺术上还显得相当粗糙，看得出来，路遥承受着某种黑暗势力的压迫，他喘不过气来，他无暇精心打磨自己的作品。果然，写完了这本书，也就耗尽了路遥的生命——他一个人的亮光，照不透那漆黑的矿井。他无能为力，只好将自己如同蜡烛一样燃尽。路遥死了，《平凡的世界》也被有意无意地淡忘了，里面的那些主人公们更是被驱逐出高级人士的视野之中。

　　我却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们。这些年来，在媒体上喧嚣浮躁的各种新闻报道中，我最关心的是那些关于矿井事故的消息。每一次遭遇到这样的消息，我都像手腕上被割了一刀般的疼痛。然而，这样的坏消息越来越多。

　　近几年来，贵州、广西、河南、山西、内蒙、陕西、东北等地的矿井多次发生重大恶性事故，死伤惨重的瓦斯爆炸、透水、塌方呈现“遍地开花”的势态。虽然各级政府机关屡屡下文督促加强生产安全，但每一次的下文反倒又引发新一轮的事故潮。那些措辞严厉的行政命令，不仅没有起到“预警器”的作用，相反却成为更多的、可怜的民工的“催命符”。

　　贵州省木冲沟煤矿四采区发生的瓦斯煤尘爆炸事故，造成了一百六十二人死亡、三十七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一千二百二十七余万元人民币。事故发生之后，贵州省煤炭工业局局长张显荣、副局长何刚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并被建议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水城矿务局局长赵安国等人也分别受到相应的处分。

　　与之相似，内蒙大雁二矿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了五十一人死亡、十二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二百七十七万元。事故发生之后，上级的对策是什么呢？新闻里是播音员那一贯冷静而平缓的声音：“对呼伦贝尔煤业集团党委书记何清海建议给予党内警告处分；
副总经理陈文生等人也分别受到处分。”与贵州木冲沟煤矿相比，这次事故死亡的人数少了一些，官员的处分也就相应地轻了一些。还真是赏罚分明呢。

　　山西天龙煤矿发生事故之后，地方领导与煤矿经营者串通起来，精心编织谎言，企图瞒天过海、逃避事故责任。当时，工队长李三带领四十三名中班工人下井作业，由于矿井主扇长时间不开，井下经常处于无风、微风状态，瓦斯通过第三联络巷进入东二巷，造成东二巷瓦斯积聚，达到爆炸界限。下午三点，工人正在交接班的过程中，突然发生瓦斯爆炸。经过数小时的抢救，挖出尸体三十八具，救出伤员多人。天龙煤矿股东贺勤赶到事故现场后，立刻伙同南桑峪村村委会副主任李社龙组织策划将伤亡人员转移外地，企图隐瞒事故。他们指使车队司机分两次将找到的三十八具尸体分别转移到陕西韩城、澄城和河南三门峡。此后，矿主向当地有关部门汇报事故情况，谎称事故只死亡四人。

　　当这个弥天大谎被揭穿之后，上级部门开出了一张长长的惩处官员的名单：“河津市市长霍拴孩被给予行政降级处分；
分管工业和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赵有发、分管科技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的副市长韩绍臣、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局长史全中、副局长谭文魁等被行政撤职；
河津市煤炭工业局及下化乡其他有关负责人员分别被给予撤职、记过、警告等行政处分；
运城地区煤炭工业局局长丁志良、副局长高安囤、谢肃增分别被给予行政记过、记大过处分；
运城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李天祥、协助行署专员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运城地区行署党组成员、体改委主任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责令运城地区行署向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写出深刻的书面检查。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同时建议受到记大过以上处分的人员所在党组织给予其相应的党纪处分。”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引用这张名单，是想让读者们看到并记住这些丑恶的名字——虽然他们只是罪恶的一部分、甚至还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但他们却是使得罪恶成为事实的重要环节。他们不仅仅是疏忽和大意，下面的所有情况他们都心知肚明，但是他们享有着利益，他们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此大规模地惩治有关的官员，死难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应该知足了吧？我不知道死难工人们是否能够瞑目，我也不知道家属们是否会感恩戴德——但是，我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永远是最容易糊弄和欺骗的。面对以上那则新闻，令我感到迷惑不解的是：市长大人为什么仅仅是“行政降级”，而远非“就地免职”呢？也许，等风头一过，他立刻又能易地为官了。同样，其他大部分官员，遭受的惩罚也仅仅是“行政处分、党纪处分、深刻检查”等等，真正被免职并承担“渎职”的行政和刑事责任的人寥寥无几，真是“雷声大，雨点小”。

　　我无法想象矿工们在死亡之前的恐惧和痛苦——这种恐惧和痛苦，父亲曾经亲身经历过，死里逃生的父亲偶尔也向我讲述。然而，我依然是一个旁观者。所有的事故，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在这个行业之中，生命像泥土一样卑微和低贱。转瞬之间，矿工们就由一群生机勃勃的活人变成了几十具一字排开的尸体，他们的家人在呼天喊地之余还能做些什么呢？矿工们统一穿着的蓝布衣服上，还打着大块大块的补丁，他们脸上的胡须已经很长了。他们面朝苍天，这是他们少有的能够面朝苍天的时刻，他们却闭上了眼睛。他们妻子的嘴唇上，还保留着丈夫亲吻的烟草味；
他们儿女的身上，还残存着父亲臂弯的温暖。突然，这些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已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冰冷的世界，没有爱，没有笑容，也没有温暖。

　　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惨剧死亡三百多人，创下了近年矿难死亡人数之最。然而，如果不是一位记者的偶然闯入，也许它将成为一个永远的秘密。几万元一条人命的“买命钱”已经发送下去，死者家属们的眼泪也已经哭干了。财大气粗的矿主威胁说，你们不准走漏一点风声，谁敢乱说乱动就让他一家人灭门！奴隶主对待奴隶也没有如此残忍和苛刻。矿主的心目中哪里有生命的价值，滚滚而来的金钱让他变得无比冷酷和残暴。他的威吓并非虚张声势——试想，一张官商紧密勾结的巨大网络，要抹平区区三百多条人命，还不是易如反掌？当地政府的利益与矿主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矿主也是官员的老板，官员们也是吸血鬼队伍中的一支。于是，他们开始竭尽所能阻挠事故消息的传播。在这些奸商和酷吏的心目中，老百姓就像一簇杂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命还能值多少钱？

　　矿主洋洋得意地说：“工作的机会还是我们赏赐给工人的呢！否则，他们还不都饿死了？”从他的角度看，这确实是真理。大部分老百姓也确实对矿主们感恩戴德。然而，我们能够指责老百姓的“愚昧”和“不争气”吗？如果你要指责的话，你到那里去生活几天试试！对于生活在那些山险地贫的区域的农民来说，到那些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的私人矿井去劳动，几乎就是他们唯一的挣钱机会。因此，矿主也就成了他们的“衣食父母”。鲁迅说过，生存是第一位的，这是穷人所能体认到的真理，正如观察者钟伟所叹息的那样：“当一种生命求生存之道的时候，一切堂皇的说辞都显得可笑。……其实农民对拿生命去赌生存，冒险‘工作’是有充分理解的，有些为下矿甚至不得不对矿主哀求送礼。失去赌命的工作，就只能绝望地等待；
豁出命去，或者还有生存的可能。一份微薄的、可能随时会肢残命丧的工作，生命如同汪洋中的一条船，任由不可知的命运冲刷，难道我们要通过种种禁令，剥夺绝望中一点点微茫的希望吗？在那么多生命如同草儿一样被催折随寒风飘零时，有多少公仆因此而遭惩处呢？”那些高高在上的议论，在这里显得是那样苍白和可笑——当人权沦落为“狗权”、“猪权”的时候，我发现渊博的学识和复杂的理论毫无用处。在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就崇拜“文化”的国家里，那些一心一意被“御用”的文化人，连眼角的余光也不会赐予这里。高调永远也唱不完，却罕有一双伸出去的手。

　　由于事故不断，有关部门的调子也越来越高。当贵州省多次发生重大事故之后，受到处罚的官员，级别也破天荒地上升到了副省级。在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上，先后刊登出了这样的一则消息——“国务院责成贵州省主管安全生产工作的副省长刘长贵写出深刻的检查”。然而，这则消息见报的时间是几起重大事故发生了一年之后。如此漫长的时间，那些惨死的工人们简陋的坟墓上，大概已经长出了青青的小草吧？这则新闻写得四平八稳，像一篇中学生的命题作文。而且，背后似乎还有一种压抑不住的得意感，它仿佛在向公众炫耀：我们的政策有了巨大的进步，我们改变了古代“刑不上大夫”的传统——看，我们连副省长这样的高级官员都惩处了，够严厉的了吧？

　　可是，我不仅不满意，却感到分外的愤怒。诚然，在若干被“惩处”的官员之中，最高的级别终于达到了副省长。然而，让我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受到批评和处分的是仅仅一名“副省长”，而不能是正职的省长和省委书记呢？为什么仅仅要求这名副省长写一份“深刻的检查”就完事，而不是彻底追究他的渎职行为并将其罢免呢？

　　在诸多重大事故当中，真正受到了“实质性”惩罚的，向来都只是那些比较低级的管理人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而且，其处分程度也非常轻微——大部分官员依然还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坐在原来的官位上。据说，至今只有深圳和重庆两地出台了“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规定，将有无重大事故发生作为考察官员政绩的“一票否决”项目。然而，即使是“引咎辞职”的制度，它首先也要依赖于领导本人的“良心发现”。迄今为止，虽然事故年年有、月月有乃至日日有，但在那些发生重大事故的地方，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哪个父母官因为“良心谴责”而主动辞职。官职就是官员的生命，为了捍卫官职，他们不惜让自己“恬不知耻”。换言之，如果是一个“天良未泯”的人，他根本就无法混进“要求严格”的领导干部队伍中去。

　　副省长薄薄的几页检讨书，就轻轻地抹去了数百条人命。真的如同伟大领袖所说，有的人的生命重如泰山，有的人的生命轻如鸿毛。我还听说，在某些事故中，政府发给死难者的赔偿金也分作两个“等级”：拥有城市户口、属于“居民”的死者，其家属可以获得五万元的补偿；
而那些农民兄弟就只好委屈一点了，只能得到三万元。原来生命的价值还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计算——你是一等公民，他是次等公民，大家的命可以卖出不同的价钱！更让我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出了重大事故，但当地的某些官员们却毫无内疚之心，他们官照样当、酒照样喝、高尔夫球照样打、漂亮女人照样包养。至于行政处分、党内警告、深刻检查等，不过是腐败分子们屡试不爽的“遮羞布”罢了。风声过后，他们很快就能东山再起并且青云直上。假如“行政处分”和“党内警告”真的有用、假如官员们写的检查真的“深刻”而“沉痛”，那么一次事故之后就不会有第二次，至少不会接踵而至、一次比一次更加惨痛。

　　经过周密研究之后的处罚命令刚刚下达，又一起瞒天过海的重大事故被披露出来——山西省运城富源煤矿非法私自开工生产，发生透水瓦斯事故。事故发生时，有二十三名工人在井下工作，两名工人逃生，其他人仍在充满瓦斯和污水的井下。事故发生后，矿长隐瞒事故情况，迟迟不予上报，井下的矿工失去了获救的机会。

　　富源煤矿距离黄河五百米远，与陕西省一河之隔。事故发生后，井下水已经从斜井底部向上漫淹了四十多米。运城市矿山抢险大队和附近煤矿的几十名工作人员三天之后才得到消息进入现场抢险。据抢险人员介绍，由于井下瓦斯浓度太高，排水工作进展不大，井下水位没有明显下降，抢险工作进展缓慢。

　　当记者接到群众举报，穿过重重大山来到事故现场，已经是透水事故发生的第十一天。出乎意料的是，在出事的小煤窑坑口前，没有看到哭天喊地的家属，也没有看到心有余悸的矿工，一切都显得那样的平静。这种平静却令人感到窒息。看来，地方官员是做了相当的安抚工作，他们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即便如此，自然的痕迹难以抹去——坑口上方的岩石，显然是被大火狠狠地烧过，呈现出火烧岩的颜色；
就连长在坑口的树木，也未能幸免，它们被从坑口卷出的火舌烤得焦黑一片。抢险指挥部的领导告诉记者，透水事故发生后，距坑口二十米处发生过大火，大火由井下的瓦斯引起。水火夹攻，估计现在井下矿工生还的可能性不大。

　　也许只有矿主才能说得清井下遇险的能有多少人。但这个黑心的矿主已经将手中的矿工工资簿、矿上的资料全部藏匿，并遣散剩余的矿工，用钱打发掉了来哭闹的遇险者家属。然后，他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井下有人，给抢险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阻力和难度，也给记者的报道造成了空白——几乎无处了解所有的幕后资料。据抢险指挥部介绍，他们也是从到坑口寻亲的四十多名家属身上，才大致知道井下至少有十多名矿工。专家们说，像这种没有工作面的矿井，最多可容纳三十名矿工作业，最少也要有十人。来抢险的三台水泵每小时共排水一百四十立方米，可井下每小时涌出的水就有三千立方米。事故发生七天后，井下涌出来大量瓦斯，抢险工人用仪器一测，指针指在了仪器的极限，瓦斯已浓不可测！如果再继续抽水的话，可能引起更大的瓦斯爆炸。抽水的工作只好时断时续，每天只能抽水五六个小时，其余的时间则要排除瓦斯。

　　此处的矿井自唐代开始开采，已形成了“古空区”。小时候，我什么书都找来读，曾经在父亲的一本大学课本中读到过这个词语。当时，我还对着这个奇怪的词语发了半天的呆，它超过了我的理解能力。后来，父亲告诉我，在“古空区”内，一般都潜伏着大量的水和瓦斯等有毒气体，国家规定这样的区域绝对禁止继续开采。而今，却还有千百计的矿工（更准确地说，他们其实是农民）在“古空区”寻觅着他们生活的饭碗。看来，矿工们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记者写道，他难以找到出事矿井的另一个原因是：一路上小煤窑密集，百米之内就会出现一个黑黑的井口，个个都在红红火火地生产，实在难以分辨哪一个刚刚遭遇过不幸。抢险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时，这个出事煤矿的归属权还在山西省运城市和其所辖的河津市之间扯皮，谁都说不清它到底归谁管理。附近矿井的工人们，对于身边数百米外发生的惨剧似乎不闻不问，依然面无表情地聚集在各自的井口休息。惨剧随时也可能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试想，假如一个人每天都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要想让自己不疯狂的话，也就只有先让自己麻木了。为了遮盖爆炸的痕迹，不知道是谁将井口刷上了白色的石灰，显出了绿色之中的一片空白。但是，一片空白不等于一切平安。

　　这是一个统计学无法达到的地方，这也是一个让统计学家瞠目结舌的地方。那些密密麻麻的人口普查数字，跟那些地底下的生命有什么关系呢？这个问题谁也回答不上来，似乎成了一个难倒福尔摩斯的疑案。在这里，一个人的概念与一棵树、一根草没有本质的区别。打工的农民像潮水一样涌来，又像潮水一样离开。矿主只要销毁了资料，也就抹杀了井下的工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过的轨迹。这是一种多么简单的扼杀生命的办法啊。

　　新华社的记者写道，在富源煤矿周围工作和生活的有关人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非常警觉。“你问这干吗？”一名妇女这样问记者，但她还是指了指距路边仅几十米的煤矿。这之前，记者已经在周围不少人那里碰到了钉子。一位矿工刚抬手想指路，一眼看到了记者身后的领导，一吐舌头：“记者，我实在不敢说！”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矿工为什么会如此害怕领导呢？难道“代表人民群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利益”的领导不是跟矿工心连心吗？难道领导不是来帮助捍卫矿工的权益、保护矿工的安全并惩处黑心的矿主吗？矿工为什么会像害怕黑社会老大一样害怕政府官员呢？那名矿工“一吐舌头”，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什么都清清楚楚了——还是鲁迅先生经常使用的那个词语“原来如此”！

　　就在那里对某些官员进行处分和警告、要求写出深刻检查的同时，这里又发生了同样性质的事故，又留下了一串冷冰冰的、触目惊心的伤亡数字。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轻描淡写地说，中国太大了，每年发生几起事故不足为怪，媒体也不要刻意炒作。然而，每一次面对这类残酷的事实，我都无法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我也追问自己：经过多次的震惊之后，心灵会不会麻木呢？在这片土地上，究竟有多少颗早已麻木的心灵呢？《圣经》中说：“阴间和死亡永不满足，人的眼目也是如此。”（《箴言》26：20）当我还在关注富源煤矿的后续报道的时候，死亡的消息像秃鹫的阴影，以一种我意想不到的方式向我飞了过来：两千零二年六月二十日，在富源煤矿惨剧发生之后不到一个月，黑龙江鸡西城子河煤矿又发生了一起特大瓦斯爆炸。在爆炸中，一百一十五人丧生。当一具接一具的死难矿工的遗体被送上来时，参与救护的矿工们保持着令人揪心的死寂。

　　三天以后，在有关部门的安排下，遇难家属开始认领尸体。城子河煤矿油库认尸处是距城子河煤矿最近的，大门在警察的把守下紧闭着。几辆标有“抢险救援”的车辆停在门前，随时准备着将认尸完毕的家属送回家，不少同是标有“抢险救援”的车辆载着认尸家属驶来。排成长队认尸的家属们大多是妇女，她们守在紧闭的大门旁，等待着分批进去认尸。

　　“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他不看我了……”

　　“他死了，我也不活了！”

　　“已经没有原来的模样了……”

　　遇难者家属近似号叫的声音响彻四个认尸处。

　　几名撕心裂肺大哭的妇女被工作人员从认尸现场抬了出来。显然，她们并不愿承认已经呈现在她们面前的现实——父亲死了、丈夫死了、兄弟死了，而且都已经“面目全非”。

　　“刚才我看他的时候，他不看我，怎么不看我了，我让他看我，我不走……”一位穿着黑色短袖衫的妇女被抬出来的时候，一边喊着一边企图挣脱两名工作人员的四只大手，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敢相信躺在停尸房内冷冰冰的尸体中有一个是自己的丈夫、是自己儿子的父亲。

　　又一位妇女被抬出来，右手拎着一双黑色的男式皮鞋……

　　五分钟后，几名认尸家属同样是号啕着被工作人员抬出，瘫坐在门前。一位女青年告诉记者说，她已经等了三天了，刚才终于见到了丈夫最后一眼。她的丈夫姓于，是掘进队的工人，今年三十六岁。

　　将近中午时分，油库门前瘫坐的认尸家属有的已经哭得休克过去。看到这种情况，工作人员决定将运送认尸家属的抢险救援车直接开进油库院内，家属认尸完毕后，再由抢险救援车将他们直接送回家，以避免意外发生。

　　夜幕降临了，一天的认尸工作完毕了，没有认出尸体的家属们纷纷回家，他们还要继续煎熬。鸡西这个不大的小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不知这样的平静能持续多久。鸡西矿业集团是一个亏损严重的大型国有企业，事故发生之后，鸡西的矿井全面停业整顿，无疑会令当地的经济雪上加霜。

　　由于当时正在井下检查工作的鸡西矿业集团总经理赵文林等人也在事故中遇难，新浪网上的新闻标题是“鸡西矿难，创遇难者级别最高”。读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出离地愤怒了——写下这个新闻标题的编辑究竟还有没有心肝呢？他关注某个特殊的遇难者的级别，却忽略其他一百多个普通的遇难者的命运。也许，这就是他们所要渲染所谓的“新闻点”，也许这就是今天的编辑所需要具备的“素质”。

　　祸不单行，就在富源惨剧之后两天，也是在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松金沟矿井又发生一起爆炸事故。繁峙县人民政府报告称“死亡两人，伤四人”。可是，随着调查的深入，死亡人数一下子扩大了十多倍。

　　当天，松金沟矿井共有一百一十七名工人下井。事故发生前，有二十名工人回到地面。下午一时左右，井口电缆发生短路，引起编织袋等物燃烧，冒出刺鼻的白烟。井上矿工立即向负责生产井口的舒远礼报告，舒远礼明知井下矿工撤离的最快捷通道就是生产井口的卷扬机，但却下令卷扬机继续从井下提升矿石，而且未及时通知井下矿工从其他井口撤离。后来，通风井口冒出的烟雾越来越大，有矿工自告奋勇下井救人，舒远礼竟大声喝令阻止：“谁敢过来就把他扔下去！”直到燃烧的编织袋引爆井下存放的数吨炸药，造成惨剧的发生。事故后，舒远礼突然失踪。幸存矿工和遇难矿工家属均认为舒远礼是造成矿工们死亡的罪魁祸首。

　　幸存者之一的田正遥是陕西省岚皋县官元镇古家村人，今年三十九岁。今年四五月间，他和弟弟田正兵来到这里打工。据他回忆，六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这个矿井共运来一百七十件炸药，每件炸药重二十四公斤。这样，就有四千零八十公斤炸药被运进矿井。按照常规，这些炸药应储存在地面。六月二十一日下起瓢泼大雨，二十二日又是一个阴雨天，这些炸药被违规存储在矿井里，最后导致了爆炸的发生。

　　田正遥回忆说，当时爆炸产生的浓烟，迅速向井下蔓延，许多人因此窒息。幸运的是，他们二十多人在地下一个出口逃生，但是，当他回到地面时，怎么也找不到三十二岁的弟弟田正兵。四个小时后，浓烟散尽，他走下矿井寻找弟弟时，意外地发现一处矿井里有十八个人死在了一起，但他没有找到弟弟。

　　紧接着，事故现场来了很多人，还有警察。晚上十一点，警车、救护车都离开了，矿上突然来了二十多名穿着清一色迷彩雨衣的人下矿搬运尸体。田正遥亲眼看见弟弟田正兵的尸体被搬出，然后很多尸体被抬上两辆汽车，他不敢上前去阻止。其中一辆是白色的北京吉普，后边的座位被取掉，小小的空间硬是塞进了九具尸体，像堆稻草、码垛子一样。他又眼睁睁地看着弟弟的尸体被拉走，至今下落不明。

　　田正兵的妻子伍贤明说，丈夫到这个矿上干活才一个月就遇难身亡，留下她和一个年仅七岁的儿子。更令人伤心的是，人死了连尸体也见不到。任凭她哭闹哀求，矿方的谈判代表仍心硬如铁，就是不让见。

　　陕西民工何永青是矿上雇来搬运尸体的人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他回忆说，井下巷道是完整的，许多死者都嘴角流血，他的大哥何永春和一个堂弟都在这里。他们从子夜一直搬到凌晨四时，工头大喊：“天快亮了，快点。”这一夜，仅何永青一人就亲手搬运了二十四个死者，触摸过的还有八人。工头不准任何人问这些死者“运到哪里”。

　　第二天，有工人下去，将井内现场全部“破坏”了。了解这一情况的金矿工人，每人发了一千三百元后被遣散。爆炸的真实情况，则处于严格的“保密”中。

　　对于家属看一看亲人遗体的要求，金矿的态度十分坚决：“见死者是不可能的！”死者家属始终处在矿方的严密控制之中。矿方还威胁说：“放聪明点，赶紧拿钱回家，否则你根本走不出繁峙这地界！”前去采访的新闻记者更是成了矿方的眼中钉，他们几乎每走一步都有人盯梢。

　　我不禁要追问：当地的党政部门究竟在干什么呢？他们对于矿难之后猖獗一时的恐怖气氛难道一无所知吗？为什么警察来了又走了？恰恰是在警察离开之后，矿方立即派人转移尸体，这不是太巧了吗？我隐约感到，背后有一股神秘的势力在操纵着一切。他们居然能够调兵遣将搬运尸体，瞒天过海让几十具尸体“人间蒸发”，俨然是一支计划周密、训练有素的黑手党部队。

　　矿难之后将近一个星期，在距事故发生地十公里左右的金山堡乡下浪涧村，六具被抛在一个废弃砖窑的窑洞里的尸体被发现，窑洞外面被尼龙袋堵住了洞口。在另一处弃尸点是同样距事故发生地十公里处的柏家庄乡的路边山沟，人们在这里发现了六具尸体。当记者赶到位于繁峙县金山铺乡碱裕村附近的一个现场时，在一处不起眼的山涧下面，又看到了一具男性尸体，旁边还有掩盖尸体的编制袋。然而，还有更多的尸体依然没有找到。由于时间的关系，相信这些尸体已经开始腐烂。

　　这些连尸骨也找不到的死难者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矿井并不是他们固定的“单位”，他们也不享受任何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因此，他们的遭遇比起鸡西的“国企工人”来不知要悲惨多少倍。他们的劳动更加艰辛，他们的收入更加微薄。在同样残酷的事故之后，国企工人的尸体被安置在专门的地点供亲人认领，而农民的尸体则被残忍地抛弃在荒郊野外。报刊上终于开始讨论“农民的国民待遇”的问题了，然而，这些死难的农民再也听不到了。即使他们的家属听到了，这些说法之于他们，依然只是遥远的天方夜谭而已。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农民才会被当作“公民”对待；
什么时候，农民才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如果没有这起惊天大矿难，也许人们永远不会了解到，某些地方政权已经成为黑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丧心病狂的矿主之上，当地的有关执法和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编织起了一张牢固的关系网。在这张网络里，官僚和奸商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他们左右着财富的分配，他们阻挠着真相的传播。而那些矿工的名字，仅仅是工资单上微不足道的号码。今天随意划掉一个，明天就会有新人来替补。在这里，讨论宪法和人权是一件奢侈的事情。官员们在争先恐后地表态，但他们的表态对那些消逝的生命、腐烂的尸体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高级官员赶去了，他们的表情沉痛而坚定。然而，我想追问的是：那个汇报虚假死难数字的地方官员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那些纵容矿主转移尸体的警察又该负什么样的责任？我不知道经过漫长的调查之后，有关方面会公布一个怎样的结果。我有过太多的期待，也有过太多的失望。

　　对于苦难，人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我认为，如果不理解这些生活在地下深处的兄弟们的苦难，很难说你已经抵达了苦难的内核。加缪说过：“我是在大街上而不是在书本上体验贫困的”；
那么，我是在矿区而不是在书本上体验苦难的——这是我与那些惯于“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所谓“文化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如今，童年的那个矿区再也回不去了，矿工们都迁下山来。山间，还有当年父亲的几名同事的坟墓。幼小的我曾经在坟墓间奔跑，而母亲则在背后惊惶地呼喊着我的名字。母亲有些迷信，她担心我惊扰那些在坟墓中沉睡的人们。而我，只是专注于坟墓间茂盛的野花。

　　我们的家在半山腰上，是一排背靠山岩的平房。春天，可以看见漫山遍野的油菜花。灿烂的油菜花抵消了我对矿井的恐惧。

　　而条件比我生活过的矿区还要简陋、危险和艰苦的矿区，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还有很多很多。

　　同样，生活状况比伍大叔还要困苦、窘迫和哀伤的矿工，在这个莺歌燕舞的国度里，还有很多很多。

　　让我们为他们祈祷，为他们祝福，无论生者还是死者。

　　让我们紧紧握住他们的手，因为我们都是血肉相连的亲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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