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黄爱、庞人铨的生前与死后

　　1922年夏季，正在日本留学的田汉写出一部独幕剧《午饭之后》。到了1932年，已经成为中国党员的田汉把该剧编入《田汉戏曲集第一集》，并在“自序”中着意介绍说：“写这作品的动机是因当时湖南军阀赵恒惕为华实纱厂的年关斗争的严重，惨杀了黄爱、庞人铨两人。黄爱是由黄素兄的介绍刚和我做朋友的，我非常悼惜他，在这剧本中就成了那二姐所爱的纱厂男工林三哥。”以这段话为线索，笔者对黄爱、庞人铨生前死后的一些情况进行了一番钩沉，现整理出来就教于大方之家。

　　黄庞之死

　　黄爱字正品，别号建中，湖南常德人，1897年生，小学毕业后曾在店铺中当过学徒，1913年考入湖南甲种工业学校机械科，1917年毕业后入湖南电灯公司任职，曾负责测绘长沙电流分配全图，称得上是高材生。1918年，黄爱入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校读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表现积极，与周恩来、马骏等人共同担任《天津学生联合报》编辑，参加过学联执行部的工作。8月份因发生山东军阀马良镇压爱国群众的济南事件，学生运动再起波澜，来自山东、天津、北京等地的数千名学生到新华门徐世昌总统府前请愿，黄爱、周恩来、马骏等数百名天津学联学生代表参加请愿，从湖南来京的刘少奇也是这次请愿活动的参加者。马骏因指挥请愿被捕，黄爱组织“牺牲十人团”，带着“最激烈否认北京政府”的传单到北京总统府门口散发，准备让政府枪毙，借此“掀起最激昂的群众运动，来解决中国的一切问题”，被天津各界联合会阻止。8月30日，马骏等数十名被捕学生得到释放，请愿活动宣告结束。10月间发生日军在福建屠杀中国学生事件后，黄爱代表天津学联去北京参加第三次请愿时被捕，一月后出狱被学校除名。此后他和许多预备留法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住在一起，在他们组织的一个工人补习学校教课，也去北京参加过工读互助团，因意见不合而退出，1920年6月经上海回到湖南。

　　庞人铨字受淳，号龙庵，是黄爱湖南甲种工业学校的同级校友，学的是染织科。妻子杨佩歧是黄爱机械科的同学。庞人铨毕业后曾在湘潭织布厂工作，1918年和妻子一道回乡下组织家庭织造社自食其力，因受张敬尧军队的抢劫无法继续营业，一度加入驱张运动，在湖南地方军队中当过副官。1920年驱张成功后退出军队来到长沙，和黄爱共同组织甲种工业学校“学友会”。1920年11月20日，两人又在“学友会”的基础上创办“湖南劳工会”并出版会刊《劳工》及《劳工周刊》。

　　劳工会成立后的主要活动围绕湖南第一纱厂收归公有而展开。第一纱厂是1912年官商合办的一家企业，由于连年军阀战争，一直未能开工。后来张敬尧将股权承租给华实公司，才算是起死回生。赵恒惕上台后，接受该公司所赠股本，继续承认其经营权。华实公司因无力经营，又转租给外省资本家，同时招收外省人来当技师和工人，引起湖南各界的不满。劳工会率先提出纱厂公有运动，1921年3月8日推举10名代表署名发表反对华实公司垄断第一纱厂的传单，20日发动工人游行示威，4月13日又动员3000多名工人到第一纱厂示威，采用无政府主义者所惯用的恐怖手段，迫使华实公司的经理们写下不再承租纱厂，否则“任凭工界打死无论”的“誓词”。赵恒惕派兵赶散工人并通辑首领，黄爱自首被捕，从5月1日起绝食抗议。庞人铨则在当天召集万余工人在第一师范开游艺大会，表演《万恶金钱》等新剧；
还定做印有“劳工神圣”、“不作工者不得食”字样的纪念面包在会场出卖。

　　1921年6月8日，赵恒惕迫于公众压力释放黄爱，黄爱出狱时对欢迎他的学生们发表演说：“现在的青年，宜多过监狱的生活，监狱多过一次，其革命的心加紧一次。”其后华实公司董事陈友吾等人以五百元会金为代价，要求加入劳工会，遭到黄爱严词拒绝，说是：“入会并不要会金，五百元大款，不愿承受，且君等非工人，请加入其他冒招牌的工会吧！”

　　1922年1月，第一纱厂工人因华实公司不愿在旧历年发放双薪而罢工，遭到军警镇压后，黄爱、庞人铨亲自去质问赵恒惕，并代表劳工会与纱厂交涉，争得以红利百分之五提交劳工会充当湖南教育经费，限制工时，童工、成年女工每月例假三天，设立工人澡堂、图书室、调养室等项有利条件。令黄、庞料想不到的是，华实公司不过是在玩弄阴奉阳违的诡计，在与黄、庞二人进行谈判的同时，又拿出巨款贿赂赵恒惕将二人逮捕，于1922年1月17日清晨处以死刑。

　　黄庞死后

　　黄、庞牺牲后，赵恒惕怕工人暴动，派兵逮捕六个闹事工人，宣称“外面如再有暴动行为，先将六人杀了，再杀暴动者。工界罢工，杀工界；
商界罢市，杀商界；
学界罢课，杀学界”。在白色恐怖下，湖南劳工会骨干成员纷纷逃出湖南，在全国各地发起悼念与声讨活动。逃到上海的52名会员设立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于1922年2月17日出版《劳工周刊》第14期“黄爱、庞人铨被害纪念特刊”。5月1日又出版纪念黄、庞专刊《血钟》。天津湖南劳工会的93名会员也发行了《！！》刊物。汉口湖南劳工会支部于1922年2月1日创办《血祭》，5月1日又出版特刊《血祭的五一》。

　　在劳工会的运动与呼吁下，全国各界纷纷做出反应。1922年2月9日，中国领袖陈独秀在邵力子主编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文章《工人们勿忘了马克思的教训》。4月11日，该刊还刊登“黄庞追悼会”（“东京通信”）：“黄庞被赵恒惕等杀死后，这里的同学非常悲痛，现在由大家发起，于本月十六日下午在中国青年会开会追悼，并且募集捐款帮助劳工周刊。我想到会的人，一定很多。”

　　黄爱不仅是田汉的朋友，早在一年前的1920年12月25日，田汉的舅父兼岳父的易象（易梅臣），同样是死在赵恒惕的手中，由此可以断定，田汉与妻子易漱瑜应该是这次追悼会的积极参与者。

　　1922年2月5日，中国共产党北京区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第28号发表署名尼甫的《赵恒惕与湖南人的生命和人格》。《晨报》副刊从3月23日至25日连载《黄庞流血记》，李大钊、蔡元培写有序言。李大钊认为：“以前的历史，几乎全是阶级的争斗史，最后的阶级争战，在世界在中国均已开始了。黄庞两先生，便是我们劳动阶级的先驱。……要知道牺牲永是成功的代价。”蔡元培则盛赞黄、庞是实行“到民间去”的模范。李大钊、蔡元培两人堪称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922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发表《为黄庞被害事对中国无产阶级宣言》：“黄爱、庞人铨不过两个贫苦的工业学生，拼着一腔热血，想替劳动者企图较好的生活，才组织湖南劳工会。……一定要诬他们宣传无政府主义，私通土匪，收买枪械等等罪名，简直是无意识呵！黄君是我们底团员，庞君是我们底同志。……从被捕到遇害，不过三点钟，没有审问，也没有罪状；
——汤执法官向他们说‘你们死了，自然有罪状的’！由着雄赳赳的兵士，将他们裸着上身，拥到长沙浏阳门外，庞人铨砍了一刀，黄爱砍了三刀，可怜！惨呵！……”这篇宣言同时发表在《青年周刊》等多家刊物上，还被收入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血钟》专刊。

　　1922年4月16日，广州工界召开追悼会，黄爱七十多岁的父亲参加。既是国民党党员又是共产党党员的湖南藉人士林伯渠赠送挽联“看举世方以金钱造罪恶，唯二君能将颈血冼乾坤”。5月1日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上，还通过每年1月17日纪念黄、庞的决议。

　　一周年与四周年

　　黄、庞牺牲一周年之前一度存在的见仁见智局面，到一周年纪念活动中已经不复存在。正在苏联方面的指导与撮合下酝酿国共合作的中国共产党，率先表现出独占先烈的态度。1923年1月5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发表通告：“（黄、庞）为中国第一次为无产阶级奋斗而死的先烈，我们当纪念不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报《先驱》于1923年1月15日出版《李、卢、黄、庞四先烈纪念号》，把外国的李卜克内西、卢森堡与本土的黄爱、庞人铨放在一块进行悼念。署名光亮的《四个死者，一个精神！》一文，干脆称黄庞为“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长沙出版的《黄庞流血周年纪念特刊》另有《黄庞周年纪念感言》一文，说是“黄爱庞人铨二同志笃信马克思共产主义，而至于以身殉主义”。

　　北京的《国风日报》“学汇”副刊为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主编，该刊1923年1月23日的“黄庞流血周年纪念号”上，发表有《黄庞死后一年》，文中称黄庞是“吾党为劳工运动第一牺牲者……自黄、庞大好头颅掷地，红火烧天的无政府灵光，幅射八方，万流昂首，仿佛都满体受了一种‘血针’的激刺，热血沸沸，自骨髓中迸出，溅成黑十字标帜。……此真无政府革命实行之先河。”

　　针对“学汇”独占先烈的言论，由上海“黄庞一周年纪念筹备处”发行的《黄庞周年纪念册》专门发表“启事”予以否定，说是“‘学汇’发行特刊，至情殊可感谢，而对于黄庞二君，则似微有误会之处。……黄庞二君素不信仰无政府主义……”劳工会骨干会员谌小岑在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黄庞周年纪念号”发刊词中，所表现出的则是由劳工会来独占先烈直至垄断工人运动的极端态度：“劳动者的动性，虽比较的大，但其所以能表现于十一年特别凶猛的来源，不能不认为是去年今日湖南有两个工人团体职员的被杀……1922年遂成为‘中国劳动运动纪元年’”。

　　《黄庞周年纪念册》的“附录”中依次收录有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同人的《本会被封一周年的我们》；
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对于纪念黄庞的主张并告工友》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地方团的《黄庞纪念日告青年无产阶级》等材料，由此可以见出湖南劳工会与中国党团组织之间的相对一致与相对融洽。这种局面到了1926年黄庞四周年纪念活动中，却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

　　1926年1月17日，上海举行黄庞四周年纪念大会，并发行《上海黄庞四周年纪念大会特刊》，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借着先烈的牌位展开了对于中国言论的清算。毛一波《黄庞与中国劳动运动》写道：“现在中国的劳工会，到处都为政党所把持，而可怜的工友们反作了听人穿鼻的牛马！……工团主义者索勒耳说：‘一切政党都为着抢夺官职而设’，而克鲁泡特金也说：‘劳动者决不承认他要受政党的利用的’。中国的工友们，你们早受了利用！你们还不急驱共产党，国家主义派……在你的工会里的活动吗？”愚夫《黄庞四周纪念》认为：“那般所谓共产党的工贼，便喜出望外，乘机来利用工人了。他们的口中，自然说得天花乱坠，什么打倒军阀咧！打倒资本家咧！其实都是哄骗我们工人的话。他们的心目中，都很想自己做军阀、自己做资本家呢。他们认为黄庞两烈士是我们工人所崇拜的首领，硬说黄庞是他们的同志，真是可恶之极。……工人的事，应当由我们工人自己来干；
驱逐所谓共产党的工贼，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当时的无政府主义者巴金（李芾甘）在《特刊》中发表有《黄庞死后的第四年》一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秘书处发出的要求党员一律参加纪念活动的《国民党纪念黄庞通告》，也被收入这期《特刊》。

　　在同一天出版的《劳工周刊·黄庞四周年纪念特刊》中，再没有了中国方面的声音，取而代之的是国民党专门从事工会运动的骨干人物邵元冲的文章《哀悼黄庞四周年纪念并告全国工人》和已经宣布脱党的中国创始人周佛海的文章《黄庞四周年纪念感言》。

　　《民国日报》“觉悟”副刊1926年1月17日“黄庞四周纪念特刊”中的一篇《对于黄庞四周年纪念的感想》，也是针对中国而写的。说是黄庞“只凭着赤裸裸的良心帮助劳工”，而“那些冒昧的劳工运动者，开口就说第三国际指挥，苏俄的援助，奴隶成性，……无形中就潜伏了成群结队的卖国贼……那些冒牌的劳工运动者，既领着苏联的津贴，又骗着国内的捐款，无怪有钱在南京秀山公园旁买几十亩的地皮；
无怪非头等车不乘；
无怪一个人抱着几个姘头式的恋爱”。“五卅运动，那些冒牌的劳工运动者不是标榜参与过了吗？而死的伤的多与他们不相干。”

　　随着北伐军占领长沙，湖南劳工会的骨干成员纷纷回迁，《劳工周刊》也随之复刊。在1926年6月出版的《劳工周刊》（复活）第5期“‘五卅’‘六一’纪念特刊号”上，发表有署名刀剪工步云的文章：《农工阶级的脑筋应该清醒罢？》，对“农工阶级”发出“忠告”：“弗再蹲在那耍猴把戏的圈套中，被人牵作猴儿来跳舞才好。要晓得我们农工此刻还谈不到政治，……我们唯一的目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就是谋同一阶级的解放——改良物质的生活，提倡工人的教育，创造工人的世界……”

　　据当年直接参与过毛泽东领导下的湖南工人运动的郭亮回忆，这是“工贼王光辉、谌小岑……等利用‘劳工会’的名义，受着英帝国主义和西山会议分子的唆使，回到湖南扰害湖南工人运动，破坏湖南全省总工会的成立……”结果是“工贼”被“铲除”，劳工会被改组。（语出《湖南工人运动之过去与现在》，文载《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1期）

　　历史的改写

　　黄爱、庞人铨死后，留下来的最为可信的文本就是他们生前主编的《劳工》与《劳工周刊》。

　　《劳工》仅见两期——1921年2月1日出版的第2期和5月1日出版的“五一特刊”——其中发表的署名文章大都注明了作者的劳工身份，诸如纺织工庞人铨、测绘工李矩、藤竹工罗吉人、矿工李任之、机织工周天朴、电气工刘蒙、印刷工盛仲屏等等。“五一特刊”中发表的《本会对于省自治意见复省自治根本法筹备处书》，是对赵恒惕所推行的“省自治”政策的一种回应，体现出了劳工会的基本信念：在政治上提出“废止常备军，立全省人民皆为民兵之制度”；
“实行基尔特自治主义”；
民选公务人员以及为劳动人民保证种种民主权利等项主张。在经济上提出实行直接税和高额累进税；
银行铁道矿山公有并由工人自己管理；
以工人组织的统计委员会所定物价为标准规定最低工资，规定八小时工作制，同工同酬等项主张。文件最后说：“至其他以人类剥削人类之制度，与夫社会中各种阶级之区别，均切望一律实行铲除，使理想的幸福和平之社会，早日实现。”

　　《劳工周刊》创刊于1921年10月20日，主编庞人铨在《劳动者的努力》一文中认为：“劳动者暂时的目的是‘增加工钱和减少工作时间’；
劳动者唯一自救的方法是‘联合’；
劳动者最好应该采用的革命手段是‘同盟罢工’……”黄爱在11月5日出版的《劳工周刊》第3期上发表有《工业学生与工人》一文，对工业学生进行批评：“我们睁着眼看看，工业学生在工厂里面起码的位置，总要比工人高些，如果彼此服务的责任有轻重大小不同，分出位置的优劣来，这也不为过；
不过同在一个责任上的服务，工业学生硬要比工人的位置占得高些，这是大大的不对。譬如工厂充当监工的尽是工业学生……最可恶的监工，还要帮助资本家吃人！”

　　与黄爱、庞人铨的通过“同盟罢工”来实现“基尔特自治主义”不同，正在湖南长沙从事组党组团活动的毛泽东，早在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人的书信中，就提出了以夺取“政权”为唯一抉择的别一种“主义”：“……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我的理由却不仅在无强权无组织的社会状态之不可能，我只忧一到这种社会状态实现了之难以终局。……所以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即民主——引者注）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致蔡和森信中再次对“无政府的……工团主义”给予了否定，说是“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故为曲说以冀苟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

　　有趣的是，1922年2月15日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第3号，在发表悼念诗歌《感黄庞二烈士底死》的同时，还发表有署名“旋”的《评中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一文，对以张东荪、徐六儿等人为代表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实施以绝对真理自居的“存天理灭人欲”式的诅咒与审判，其观点恰好与毛泽东同调：“你们怕革命，你们怕革命后打破了你们的饭碗，你们就不必讲改造。冒着改造的招牌，暗中延长旧社会的命运，你们的心真可诛，你们的肉尚足食乎？”“老实说吧，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你们所主张的完全是资本主义！”

　　据郭亮《湖南工人运动之过去与现在》的说法，毛泽东在1921年秋曾邀请黄、庞二人到安源煤矿住了一星期，一起了解工人的真实情况，大概在这年年底，黄、庞二人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实际上是对于历史事实的改写。据刘少奇、朱少连写于1923年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略史》记载，1921年12月中旬，安源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指导一切”，毛泽东、李立三、宋友生、张理全四人受书记部的委派，才有了第一次秘密性质的安源之行。毛泽东一行人从安源回到长沙已是年底，据黄、庞之死只有10多天的时间，正在组织劳工会数千名工人进行年关斗争的黄、庞，当然不会离开自己为之斗争、为之献身的岗位去外省了解不相干的安源工人，然后再撇开非政治的、声势浩大的劳工会去加入政治组织青年团。

　　与郭亮对于历史事实的改写相仿佛，1952年还发生过江西省萍乡县委宣传部干部彭江流对于安源大罢工的改写。安源工人当年自发歌唱的一首歌谣：“直到1921年，忽然雾散见青天，有个能人李隆郅（李立三），年龄只有二十四，祖籍湖南醴陵人，出洋外国转回程，工会湖南来办起，劳动工界结团体。”经过彭江流煞费苦心的改写，变成了另外一套话语：“直到1921年，忽然雾开见青天，有个能人毛润之，打从湖南来安源，提议要给办工会，劳动工界结成团。”

　　黄庞所主张的“基尔特自治主义”，其实就是被毛泽东彻底否定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在致力于工会运动方面，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正如邓中夏在《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中所承认：在共产党湖南党部还未成立时，便有无政府党人在此活动，其首领为黄爱、庞人铨。这一点在芾甘（巴金）1921年发表于四川《人声》杂志第二号的《五一纪念感想》一文中，也可以得到印证：“今天是什么日子，我想诸位大概都知道的，简单说来，今天就是劳动者做人的日子。……俄国托尔斯泰曾说过‘自由非赠品也，自由有代价，曰血与泪。’……你们肯这样做，我们也定要帮助你们，我们也定要同万恶的政府资本家阶级奋斗、牺牲、流血，那时快乐的、光荣的、自由的无政府社会就要实现了，朋友、朋友，你们快努力啊！

　　由“主义”上的歧异，可以断定中国方面所说的黄爱、庞人铨是“我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好团员”和“二同志笃信马克思共产主义，而至于以身殉主义”并不成立。退一步说，即使黄、庞生前当真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也是以劳工会代表的身份与华实公司进行交涉的。中国方面在黄、庞死后率先表现出的独占先烈的态度，无论如何也是不人道和不民主的。

　　《午饭之前》

　　《午饭之前》堪称是田汉的呕心沥血之作。剧中一开幕便充分调动剧作者本人的童年记忆，以故作憨痴之笔对田园情趣大事渲染。先是三妹与邻女幕前幕后的对话——“我告诉你罢，上仙姑庙看戏去，今天是仙姑娘娘的生日，有很好的庙戏。陈家细姑娘、张家杏姑娘全都去看去了，你去不去？咱们俩一块去好不好？”接着是为取悦生病的母亲擅自折取邻家梅花的三妹，与邻童的一番对话：“谁呀？啊！三姑娘！你不要上去，别跌了，下面是池子哩。让我来替你折。你要多少？”“那一枝格外的香！”邻童与三妹一来一往的幕后对话，加上二姊“他们两个小孩子真是有趣啊”和母亲“我听了他们那种愉快的声音，把病都忘了”的当场点评，把田园生活中“君子耻言利”的淳厚民风和盘托出。

　　经过对原始乌托邦式的田园生活的美化渲染，接下来对于城市工业化生活的绘写，一下子转换成了阴冷的笔调。而在事实上，正在田汉写作《午饭之后》的同时，远在湖南老家的他自己的母亲与两个弟弟，正在流离失所中艰难度日，连自己的外祖父一家也时常流露出嫌贫爱富之心。田汉与现代工业文明的格格不入于此暴露无遗。

　　剧中“非拉着耶稣基督的手，就不容易生活下去”的大姊，一上场便“悲极欲泣”，说是伊牧师和伊师母夫妇要她以嫁给伊家“涎皮搭脸”的儿子为代价，来换取“把我们的母亲送到耶鲁医院去医病，把三妹送到益智学堂去念书”。对于这位虔诚的基督徒来说，“单只没有借到钱还没有什么要紧”，要紧的只是违背了中国本土“存天理灭人欲”的儒教道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生信赖人家，总给人家骗了。”被剧作者形容为代表“唯物的斗争的世界”的二妹，也并没有表现出“唯物”的一面，而是更进一步地在“存天理灭人欲”的儒教道学上强词夺理走极端，说什么“你受了陈春哥的骗，还要信陈春哥；
受了基督教的骗，还要信基督教；
受了资本家的骗，还要信资本家吗？”

　　对于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利益之争，二妹的说辞显得更为乖张：“我们照老例要求一块钱年赏，已经是极安份的事，资本家是随时预备着把我们做牺牲的。我们不和他们斗争，他们连你的最后一粒饭也要剥削去。”

　　按照马克思的经典理论，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剥削的只是剩余价值，“连你的最后一粒饭也要剥削去”的事情，在中国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极权专制下是确实存在的，在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却从来没有存在过。资本主义的社会化扩大再生产，是建筑在保障个体人权和私有产权的根本前提之上的，资本家从工人身上剥削来的剩余价值，并没有被资本家本人全盘消费，而是通过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再投资，给工人阶级增加了就业机会，同时也拉动了全社会的整体繁荣。换言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无论有多么深刻的矛盾，你死我活的事情还是不多见的。一个22岁的女工，连作为奴隶制残余的年赏与人格独立前提下的劳动报酬都区分不开，却偏要抱着“存天理灭人欲”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观去革人性命，与马克思笔下的“阶级斗争”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

　　在随后由二妹的情人、工人领袖林大哥与二妹一同领导的“要求一块钱年赏”的斗争中，“大家围着事务室要求年赏的时候，工场里的办事人，见那姓林的闹得最凶，就命令卫兵开枪，把那姓林的打死了。”“还打伤了一个工人！于是工人们愤怒了，把那事务室包围得紧紧。那时候有一个从外面跑来的女工看见姓林的打死了，抱着他的尸首大哭，一站起来指挥着那些男女工人，就去攻打事务室，李庶务长出来调解，被他们饱打一顿。那李庶务长又命令卫兵开枪，把那个为首的女工又打死了！”就这样，一场单单为了“要求一块钱年赏”的利益之争，仅仅激于道学义愤，就被推演为你死我活加自暴自弃的生命赌博，这绝对不是科学意义上的阶级斗争，而是中国传统道学所惯用的“存天理灭人欲”的道义杀伐和野蛮牺牲，是把自己连同别人降低到“一块钱年赏”之下的廉价出卖与肆意践踏。

　　比之于《午饭之前》的林大哥和二妹，生活中的黄爱与庞人铨也并没有高明多少。这一点集中表现在黄爱所谓的“资本家吃人”上。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经典理论所承认的只是资本家对于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剥削，而不是谋财害命以至于你死我活的“吃人”。更进一步说，中国社会迄今为止从来没有出现过在法律制度的切实保障与切实约束下从事社会化扩大再生产的资本家，“资本家吃人”从根本上无从谈起。

　　中国社会自然也有“阶级”，只是与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围绕着一个“产”字做文章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并不是一回来，甚至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五四时期的反孔斗士吴虞在《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一文中，对此曾有绝妙的剖析：

　　“孔氏主尊卑贵贱之阶级制度，由天尊地卑演而为君尊臣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
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所谓‘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卑，卑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几无一事不合有阶级之精神意味。故二千年来，不能铲除阶级制度，至于有良贱为婚之律，斯可谓至酷已！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苟非五州大通，耶教之义输入，恐再二千余年，吾人尚不克享宪法上平等自由幸福，可断言也。”

　　这种把一切个人牢牢禁锢于与神道天理和国家机器捆绑在一起并被神圣化为三纲五常的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制度之中的所谓“阶级”，与马克思笔下一分为二的有产与无产、剥削与被剥削的敌对“阶级”，显然不是一个概念。笔者认为，从来没有享受过主体人权与私有产权的一切中国人，所面临的最为致命的威胁，并不是外来的帝国主义和本土的阶级敌人；
而恰恰是把自以为绝对正确的神道天理连同国家机器和一级压一级的等级制度捆绑在一处所形成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不可抗力。直到文化大革命中，贵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和贵为剧协主席的田汉一夜之间被打成所谓的“叛徒、内奸、工贼”以至于死于非命，就是这种名为“阶级斗争为纲”实为“存天理灭人欲”的不可抗力施暴施虐的两例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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