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大陆的矿难政治

　　对于大陆的煤矿工人来说，2004是个祸不单行的黑色年份。在陕西省陈家山矿难中，有166名矿工不幸遇难。就大陆官方公开的死亡人数而言，这是近年来最多的一次。此前不久发生的河南大平矿难死亡148人。死神的步伐，坚定而恐怖。官方媒体在做“感动中国”的同时，不妨也做做“痛苦中国2004”，让人们记住这一年发生在同胞头上的痛苦和灾难。在唱天天都是好日子的时候，也不忘死去的人尸骨未寒，受伤的人还在挣扎呻吟。起码这也算是一分为二吧。

　　据官方披露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大陆煤矿事故死亡2668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3.02。而德国同期煤矿事故死亡仅1人，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0.04。2003年大陆煤矿企业事故死亡6702人，2002年为6995人，2001年为5670人，2000年为5798人，1997年为7083人。2001年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事故就有49起。这在世界上也算是“一枝独秀”了。让人纳闷的是，按照大陆国旗法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时，可以下半旗志哀。但是，自1990年10月1日国旗法实施以来，特大矿难不止发生过一次，却没有一次下过半旗志哀。为什么就不能为那些亡灵降一次半旗呢？

　　据报道，大陆的煤矿死亡率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00多倍。美国产煤占世界的五分之一左右，美国煤矿近年来每年的死亡人数只有40人左右。就拿2000年来说，该年大陆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为5.68，是美国的45.6倍，印度的13.42倍，是世界其他生产煤炭国家百万吨死亡率总和的3倍。问题还不仅仅是煤矿工人的处境。2000年大陆工矿企业事故死亡人数为11681人，是美国的42.1倍，日本的252.4倍。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还不好当。

　　更有甚者，官方人士称，通过对国外一些国家安全生产发展趋势的分析，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之间，生产事故基本是呈上升趋势，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之后事故才开始下降。目标是到2020年总体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安全生产水平。

　　换句话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每年死亡如此多的工人，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免的。不要期望在2020年之前会少太多的工人。难道短期内达到印度的水平都做不到吗？

　　照这样的逻辑，人还得继续每年数以千计地死下去。这不，主管部门在今年年初就称，2003年大陆煤矿企业事故死亡6702人，比上年减少293人，下降4.2%。2004年准备按照下降4.0%的幅度控制。煤矿百万吨死亡率2003年为4.17，比上年下降16.6%。2004年百万吨死亡率准备按照3.8控制。

　　按照这个控制计划推算，如果大陆煤矿企业事故今年死亡不超过6553个人，那不算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情，相反，这是成绩，因为达到了死亡控制指标的要求。我不知道，官员们每年面对这样一些血淋淋的数据，他们的神经是何等的坚强。不过，这也告诉人们，国民的生命被漠视，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情。死亡的阴影，将继续笼罩在工人的头上。没有人知道谁将是未来矿难中的牺牲品。我们祈祷，我们希望，GDP上面少一点甚至是没有血腥味，每一个工人都能够安全、健康地工作，他们的家人每天都能够看到他们平安归来。

　　大陆矿难是个触目惊心的问题，但不仅仅是矿难问题，它的背后是缺乏保障劳工权益的有效机制。

　　以为仅仅煤炭价格从每吨二百元人民币暴涨到四百元，就能够让所谓的“GDP重于人命”、“利润重于生命”之类的思想作祟，那是把问题简单化了。1997年大陆煤矿事故死了7000人，煤价并不比2003年高，人却比2003年死的多。那又如何解释呢？那些死去的矿工是不会为GDP不惜身家性命的。那些政府官员他们为了税收，为了经济增长，可以要钱不要命，那是因为要的不是他们的命，要的也不是他们家里亲人的命。当一次次把原因归结到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迷信，归结到企业主或者管理者对金钱的贪欲，那是在引人误入歧途，回避了对劳工权益保障机制的叩问和反省。

　　能源紧俏，可不只是中国大陆，且不说别的，就说那些向大陆出口能源的国家，他们的企业能够因为能源价格暴涨，就可以无视工人的权益，甚至生命么？想想看，难道德国的资本家就不想赚取更多的利润？英国美国的资本家比大陆的暴富阶层富有，可为什么就没有像南丹矿难里中的矿主那样冷血呢？英国的政客难道就不想英国的经济快速增长？

　　俗话说，人命关天。这本是任何智力正常的成年人都懂的道理。问题不仅仅在于一次次矿难中发现对生命的漠视，更在于生命何以能够一次次、一年年被漠视，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GDP先增长上去的同时，都也让一部分人先死或者先伤残起来。尽管大陆矿难简直一起挨一起，可是从来没有却煤矿工人，没有哪个矿井领导担心煤没人挖。陈家山煤矿三年前死了38个矿工，而今又是166个矿工遇难。可以说是前赴后继。

　　为了利润可以无视生命，并不人类社会的新鲜故事，只要资本缺乏有效的制约，资本就会表现出他丑陋残酷的一面。1860年，英国人在文章里就尖刻地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
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
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
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
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这和中国那句古话——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异曲同工。尽管刑法里规定着重大责任事故罪，却遏制不了矿难的一再发生。

　　在许多场合，劳工对于自己的处境似乎是一个要打，一个肯挨。其实这并不是劳工心甘情愿。有些人来说，这是阳光明媚的世纪。但对千万大陆人来说，这也是一个痛苦的时代，或许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不能摆脱困苦的境地。只有先看到经济发展的残酷，才能找到遏制贪婪和死神的良方。对于一个穷人来说，他最重要的财产，就是他的体力与技巧，如果他的劳动能力如果不能卖出去，他就不能满足自身和家庭生存的基本需要。而企业只要没有有效的约束，它是不会温文尔雅地使用雇工的。在劳动力就业严重不足的情形下，可能一个岗位有若干个人竞争，老板什么时候都不愁找到可以替代的低廉劳动力。相对于资方来说，劳方在市场中就处于弱势，往往对于资方的不合理行为只能忍气吞声。马克思在谈到矿工的处境时，引用过斯蒂文斯医生的话：“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能够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

　　对此次的陈家山矿难再一次显露了大陆生存竞争和生存压力的艰险。据大陆媒体披露，尽管自己和家人都知道井下23日就已起火，陈家山矿上灭火队的钻机工袁建平，27日上午按正常的排班下井工作，晚上零点还要下井，对于家人的担忧，他解释称，领导安排的，如果不去，不仅白班不予登记，而且还要罚款停工。如果没有了袁建平每月900元的工资，家里生活就难以维系。

　　为了生存，只要明天不失业，还能够有几百块钱维持一家的生计，他们就会去危险里刨食，用卖命钱来活命。即使没有矿难之类的不幸降临，他们往往也是在透支自己的生命。2001年10月，中国青年报披露陕西省洛南县的陈耳金矿，它的《坑道施工安全合同》就这样约定：“乙方(民工)施工期间必须保障个人安全，如发生伤亡、致残等一切事故，由乙方自行解决，甲方概不承担一切后果和责任。”“由乙方引起的不安全事故及火灾、人为事故；
在甲方施工工地发生疾病，因其他引起的非正常伤亡事故，由乙方自行负担。”这是真正的生死文书。可是在大陆，并不是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个轻松安全的工作等着他们从容地去挑选。许多人一生只能在穷困、饥饿和危险、短寿之间选择。

　　虽然不必夸张地认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但也不应否认，资本和权力一样，都有沾上血和肮脏东西的倾向，而资本和权力结合起来就必然导致血淋淋的残酷。在集权政治和财阀政治合流的过程中，底层的权益更容易被践踏，而且可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如果不能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资本，劳工就只能在资本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中生存。南丹矿难就是典型的事例。矿老板黎东明一次就赠送了二十多辆桑塔纳轿车给当地有关部门和官员。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官商勾结不就也在情理之中了？

　　越是危险行业的工人，往往就是社会中最弱势的群体。因为往往只有那些万不得已的人才会在这些岗位上谋生。在一些地方，采矿单位的爆破工、采石工、运输工；
有毒、有害、高温、高空、特繁体力劳动工，等等，才属于可以使用农村和外来劳动力的行业或者工种。这种歧视性的规定意味着这些行业或者工种从业者在权利和地位上的弱势，意味着在社会中没有多少发言权，否则这样的规定根本就不可能出台。这样的弱势群体更容易遭到无情的压榨。

　　对生命漠然有漠然的原因。如果只有矿主或者企业逼着矿工赴汤蹈火，而工人却没有合法、管用、可行的手段迫使企业改善安全条件的话，就是领导的批示再多，制定的矿山安全标准再具体，那也是一纸空文。作为弱势群体，相对于企业或者政府，工人自身能够用来保护自己的手段是相当有限的，不考虑这一点，只会说关心工人的漂亮话，摆出一副关心工人疾苦的架势，那是解决不了什么根本问题的。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本是根本不关心工人的健康和寿命的，除非社会迫使它去关心。”即使对于一个正直的人来说，丢失了10块钱，恐怕比知道另外一个陌生人破产，更能够激起自己的伤感。如果企业或者矿把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当儿戏，损人必害己，无钱可赚，无利可图的话，可能铤而走险的人就会少多了。要让矿主、企业记住矿井里最值钱的不是金子，不是煤炭，而是工人，要让人尊重生命，首先就得生命值钱。一个不值钱的命却要让人尊重，可能吗？

　　而对于当局来说，除了良心，如果没有任何可靠的机制将压力传导到各级政府的头上，工人既不能给他选票，也不能给他别的实惠或者损害，对于权贵来说，要他们当真把工人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重视，凭什么？要让政府不能不惦记着工人的权益，不与资本合谋，那就得制度上有传导压力的手段和机制。只有工人群体不再只是弱者，无须外力的恩赐，不但能够节制资本，而且也能够节制权力，他们的权利和生命，才会有更可靠的保障，那时，无论是官员还是矿住或者企业家就都会不乏人道主义精神了。否则，只要没有国家整体制度的转型，政治和社会生态依旧严重失衡，工人处于资本和权力的双重挤压之中，包括劳工权益保障在内的许多问题，就很难有良性的解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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