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县长不如当书记

发布时间:2020-05-23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番感慨,既有对昔日无限风光的追忆,也有对错误对待权力的悔恨。从中可以看出,对“一把手”权力约束的缺失,是买官卖官愈演愈烈的关键

    

  武保安,上任短短8个月,即不断调整干部,并在其中玩弄权术、践踏制度、大肆卖官索贿,经群众举报检察院初步侦察,查实受贿金额118万元,另有570万财产来源不明。

  

  武保安在短短几个月内将手中人事权力变现成巨额贿赂,行贿者涉及该县大多数中层干部,其卖官伎俩的轻易实现,再次提醒人们要有效制约“一把手”权力,建立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机制。

  

  大造舆论,撬动人心,高价卖官

  

  武保安于2003年9月底任翼城县委书记,2004年6月即被逮捕。他在任仅仅8个月中,卖起官来如同精明的商人一样有条不紊,他的手法是先造势,再确定收钱时机,最后以贿定官。由于武保安卖官受贿时间集中,数额巨大,涉及众多,所以谈起这位县委书记的卖官敛财之道时,当地许多干部都能做出一番总结。一是大造舆论,撬动人心。武保安上任伊始,就大造调整干部的舆论,挑动大家的欲望。他多次在各种会议上讲要对干部进行大交流、大调整、大推磨,而且号称是翼城历史上调整面最大的一次。如此一来,原来没有想法的人有了想法,原来有小想法的人有了大想法,干部队伍人心浮动,人人自危。一段时间来,如何抓机遇、争位子、要头衔,成为干部议论的焦点。大家互相探听谁在争取这个位置、谁送了多少钱等信息,并根据自己的实力计算着如何竞争成功。每一个希望被调整的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参谋、决策小圈子,各种信息在交流、碰撞中迅速传播,时过不久,送钱买官便成为半公开的秘密了。

  

  二是游讲索贿,提高要价。武保安广泛接触干部,大谈自己的调整思路、用人标准,并征求干部本人对调整的意见。2004年年初,武保安到各乡镇找干部谈话,进一步讲明调整思路(群众形象地称之为游讲索贿)。对于提出去条件较好单位当一把手的,武起初的态度都是充分肯定谈话者的成绩,同时许诺可以考虑其安排要求。

  

  武的谈话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符合调整条件、有想法的干部,而且包括不符合条件或者根本没有调整想法的人员。武保安对有想法的人进行不止一次的谈话,而且态度逐渐变得暧昧,抛出一些诸如“这个岗位竞争很厉害,你再考虑考虑其它单位”、“你的实力不行,调整好有困难”、“你多说几个单位,我给你考虑着呢”、“不能光想着吃肉,还要啃骨头”等话语。对找上门来的干部,武的谈话内容无非是“大盘子还没定,等定下来再说吧”、“年前不动了,节后再说吧”等之类的话语。

  

  三是选择时机,反复受贿。如果在谈话后,及时奉送大额贿金的,那么武保安的态度就会大为好转。在安排职务时,武保安便论贿行赏,对于贿金不大或者不合自己心意的,则束之高阁。对于暂时没有希望调整但以后有可能调整的,武保安也一并笑纳。

  

  在制造舆论和收钱时间上,武保安做了精心安排。武保安大谈要对干部进行大调整的时间,正是农历2003年中秋节之前,与此巧合的是,武保安之子也在此前后到英国留学,这两个时机为行贿者提供了送钱的极好借口。

  

  当不少干部翘首以待调整时,武又说春节前不动了,春节后再行调整。这样一来,春节前后,武保安在临汾的尧都公寓、在翼城的机关宿舍、办公室、翼城宾馆的房间便车水马龙起来,大批有想法的干部纷纷前来与武保安进行交易。武保安之妻王临风承认:“2003年中秋节,2004年春节,这两个节日送钱的人都是为了提拔或者为了挪个位子。因为春节过后乡镇换届和各局级部门的领导作调整,所以这两个节日送钱的人特别多。”经查明:仅在2004年2月6日、7日(正月十六十七)两天,武保安的家庭存款就增加了5笔共126万元。

  

  肆意弄权 践踏制度

  

  收到贿赂后,武保安又像商人一样“信守承诺”,想方设法为出价最高的人谋官。在这个过程中,人事政策成为其手中的橡皮泥,想方则方,想圆则圆,可以为买官的人度身定做;
民主考察制度也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群众意志被肆意践踏。

  

  武保安首先是搞“度身定做”,将人事政策、部门意见变成其实现个人意志的工具。在干部调整中,方案怎么定,由他说了算;
初选人员如何产生,由他说了算;
正职的提拔,由他说了算;
副职的提拔,还是由他一个人说了算。

  

  翼城一位干部对记者说,武保安担任县委书记后,重大事项从不事先与其他领导沟通、协商,对其他常委提出的意见也置之不理。比如,在一次讨论人事安排的常委会上,针对原先确定的推荐对象的年龄条件,武保安提出“能否加一条:工作突出,担任正职的干部年龄可放宽一岁,参加推荐。”当一位副书记提出不同意见时,武回答道:“可以定为:工作实绩突出,担任副书记、人大主席的年龄可放宽一岁参加推荐。”此时,又有一位副书记也提出了不同意见,武保安答道:“年龄为1963年,加一个括号含人大主席,这个事情就这样定下来。”放宽年龄的表面理由是“把好苗子选拔进来”,而实际上,放宽年龄针对的只是个别人,这一点大家心知肚明。

  

  再如“关于县直工作部门领导班子调整补缺的意见”中,武保安亲自加上这么一条:“在一个部门担任行政一把手时间满8年以上的,一律进行交流。”一位干部为记者分析:当时全县符合这一条件的共有3人,煤炭局局长、财政局局长、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但是,武保安讲煤炭局和安检局下一步要分设,所以煤炭局长不在此次调整范围内;
而财政局局长已经提拔为县人大副主任,不存在交流问题,如此一来,必须交流的便只有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1人了。

  

  其次,对《党员干部选拔任用条例》等一些绕不开的制度安排,武保安或者暗示吹风、或者威胁引诱,甚至直接采取欺骗手段,以达到自己人事安排的目的。

  

  在2003年底的县级换届推荐中,按照上级要求进行两轮投票。第一轮投票后,武保安发现符合自己愿望的人得票太低,就在第二轮投票前亲自出马,做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同时安排分管组织的副书记挨个找乡镇书记、乡镇长谈话,要求他们投某某范围人员的票。

  

  由于具有投票权的人多是乡镇、各局的正职,县级班子换届后,这些单位的领导班子也要调整,因此,武保安通过有关人员给一些干部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谁投了谁的票,武书记都会知道。这样,投票人为了自己下一步的官位,只得按照武的意图行事。

  

  在选拔乡镇书记、乡镇长过程中,名为公开透明,实则暗箱操作。从表面看,投票推荐、演讲打分、考察公告、研究确定等均符合党政干部选拔任用条例,但事实证明:按程序走成了“走程序”。如在候选人演讲过程中,武保安搞了个突然袭击,临时亲自设计了A、B两种推荐票,让组织部门火速印制,其中A票为无记名推荐票,由组织部门收取、统计;
B票是记名推荐票,由武保安和县长亲自统计、掌握。

  

  按规定,不论A票还是B票,统计完后都应当在组织部门存档。但事后,武保安一直没有将B票送交组织部门保存。直到案发后的搜查中,办案人员从武保安的包里发现了此票。办案人员对两种原始票进行了重新统计,结果令人吃惊:有的人票数少计,有的人票数多计,错误统计的结果不仅使进入下一轮的排名出现重大变化,还使两位应当进入演讲竞争的中层干部痛失了竞争机会。

  

  防止“一把手”权力失控是关键

  

  在接受审讯的过程中,武保安及其妻子多次感慨万端地说,“当书记与当县长就是不一样。”这番感慨,既有对昔日无限风光的追忆,也有对错误对待权力的悔恨。从中可以看出,对“一把手”权力约束的缺失,是买官卖官愈演愈烈的关键。

  

  武对各种制度的破坏和玩弄,本就使下级监督名存实亡,而同级的监督也没有约束力。

  

  记者查阅翼城县委常委会会议记录后发现,在武保安主持会议研究干部问题时,会议并非“一言堂”,几位县委常委们都曾提出过不同意见,但多数人竟然阻止不了一个人,班子的整体作用没有发挥出来,最后依然是武保安个人意志占了上风。

  

  干部任用上的“一个人说了算”,加剧了下属对权力争先恐后的附和和无原则的盲从,下级的附和与盲从,又助长了其卖官的嚣张。在审讯中,武保安之妻多次讲:武保安当县长的时候,来看望的人很少,送的钱数额也不大,多数都是烟酒什么的。自从当了书记后,来的人也多了,送钱数额也明显大了。有时候这一拨还没走,那一拨又来了。为了避免双方碰面,先来的就躲到里间,等下一拨人走后,才赶紧离开。

  

  而在这个过程中,上级组织对武保安的胡作非为也缺乏有力的监督。在武保安案发后,临汾市委沉痛地反思说:“在对武保安的使用上,看重他显性政绩突出,而对他的思想政治素质缺乏深刻的剖析、全面的了解。对他存在着重选拔使用,轻教育管理的问题。致使一出事就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翼城煤铁资源丰富,这几年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很快。但在武保安任县委书记后,由于他一心琢磨弄权卖官,对全县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疾苦全然不放在心上。在他的带动下,翼城的官场风气越来越糟糕,一些干部深陷跑官买官之中,无心工作、精神萎靡。全县信访问题成堆,群众反映强烈。武保安案发后,一时间流言四起,大多数干部人心惶惶,许多工作陷入停顿。一人为祸,全县遭殃,武保安卖官案再次提醒人们,应当加大反腐败力度,在制度上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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