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永祥:纪念伯林之死

发布时间:2020-05-23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伊赛尔·伯林是当代一位影响力极为深广的思想家。《自由四论》(有陈晓林君中译本)与《俄国思想家》(有彭淮栋君中译本)两本文集固然为读书人所周知;
《刺渭与狐狸》、《马基亚维利的原创性》、《反启蒙运动》、《民族主义》等多篇文章也久已脍炙人口;
《自由的两种概念》(三联版《公共论丛》第一、第二辑刊有此文的中译——编者注)更是相关文法科系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必读小经典。不过伯林作为思想家,却与我们心目里熟悉的思想家形象有些不同。

  

  伯林出身哲学,可是他名世的学术身分乃是思想史家;
确实,几乎他所有的观念,都是藉由对人物、运动、思潮的思想史研究来表达的。相应于此,他的思想史著作也洋溢着清楚强烈的问题意识,从不限于排比材料,或者做即兴的诠释与机械的化约。

  

  伯林的思想史研究,在三个方面造就了这位自有独特色彩的思想家。

  

  第—,他无意于营造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全面的学说。他不是康德、黑格尔,也不是罗尔斯或者哈贝马斯。除了早年的少数专技性哲学文章,他几乎未再脱离思想史的脉络去抽象地谈概念。我们无法想象伯林像罗尔斯那样经营“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或者像哈贝马斯那样建构“沟通伦理”的历史取向,自然更注定了他会迥异于古典的系统哲学家,或者是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家。

  

  第二,即使接受了思想史的取向,我们也会注意到,伯林的著作通常题材分散,而体裁也以文章为主。如果我的记忆无误,除了极早年的《卡尔·马克思》,是写成章节完备的专书,此后他的作品均是单篇的议论(essays)、长短论文、演讲、广播谈话、乃至于杂文;
发表场所也往往是在《纽约书评》之类的文化刊物,直到近20年来才择其要者逐册结成文集。而他讨论的主题,则泛及政治哲学、文化意识、历史理论、近代西方的几大思潮、俄国思想史,乃至于维柯、赫德、哈曼等遭主流思想史淹没的人物。由于这种著述方式,伯林的影响虽然广远,却少了一般思想家吸尽一江水的霸业雄图气味。

  

  第三,伯林当然有他的“主张”,不过这类主张往往是批判性的而不是积极性的,旨在指出限制而不在堆砌希望,目的在于提醒而不在鼓吹。他的思想中间,几乎没有任何许诺成分,因为他知道自己无能给人类提供任何解答或远景;
但是他相信,期待解答或远景的人,最好对人类的处境稍有了解,以免陷入幻觉。我们称他为思想家,原因就是他对于了解人类的处境,作出了人文意识浓烈的贡献。

  

  在这方面,伯林的思想在表面上虽然沾染着几分英国的保守世俗色彩,实质上的悲剧意识,却更接近韦伯。我始终不解,渊博如伯林,从容游走于俄、意、英、法、德多国思想传统之间,何以竟然终身不曾正面讨论过与他思想接壤的尼采和韦伯?这个问题,或许将成为当代思想史最有趣的公案之一。

  

  熟悉韦伯“价值多神论”的人,其实已经掌握住了伯林思想的核心议题。伯林深信,人类所追求的目标和价值不仅杂多,并且相互冲突;
这些价值无法形成—个高下各有定位的层级体系,也缺乏一个可以共量的尺度。价值冲突不仅在团体之间与个人之间都存在,在各个人内心也会爆发。因此,即使是平常人的日常生活,也注定充满着疑惑、将就、矛盾、不安与永远游移无定的向注。可是人类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的存在,于是产生了对于一元论体系的渴求。伯林认为,西方思想的主要传统,基本上都是一元取向的。他终生的批判对象,也就是这种弥漫两干多年的一元论传统。

  

  撇开古典哲学和基督教这两个庞大的一元论救赎体系不论,近代西方的—元取向,主要诉诸普遍理性与普遍人性。启蒙运动,在伯林眼中乃是这整个趋势的代表。可是藉普遍的理性或普遍的人性,真能够整合价值、消解价值的冲突吗?可以,代价却是以阐明理性或者人性需求为名,抹煞多元与差异,将某种秩序和价值观强加于心灵和社会。启蒙思想家在这方面的构想,今天看来或许童叟无伤,可是各类社会工程师,在后继时代里仍然精益求精地设法落实启蒙运动的原始雄心。他们的成就,在今天我们的生活里随处可见。伯林撰写《自由的两种概念》,目的即在于戳破启蒙思想躲在“积极自由”说词之后的整体一元倾向。

  

  西方的反启蒙传统,已经发展出了对于一元主义的批判。这也就是伯林专注于挖掘这个传统的主要动机。历史有一个朝向一元终极目标的直线方向吗?抽离的理性能够掌握自然的多样风貌吗?原子式的个人能够滋生价值吗?各种文化的独特性能够用一套普遍的标准来臧否吗?启蒙与反启蒙的对立,今天看来或许多已失去尖锐性,但是其背后一元与多元、普遍与个别的争执,在当前的多个领域里,仍以其他形式方兴末艾。用政治社会的理论与实践为例,普遍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多文化主义、公民身分的普遍权利与身分差异、乃至于民族主义从“对外求异”到“对内求同”的暖昧性格等等讨论,用意都是企图安顿一元与多元两方面的要求,却又难得其解。

  

  在哲学和文化理论的领域里,这类争执就更明显了。不错,上帝已死,后现代似乎已经接收了全部遗产。可是,当后现代主义有如尚不解事的顽童,正为严父去世后的解放感而欣喜雀跃时, 伯林的不同,或许不在于具体的论点,而是在于他更为了失怙之后的责任与坎坷前路而忧心焦虑。

  

  作为一个人,伯林距离我们实在很远,他是英国长大的俄裔犹太人,在牛津大学求学任教一生,出入英国和欧美的高级文化学术社交圈,个人关怀所在则是犹太民族的命运。不述他的思想确实有相当的启发性。阅读伯林,是一种愉快的经验。他的文字虽然雕琢讲究,理路与意思却浅显易懂。可是即使读来感觉清爽会心,你会发现他在文字背后织下了重重关连与视野,可以让你尽情深入思索,逐步展现一个丰富的思想世界。对于身在东方的我们,这个思想世界可不是不相干的。伯林有他云端的个人生活,不过他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家(而不是学者文人的思想家)。他的去世,我觉得是一个损失。

  

  《南方周末》1997,11,28,阅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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