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大午：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和治厂思想说开去

　　同学们：大家好！

　　很高兴来到南开。今天我的心情非常舒畅，因为来时路上，我遇到了好人。刚进天津市，由于路线不熟，我们买了地图查看。一位老大爷走过来，敲我们的车窗，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说去南开大学。老大爷不知道南开怎么走，主动帮我们叫来一位出租车司机。司机师傅明明看到我们自己有车，并没有生意可做，但他还是很细致的隔着车窗告诉了我们路线，我们没有下车问路，他也没有一丝不快。

　　到了卫津河，看到旁边的柳树嫩绿嫩绿的，我简直不相信这是冬天。中午我被安排在谊园休息，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来，感觉到很温馨，窗外喜鹊“叽叽喳喳”欢快的叫声，使我想起自己曾在大午集团池塘边写的一副对联来：“柳绿池塘鱼醒梦，春到河边鸟唱歌”。这里竟会如此美好！下午在南开校园散步，经过一座桥的时候，又见两只喜鹊伫立在两边的栏杆上，真觉得是一个好兆头，我想，中国的春天是不是要从南开大学开始啊？

　　今天和同学们交流，我很高兴。在这里，我想从大午集团的经营指导思想和治厂思想说开去，和大家谈谈我办企业的体会和感受。

　　一、企业指导思想

　　大午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这三句话在1992年以前就提出来了，已有15年之久。对此，很多人都提出质疑，企业的定义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组织，你怎么说企业不以盈利为目的呢？也有专家教授建议我改成：以盈利为目的，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我说这是我的个人体会，我不会改。

　　1985年，大午集团从一块荒地上起步，养了50头猪、1000只鸡，滚动积累发展至今。现有17个分厂，除去去年出事企业亏损580万，我们企业没有亏损过，也没为产品销售发过愁，企业一直很稳定的发展了近20年，我们就是这样一种指导思想。我说不以盈利为目的，但每个企业都挣钱，为什么是这种情况呢？从理论上我也说不太清楚，大家可以探讨，但是事实摆在这儿，用英语说就是：“eat to live，not live to eat”，吃饭是为了活着，可活着决不是为了吃饭。企业从没有给下边分公司经理、厂长下达过指标、任务，也没搞过承包，但企业运行得非常祥和，现在固定资产是1.7个亿，总资产是2.3个亿，我们几乎就不欠贷款。去年的事件判决我们非法集资1308万元，主要是借款，打的借条。中央电视台曾以《道德与法律的无奈》进行报道。企业发展很稳定，我们不得一时之利，顺其自然发展。

　　“以共同富裕为归宿”主要体现在“私营企业不姓私”，私营只是一种生产经营方式。可以说大午集团是我个人的，1985年开荒起步时，没有任何资源。第一年挣到一万元钱的时候，我妻子拿着钱数给她母亲看，都是10元的票子，非常兴奋，那时万元户是非常少的。第二年我们挣了十几万，妻子就买了保险柜把它藏起来。第三年第四年剩余资金就上百万，存在银行里，可这时一点兴奋感都没有了，这些钱干什么呢？我们也想过移居城市，甚至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看过，后来觉得哪儿也不如自己创业的地方好，毕竟是我们亲手开荒开出来的，不舍得离开。妻子说办敬老院，可是没有医院作保障，老年病解决不了。后来就想办孤儿院，和市民政局联系，也找不到几个孤儿。最后办起了免费的大午技校，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学员，对贫困山区来的还管吃管住。这些人现在都成了我们的客户，大午集团带动着1600多个养殖户、养鸡厂。1998年我们又投资3000多万办起了大午中学，如果把学校建在县城得六千万，建在天津、北京一个亿也难建起来，投资这么大的学校我们借了一点款，就为这事我去年被抓。

　　现在大午集团有2000亩土地，其中有1000多亩葡萄，有食品公司、饲料公司、种禽公司，是一个农牧企业，发展到今天就得益于有这么一个经营指导思想。“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发展为目标，以共同富裕为归宿”。我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当一个人有一万元、十万元的时候会认为是自己的，一百万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淡化了，一千万的时候就更不是这种想法了。我们资产达到2千万的时候，就觉得确确实实是社会财产了。有时候我也和老师们探讨，我们光批资本家，没当过资本家怎么知道资本家在想什么？我现在算是个小资本家了，我想的就是私营企业不姓私，私营就是一种生产经营形式，创造的是社会财富，为社会服务，这就是我的体会。人们通常以为“为富不仁”，以为“医生盼着人们都生病，律师盼着多起争端，棺材铺老板盼人死得多”，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我认为好富起来的人，靠勤劳致富的人，是“富而好礼”的人，是与人为善的。当然以掠夺、抢劫谋利的以及贪官污吏应另当别论，但贪官污吏是不会拿出钱来做善事的，他不敢办学校，也不敢象我一样修路，每年敬老扶贫。

　　大午集团发展到今天得益于企业的经营指导思想，周边地区祥和安全，十几个村庄没有一个穷人，当然更得益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如果是生产队阶段，还是搞计划经济，就没有大午集团，这一点也得感谢共产党。

　　二、企业治厂思想：

　　传统的儒家思想、现代的法治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这三者的结合是大午集团的治厂思想。

　　1、传统的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我觉得老祖宗讲的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是非常好的，传统文化怎么能够割裂呢？多少年的历史形成一点传统，多少年的传统形成一点文化？这是来之不易的。我们为什么对祖宗留下来的文化视而不见呢？为什么看西方这也有那也有呢？比如说，西方的三权分立，我们的老祖宗早就探讨过。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书省起草诏书，然后门下省进行审议，最后才能到尚书省去执行。那不是三权制约吗？制约谁？制约的就是皇帝，我觉得跟西方的君主立宪制是类似的。直到元朝、明朝才把它砍掉了。为什么砍掉？因为它对皇帝是制约的。还有人说，企业公司制是从西方引进的，有公司法、董事会、监事会。后来我到山西平遥看钱庄票号，董事会、理事会、监事会大票号里都有。他们的买卖做到了俄罗斯，早就成了跨国公司了。难道说我们的老祖宗笨吗？为什么大家对这些视而不见、不去总结呢？

　　我想，我们应该认祖归宗，也就是说应该让国家找回祖国，让国家生活在祖国的怀抱里。祖国是什么概念？祖国是以历史为支撑，以文化为代表的；
国家呢？国家是以国家机器为支撑，以权力为代表的，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是炎黄子孙，华夏儿女，应该认祖归宗，但我们供的牌位是什么？是马、恩、列、斯。我18岁入党时宣誓就说死了以后去见马克思，而不是去见祖宗，见黄帝、炎帝。今天我看了南开的博物馆，就觉得很好。六千年以前的彩陶就那么好了，我们有多少宝贵的东西应该传承，应该发扬啊！中华民族是非常了不起的民族，有着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应该继承。有人说了，裹小脚、留大辫子也是文化，那也要继承吗？我说这些文化又分传统文化和制度文化，民间约定俗成的是传统文化，制度文化不在此列。“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这不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主流。

　　我在大午集团建了“敬儒祠”，中间是孔子和他的两个得意门生子路、子贡；
两边一边是关羽、周仓，一边是岳飞、岳云。关羽取一个“义”字，岳飞取一个“忠”字。敬儒祠就是尊敬孔子，“孔夫子关夫子两个夫子，写春秋读春秋一部春秋”，关羽在读孔子的书，岳飞在读孔子的书，这就是敬儒。我就信奉这些，所以大午集团也很祥和，是个好人相聚的地方。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因为儒家的东西实用，我信奉孔子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孟子的“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的大丈夫气概。这个信念支撑着我，所以就走到了今天。

　　2、现代法制思想：在我的企业里要求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更体现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

　　我担任着大午中学的校长，曾在学校开展过两错大讨论，就是“学生错了怎么办？老师错了怎么办？”答案非常简单，学生错了给老师认错。但老师错了能不能给学生认错？有这样一个例子，一个学生在课堂上站起来对老师说：“老师您把我的卷子判错了，我应该得100分。”老师看后，认定这个学生确实做对了，就给他改成了100分。但是这个学生并不坐下，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老师您错了，还没有道歉。”老师沉默良久，说：“这位同学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坐下。”当然这个例子可能有些夸张，但给我的启示就是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学生错了让学生认错，下属错了让下属写检查，老师错了领导错了道不道歉？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谈什么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做不到制度面前人人平等，谈什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什么是道德？我理解它是中性的，不崇高也不低下。拿我做例子，我没有偷漏税，没有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我赚一千万、一个亿，我的钱来得干干净净。我有一千万、一个亿的资产是光明的，是道德的。我不需要做好事，不需要修路、敬老扶贫。但是我修了路，建了学校，救助了孤儿，这就属于一种崇高行为。讲通俗一点，八点上班准时到，六点下班准时走，这就是道德。提前十分钟到，扫地打水，那就是崇高。八点上班晚到十分钟，六点下班提前十分钟就走，那就是道德低下。我认为道德就是中性的。这个社会就应该是中性的社会，是道德的，而不是崇高的。学雷锋学的是什么，就是学崇高。比如说“为人民服务”，应该在人和民之间加点，为人服务，人包括一切人，范围非常大；
为民服务那就是为老百姓服务，不是为当官的服务。所以说治国常常出现口号误区，现在是崇高误区，很多肮脏、丑恶的东西都伴随着崇高、高尚的东西而出台实施。

　　在大午集团，我不要求员工做得崇高，做得崇高是自愿的事情，我要求人们是道德的。上一天班必须得一天的工资，有意见就说，应该说。人们都批判“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我就想，端起碗来吃肉是人家劳动所得，为什么不能吃肉呢？放下筷子骂娘是很正常的呀，说明人还不满足，还有更高的追求，为什么不让人们骂呢？我说吃肉容易骂娘难。大午集团提倡两个字“容”和“鸣”，也就是宽容和鸣放。能够容下去就容，要不就鸣放出来。

　　道德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是民间的正常选择。我生活在农村，张三李四家住在一起，是非常讲道德的。借了东西不还，下次就没人搭理你。借钱用不着打欠条，借米借面，浅借满还。你对我是道德的，我对你就是崇高的，这就是民风。理在民间，道德在民间。什么时候没有道德？专制之下无道德。像胡雪岩发财是道德的吗？王有龄上京赶考被困住，胡雪岩认为他前途不可限量，挪用东家的钱财资助他，日后果真官商一体，得到了丰厚的回报。这是投机行为，无道德可言。我性格不好，贷不出款来，因为我不抽烟也不喝酒，更不愿意耽搁很长时间去打麻将、玩，最主要的是我难以卑躬屈膝。我在北京听课，曾和企业家们座谈。我想到和申，他很富有，但他在乾隆面前是孙子，他要找心理平衡，扭过脸来，所有的官员都是他的孙子。这是一种变态的、扭曲的人格。企业家是不是这样？有了钱就是企业家吗？我说能挣钱的不一定是企业家，能打胜仗的也不一定是军事家。有一位老总很赞成我这个说法，他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官员面前低头哈腰当孙子，回到企业不当爷爷不就行了？我说这就对了，但我还做不到，我不给他人当孙子，也不给别的人当爷爷，我挣的钱光明磊落。有些企业家不是这样子，一副面孔是给官府当孙子，一副面孔是给穷人当爷爷。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家不安全的现象？四川一个亿万富翁仅仅为一万元被人炸死，是多么可悲的事情。

　　建立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体现在民主宪政上，是为了保护个人的自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个人自由，而不是限制个人自由和个体权力，且处理事情能够做到公正公平，这才是法律的目的。我们国家在法律设置上、在体制上有不尽完善之处。有消息说中央信访办要取消上访制度，这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建议的，我和他讨论过。我认为取消不妥，这是老百姓唯一的诉求渠道，是一种精神寄托。如果取消上访制度，必须有配套的制度跟上。现在司法体制是什么？司法体制受到地方很大的约束和干扰，不能做到公正执法，老百姓被冤枉了，没有地方去说，不仅仅是因打官司花不起钱，关键是打不赢。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现在的司法并没有独立，不独立，垂直也行，可是现在公安局、法院、检查院都受政法委书记领导，这是计划经济沿袭下来的司法体系。所以说像这些问题很难做到司法公正，这不是人的问题，是司法体制还没理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还没完善起来。就是理顺了以后，司法独立了，行吗？还不行，因为法官还有很大的合法伤害权，自由裁量权。

　　我觉得西方一些国家的法律制度比较成熟，尤其是陪审员制度。河南农业大学有一位尹教授曾来看我，说他在美国坐了一年的监狱，原因是从美国回来时携带了DNA技术，上飞机时被查处，以盗窃国家机密罪遭到起诉。他讲到案件的审理过程，首先案子要公开，然后招陪审员，一般是12―18人。招陪审团成员需要很长时间，条件特别苛刻，有倾向性的不能当陪审员，要选出中立的。陪审团有权利说罪与非罪，其中如果有一人说被告无罪，就不能定案，还要继续论证。法官的作用是执行程序，对照刑法条文量刑。尹教授在监狱里享受大约3万美金的生活待遇，可以看电视，看报，很宽松。司法要做到公正是很不容易的，要有一个很完善的体制、机制设置。我们国家还差得非常远，所以目前来说，老百姓去喊冤，去上访是可以理解的。

　　3、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

　　我曾说过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我信仰马克思主义，他倡导的是走向社会祥和、社会共同富裕。我觉得社会主义是没有错的，我信奉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问题是我们搞的是不是社会主义，这是需要探讨的。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经历过很多次运动，尤其是“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斗地主、批资本家、文化大革命乱折腾的时代，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我从部队回来以后一直在思索，探索阶级斗争问题。去年我把我们周围村庄活着的老地主、老富农们和那些老长工、老贫农请到大午庄园开座谈会，长工贫农和地主富农分开讲，讲他们的矛盾是什么，我得出来的结论是没有矛盾。其中一位王氏老太太说：“我们家最穷，斗地主时让我丈夫上台，都教好了他怎么说，可上去以后就说错了，说地主把好吃的给了我们，工作组赶紧让他下来。”现在他们仍然这么说：“过去给地主扛长活、打短工，从不拖欠都给上钱。”他们对地主富农并没有仇恨。《毛泽东自传》中毛泽东也有个回忆，他家就是富农，小时候看到长工们吃鱼、吃鸡，自己在一边看着吃不上，可以说那时候的长工比现在的农民工享受的待遇要强。我家是贫农，斗地主时，分得一口袋小麦，白天父亲扛回来，晚上母亲又让他给地主送回去。我问母亲，我们家为什么穷呢？母亲说，咱们家穷是因为你爷爷赌钱。我的父亲母亲都很能干，也应该是富农，可是每年收了很多粮食，到年底却要一麻袋一麻袋地扛出去还赌债，直到爷爷去世后，家里才好过了。地主富农说，分地我们没意见，分了以后还让我们重新干就可以，只要有这个条件和机会，三两年后，我们还是比别人过得强。其中有一位，说最初他家只有二亩地，后来有170亩地了，就是因为他们会手艺，家里日子过的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说穷富矛盾不是主要的。历史上动乱的根源主要是官民矛盾，农村有些地主和恶霸联系在一起，欺压百姓，有官府背景，代表的是官方，这个矛盾绝对不是穷富矛盾。

　　我希望这个社会能够走向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有差别的富裕。有人说，大午集团在搞乌托邦，我不这样认为。现实说明，大午集团在一片荒地上创造出这么一大笔财富，四五千人祥和地生活在这里。工资高的可以挣到三、五千甚至一万，少的三、五百或上千，是有差别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生活资料的共有、共享。人在生活资料上大体平等，这样的社会就是祥和的，就是共同富裕。不要以为共同富裕就是相同富裕，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这样可能吗？像全民所有制，要求起点平等，分配公正，能做到吗？上海一亩地一百万，我这里一万元都没人要，他卖一百万，有我一份没有？如果是全民所有制，怎么分配？同样是土地，价值却不一样。不要研究生产资料属于谁的问题，关键是生活资料能不能共有和共享。大午集团是我孙大午的，但是学校三千多人在这里上学，几千人在这里生存，我建公园、医院、商店、游泳池，大家不都在享受吗？生活资料上大体平等，我相信这就是共同富裕思想。

　　在这里，我想谈谈我对毛泽东的理解。对毛泽东这个历史人物是有争议的，以前我对毛泽东也是有看法的。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但是全国人民在他面前跪下去了。我也曾想过毛泽东在延安和黄炎培的那段对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毛泽东说找到了一个好的方法来跳出社会的兴亡周期律，那就是民主。毛泽东为什么敢说“我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因为他有信仰，有主义。大家想一想，毛泽东不可能是华盛顿，华盛顿既代表资产阶级，又代表美国人民大众，他进行的是独立战争，代表的是整个美国，不代表任何一个派别。但毛泽东可以说是工农的代表。辛亥革命以后，出现了一个新政权，孙中山制定了五权宪法，想搞民众共和，但遗憾的是国民党是以官僚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为主体的，必然要代表这些人的利益，因此出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共和。1946年召开国大立宪，1948年搞选举。立宪时1300多个国大代表中，没有共产党的代表也没有民盟的代表。也就是说工农老百姓就没有代表参加这个国大，所以说国民党搞的是四大家族的右派共和。毛泽东领导农民起义，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胜利之初，他很明确地提出中国革命胜利以后要搞新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到了1955年以后开始搞社会主义革命，先公私合营，最后搞共产。为什么搞社会主义革命？一句话，“小生产每时每刻都产生着资本主义”，就是农民工人不可能和地主资本家搞共和，你是右派共和，我们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左派共和。毛泽东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尽管是历经灾难，死了很多人，但他始终不后悔。

　　首先是1958年的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的，后来又演变成了反右。为什么？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发现有人要拔掉三面红旗，这三面红旗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理想所在。人民公社饿死几千万人毛泽东也不认错，他没有认识到三面红旗从根子上就是错的。1962年开始搞四清运动以及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根本问题就是思想政治问题或者经济问题。他号召全国的人民群众起来“砸烂公检法”，“踢开党委闹革命”，他的思想是认为“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文化大革命7、8年以后就要再来一次”。他认为夺权以后上台的新政府7、8年后会蜕变成新的官僚阶层。想一想美国每4年一次的大选，我认为那就是一次大规模的通过合法途径进行的反政府运动，一个总统的倒台就是一个政府的倒台。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7、8年后再来一次，他认为这就是民主，与他跟黄炎培的对话是相吻合的。我们对作为历史人物的毛泽东，对与错先不评论，我只是思索他的心路历程。

　　大家要知道，民主并不是个好东西，没有宪政制约的民主，就不是真民主。民主选举选出来又怎样？选出一个好领导来很快就会变质，因为“屁股决定脑袋”，穷人的代表将来就会变成富人的代表，这是规律。所以民主不是主要的，关键是宪政。那么对民主形成制约的是什么？是自由。可以说一个人独处，两个人就要讲自由，三个人则需讲民主。鲁滨逊一人在荒岛上，无所谓民主自由，可以为所欲为，随心所欲，蹦三尺高也没人管。两个人就要划疆界了，在我的地盘之内我是自由的，超过就不自由了，就要谈判，这样就谈出互不干涉的自由来，达到双赢。三个人在一起，一个人想抽烟，两个不想抽烟，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就要对抽烟者实行限制或专制。这些说明了自由产生共和，民主产生专制。我们现在不需要民主，需要的是自由。民主是手段，自由才是目的。宪法中写着言论、出版、结社、信仰等自由，这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把公民的基本权利落实下来，这是当务之急。

　　传统的儒家思想、现代法制思想、社会主义共同富裕思想，这三者的结合是我的治厂思想，简言之就是认祖归宗、民主宪政、社会共和。社会共和体现在官民共和，要靠民主宪政来保障；
穷富共和要靠市场经济来实现。

　　三、我的两个梦想

　　1、建一个大午城，一个祥和的社区。

　　原来设想2005年建成大午城，因为去年出了事，所以推迟了2―3年，我想争取在2008年前后实现。也就是聚集人口达到一万人（现在有5000多人），就业人口3―5千人，产值3―5个亿，这样一个大午城。大家很祥和的生活在这里，是一块净土，是一个好人相聚的地方。这里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我们很爱这个地方。尤其是出事以后，我更坚信了这个信念，就是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去年遇到那么大的灾难，都没有摧垮我们。连检察院检察长都说，你们那儿简直是个奇迹，很多地方把董事长一抓，企业很快就垮，抓了你们这么多人，企业还没事。当时整个集团高层全被抓，财务上的账目全部被抄走了，直到今年一月份才返还给我们。各厂在没有账目的情况下，一天几十万的流水账，等今年重新建账时，从去年5月27日到今年1月1日全部进行核对，只差2000元对不上。我确实受到了太多的感动，为全国给我的同情和支持感动，也为大午集团的员工和中层干部所感动。所以我们的信念更坚定了，“私营企业不姓私”，大家都把大午集团当成自己的家园，没有我孙大午，大家也要维护这块净土，所以我们闯过了难关。我说做好人是福，做好人难一定要做好人，做好事难一定要做好事。我也这样教育我的亲人和我的下属。

　　今年5月27日是大午集团蒙难一周年，员工们在阶梯教室看凤凰卫视和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光盘时，我的妻子在那里哭。当时，我有很多感想，写下两首诗。前言：“阶梯教室看光盘，纪念蒙难一周年。满腔愤怒无呐喊，妻哭无泪诗两篇。”第一首诗：回首噩梦已经年，亲人仍旧泪涟涟。别说晴天愁阴影，本分农民耕田难！自由劳动生财富，淳风化雨多善男。不是大午花一点，万国遍呈桃花园。这首诗说明了我在一片荒地上自由劳动生财富，我们没有贷款，每年给国家交上百万的税。一千多农民创造出这么一大笔财富，是自由劳动生成的，不是我孙大午做出来的。我只是创造了这么一个劳动空间。我深信，桃花园这个梦想是能够实现的，放眼世界，搞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是这种形式，大家都很祥和地生活着。在香港、澳门老百姓看病是不花钱的，60岁以上的退休工人每月还有700元的水果费，而且水果费不是养老费。那不是社会主义是什么？社会主义不就是体现社会祥和，大家生活都有保障吗？这种理想在世界上已经成了真实的存在，怎么会实现不了呢？所以我的第一个梦想是能够实现的。

　　由此我还想到了救国和救民的关系。“救国容易救民难”，很多人都趋向于救国。富国意味着强兵，富民意味着强国。我认为救民在于自由，救国在于民主。历史上的伟人太多了，英雄少年也太多了，都是为了救国。可是国家得救了、国家强大了，老百姓救不了最终还是亡，所以着力点还应该在于救民。这也来自于我的第一个梦想，让大家过上富足祥和的生活，真遇到大灾大难时，老百姓都会站出来说话，老百姓是非常善恶分明的。

　　2、“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

　　我写的第二首诗：“高校演讲惹风波，一场大难如穿梭。若非恶鬼开玩笑，当是天意传新说。千古文化一把火，万世太平百年课。狂飙再落须睁眼，不唯独夫向共和。”“千古文化一把火”就是说几千年的文明五四运动一把火把它烧掉了；
“万世太平百年课”就是为万世开太平还在于实现共和。如果说孙中山国民党搞的右派共和是第一共和，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的左派共和是第二共和，那么我们的社会势必迎来第三共和，就是左派和右派的共和，也就是官民之和、穷富之和。这是社会的走向，我相信这个社会将来要向这个方向发展。这条路我们探索了上百年了，从1905年―2004年一百年就是万世太平百年课，这条路还在走，肯定是一个趋势。“狂飙再落须睁眼”，我取“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的意思。“不唯独夫向共和”就是不要寄希望于哪一个圣人，哪一个领袖去改造国家，要靠整个社会的力量，靠大众的觉醒，走向共和。

　　第二个梦想很艰巨，我寄希望于我的学生们。现在大午中学有3000多名学生，我想建成一个“善天下”的学校。黄埔军校是“打天下”的学校，我想将来要用“善”来征服天下，不能用拳头说话了。但我也受教育环境的制约，我的学生不死记硬背就考不上大学，尤其是像南开这样高校，更是可望而不可及。我看到他们非常累，每天早晨5：40起床，晚上10：00才休息，学生们拼得非常苦。我想搞教育改革，也搞不成。我曾看到一篇报道：一个10多岁的孩子跟父亲去了美国后，爸爸问他上学都学了些什么？他说什么也没学，根本就没课本，上学就是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家长不理解，去问老师。老师说，你孩子的数学水平很高，到小学六年级都不用再学了。我们教的有两点，一是让他们知道缺什么东西到图书馆找，去网上查，而不是去背那些公式定义。二就是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加以总结变成自己的东西。后来，老师给这个学生出了个题目：“谈谈你们国家的过去和现在”，可以写历史、地理、文化、民族、人口、现状等等。学生只得去查。又出题目：“谈一谈你怎么认识历史文化”，这恐怕是博士要做的东西了。这样的学生思想多么开阔，他就会想文化是什么？饺子是不是文化？最后得出结论：文化不就是人类创造的、享受着的文明成果吗？而我们的学生天天在背，因为高考就考这些东西不背不行。在教育上我很想有所作为，可在目前的大环境之下，正是“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种情况下，我提出“与人为善，善待人生”作为大午中学的校魂。让学生们别打架，别以拳头说话，将来靠文明战胜愚昧，靠善良征服丑恶。“安得淳风化淋雨，遍沐人间共和年”，这就是我的第二个梦想。

　　我觉得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就是选择一个好的人生，同学们选择南开大学就很好。大午学校也是一个好的学校，是一个善天下的学校，我寄希望于他们以善来征服天下。我希望社会和谐，不希望社会争斗。只能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面，孔子的仁政、孟子的“民本”思想、朱元璋“剥皮灌草”惩治贪官的目的、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毛泽东的“寰球同此凉热”才能实现，我说一定要走向社会共和。

　　四、中国的希望在于青年的奋起。

　　南开大学有个《新觉悟社》，社长刘振同学让我题词，我把我题的一副上联 “鸡鸣报晓混沌宇宙雏啄破” 送给他。这里面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意思，是我在1989年写的，曾在报纸上公开悬赏一万元征下联，至今没有人对上。“鸡鸣报晓混沌宇宙雏啄破”的意境在大午之外，酝酿于孵化箱之中。孵小鸡的过程是这样的：鸡蛋受精卵在十五天以前在灯光下一照，小鸡发育的过程非常清晰，到15天以后再到灯下照什么都看不见了，是一个混沌状态，等到21天的时候就破壳而出见到了光明。混沌宇宙、黑暗的社会似乎全部容纳到了一个小小的蛋壳之中，冥冥中仿佛幼嫩的雏鸡用它那小嘴轻轻一啄，混沌和黑暗即刻变成了一片光明，鸡鸣报晓，宣告天下大白，颇有后生可畏、自古英雄出少年之意。《觉悟社》是周恩来总理创办的，《新觉悟社》这个名字也很好，意味着有一个新的起步、启蒙和新的觉悟，我把这句话送给你们。

　　南开还有一个“三农学社”，我的题词是“希望的田野在于遍植自由劳动之花”。农民的问题就让农民自己来解决，农民自己解决就会解决得很好。农村缺医少药，其实缺的是一个让医生成长发展的环境；
农民贷款难，是因为国家垄断着金融机构，农村没有活力是因为农村没有金融可言；
农村缺教育，是因为想办一个不收钱的学校也办不成。依次类推，所以我说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如果变成一个大沿帽管八个破草帽，恐怕就不是这样了。我建议农村的问题自己解决，建议出台临时乡村法。因为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严重束缚着农村的劳动空间。

　　我深信中国的希望在于青年的奋起，并寄希望于你们。因为我们这一代可以说是被耽误的一代，三十而立我没立起来，四十不惑我还在困惑，五十知天命我也不知道天命在何方，因此非常希望同学们能够奋起，能够有所作为。李慎之老先生生前和我谈过一次话，谈到了历史上他们的选择，他觉得是受骗了，或者是知识不够。如果那个时候有互联网，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我说他没有被骗，他的选择也是对的，那时思想不开阔也很正常。历史是不可能假设，也不能割裂的。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信息量这么大，它使地球变小了，使人们的知情权扩大了；
使人们白天不惧怕夜晚，夜晚能看到光明。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同学们赶上了，我接触到的几个同学都年轻有为，衷心希望你们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也希望中国的春天从南开大学开始！

　　提问与解答：

　　1、您有自己的理想，在追求理想的同时，有很多困难，比如说资金问题。您用哪种心态去面对？

　　答：企业缺钱，贷款很难贷到。我认为贷款就是靠关系，由于我的性格问题很难贷到款。那么我的办法就是发展慢一点，企业搞小一点。说实话我是不服输的人，我觉得香港弹丸之地能出现包玉刚、李嘉诚这样的经济巨人，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样的能人并不少，我也想做李嘉诚，但我知道做不成。他们的成功无非就是用资产做抵押然后贷款发展起来的。我就是靠自我积累滚动发展，这条路是非常艰难的，但是非常稳定。我不着急，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哪个厂能挣钱就发展，不挣钱就下马，我绝对不

　　刻意搞大。比如大午烤鸡，在当地没有大午烤鸡不成席。在北京也非常畅销，但是结不了账，年底才给汇钱，就是能卖出去我也垫付不起，因为我没这个钱。没钱就不发展嘛，不结账就不干了。所以大午集团的产品不赊销，我们赊销不起，没这么多钱。说有钱发展得更快更好我也知道，可我没有。我采取的办法就是发展慢一点，战略政策就是乌龟精神，爬的慢，但爬的稳。

　　2、去年非法融资对您的影响和改变是什么？您认为这件事对您的收获又是什么？

　　答：对我没什么改变。我的信仰、信念更坚定了，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有错。如果说有收获的话就是说话应该谨慎一些，但不知今天我是否做到了。如果没做到，那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请同学们原谅。

　　3、有很多企业创业时很优秀，但发展下去难免遭遇各种问题，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关于企业领导者接班人的问题，您考虑过自己的接班人吗？

　　答：去年出事后，我们兄弟三人都被关在监狱里，政府就让我的大儿子孙萌当了法人代表，担任董事长。我在思索两个问题，一是私营企业不姓私，私营企业应该怎么发展下去。我不愿意私营企业靠自己的孩子去继承。创业容易守业难，只有创业才能守业，如果不能创业就不能接班。另一个我在探讨一个君主立宪制在私营企业中的可行之路，实行所有权和决策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分开。通俗一些就是说儿子有能力就去创业，儿子没能力就等着享福，每年私营企业拿出一定比例的盈利额给家族。大午集团严格说来不属于任何人，就属于我和我的妻子，是我们创出来的，能属于孩子吗？能让孩子继承吗？显然是不合适的，他们能继承我的精神继续发展下去，是我的希望所在。如果不能继承企业精神就实行君主立宪制，董事长、董事会成员怎么产生跟家族成员没有关系，每一位普通职工都有可能竞争成为董事长。儿子有能力也可以竞争董事、董事长，这不同于继承。这个制度我还在探讨，没有成熟。如果同学们有兴趣也可以和我一起探讨，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4、农村的村干部往往在不知不觉中爆富，而其村民往往只是抱怨，却不知该如何去揭发他们的行为，甚至好多事跟本不知哪儿有证据，因此逆来顺受成了习惯，如何唤起农民团结起来，打击贪官的意识，如何激励农村的干部能切实为人民服务？

　　答：往大的方面说，应该是精英治国，平民监国。一个村也是，支书、村长就是本村的精英，老百姓对他们应该有监督权。现在把农民唤醒打击他们，我觉得这个提法不好。咱们看到很多地方发生了你死我活的斗争，新选上的村长被人砍死，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非常严重，我觉得新选支书上台，不要去清算这笔旧帐，以后靠法律解决，目前不具备这个条件。我想说一句话：给人们自由，人们可以宽恕一切罪恶。因为财富随时在更换着自己的主人，它向品德高尚的人手里转移。关键是要有一个劳动空间，是公民权利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以后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仅仅是就事论事，查帐、惩治等会引起农村的混乱和纷争，都解决不了问题。

　　5、民营企业是否重视科技进步和科学管理？祥和的社会会缺乏竞争压力，如何保持企业的创造力呢？

　　答：创造源于自由。我觉得我那里各个厂随时都在创造着，畜牧在搞原种研究，饲料、预混料也搞得很尖端。这些我都不管，让他们自由跟科研机构接触，自己研究创造，企业给时间给经费就是了。给一个自由的空间就可以保持企业的创造力。

　　6、我想提关于您自身安全的问题，您的梦想要实现，企业要发展，就不可避免的要和政府打交道，您现在如何处理与那些整过您的政府官员的关系？

　　答：处理的非常好。同学们不要担心我的安全，我去年是11月1日出来的，11月3日，县委书记召集县长、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的院长、银行行长等一把手请我一起吃饭。县委书记说给你提三点希望：第一点，希望你正确对待这次对你的诉讼；
第二点，希望你正确对待参加诉讼的这些人和这些单位，也就是抓你的人、批捕你的人、审判你的人、告你的人，今天都来了，大家以后还要和你共事，希望你正确对待；
第三，希望你回来以后继续把企业搞好，少接触媒体。接触媒体多了以后，说你自己有罪你的形象不好，说你无罪，政府的形象不好。我的答复是前两点我能够正确对待，相逢一笑泯恩仇；
第三点我不能完全做到，我要接触一些媒体，因为我欠媒体的太多了，但是我可以说话谨慎一些，不涉及这个案子。我已经接受了这个判决就不会翻供。

　　7、孙老师，您好！非常荣幸可以在南开见到您，也感谢您对我们新觉悟社的期望。您刚刚说中国未来的希望在年轻人，那么您认为我们大四的学生面对这样一个亟待发展改造的社会，作为当代年轻人应该做些什么呢？

　　答：我希望你们从小事做起，从实践做起。先找一个安身、吃饭的地方，把就业看成创业，在实践中摸索前进，不要着急发财，把功利主义看淡一些，读懂它，但不搞功利主义。我希望年轻人不要积累钱财，要积累知识，积累毅力，积累前程。有钱有权只能体现人生富贵，不能体现人生价值，体现人生价值的东西是劳动、是知识、是奉献。

　　8、您的学校以善为本，那么您的学校在收费上是否低于其他私人学校？还有刚才您提到胡雪岩的故事，那么您的大午技校免费招收学生，但最终成了大午集团的客户，您是否和胡雪岩有些相似呢？

　　答：我觉得我搞的是市场经济，我在培育一个市场，跟胡雪岩不一样，他用的是官方资源，我没有任何资源，我是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来培育市场。我的学校收费是非常低的，是一所平民化的学校，住宿费是400元/年，学费是1600元/年，这是最高的，平均收费在1600元左右，一些成绩好的学生学费全免，以发奖学金形式减免，奖励额大约在15%―20%。收费低于国办学校和其他私立学校，但老师的待遇高于国办学校。

　　9、您在以前的演讲中提出过出台《临时乡村法》，您在与杜润生先生的对话中也非常赞同他的“让农民站出来说话，有农民自己的组织，有农民自己的诉求”的观点，请问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临时乡村法》出台后，农民怎么组织化，怎么自己管理自己的问题？

　　答：《临时乡村法》不会出台。但是有个好的消息，下月要召开一个农民权益保障法的论证会，邀我去参加。但我觉得不能太乐观，农村的权利在哪儿？一个是自由劳动权被各部门利益所制约着，所以改革是很难的；
再一个就是民主权利，老百姓几千人选举选出的村长，不如七、八个党员选一个书记管用，最后还是很难解决。我倒是希望农村将来建起自己的组织，比如说农会。实际上真要建起农民的组织对这个社会是起稳定作用的，这样一盘散沙，才不好治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建，或者说放不开，实际上这对社会是有好处的。

　　10、办企业没人才就等于无水之井，请问大午集团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激励机制是怎样的呢？鉴于您曾提到您要创办“祥和的大同社会”，会不会出现企业任人唯亲的现象呢？

　　答：会出现的。刚才我就说“屁股决定脑袋”，肯定会的，所以我在探讨君主立宪制的模式。“圣人会变成魔鬼”，必须看到这一点。至于人才嘛，可能人才观不一样。我说大午集团是好人相聚的地方，有些学者和学生去了却认为大午集团是庸人相聚的地方，我看也对。我印象当中，庸人就是人才，就是我所用的人才。有些大才在我那儿就是“老虎拉磨——不配套”，所以这样的人才在大午集团很难走得通，融入大午集团也很难。我没有那么大的野心，比如说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把企业搞多大多大，我本身就是乌龟精神，所以就需要一批庸才在那儿慢慢腾腾的往前走。庸才就是平常人，平常人在干平常事，我认为就是人间正道，人间伟业。二十年就这样走过来了，还会继续走下去。

　　秘书处整理

　　2004年1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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