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远鹏：清华才子命途多舛——丙戌试笔

　　到书店想买谢泳先生的新著《储安平与<观察>》没买到，却意外发现了他的另一本新作《清华三才子》（新华出版社2005年10月出版）。自从数年前读到《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命运》后，我就一直很关注谢泳先生还有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问题”的新进展。

　　《清华三才子》写了三个深具自由个性的知识分子：罗隆基、闻一多和吴景超。我是从最后面的“第三个”才子吴景超先读的，原因是罗隆基和闻一多先前都有些了解，而吴景超却是我没有听说过的，因此，本文对他也就着墨多些。

　　吴景超先生是安徽歙县人，早年留美，获芝加哥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后，两度在清华大学任教。作为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吴景超先生的学术道路和人生道路都是不平坦的。作为中国现代都市社会学研究的开创者，吴景超先生视野开阔，对于研究的问题总是把眼光放在全世界范围内来观察，所引述的理论和数据都是当时最新的，而且涉猎广泛，学术格局宏阔。谢泳先生说：“吴景超独特的学术贡献在于他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理解和分析”。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吴景超先生就曾认为苏联的历史经验“无足法式”，证之予半个世纪多后的事实，我们不能不钦佩吴先生的卓识远见。吴景超先生一生的思想和学术，受到胡适的影响甚大，但是，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后，两人出现了分歧，由此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时的吴景超先生参与了当时在中国具有很大影响的《新路》杂志的工作，他的学术思想也因此又达到了一个高峰。

　　1949年以后，吴景超选择了留在大陆，而且他的思想转变得比较快，似乎很快就能够适应“新环境”了。1949年以后，吴景超先生在学术研究上已经消失了以往的锐气。1957年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非常谨慎地说了几句话，从此便基本上结束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在随后到来的反右派运动中开始了无法改变的灾难命运。谢泳先生认为：作为较有代表性的自由主义学者，对于新时代的到来充满幻想，他们在一夜之间似乎就放弃了自己整个人生的信念，最终产生了悲剧。

　　关于罗隆基，两、三年前读章诒和先生的《往事》一书，对他雄才大略、纵横捭阖、个性强直的形象记忆犹新。相对于章诒和先生在《往事》中主要描写罗隆基在1949年后特别是1957年成为“章罗联盟”的“右派”之后的人生遭遇、世态炎凉而言，《清华三才子》中的罗隆基主要展现的是他在1949年之前的经历，他的“九年清华，三赶校长”，他和胡适、梁实秋等人的关系，他为《新月》杂志撰稿、担任《益世报》主笔的“书生论证”，他的文采辩才等等，与《往事》可以详参互补。1949年罗隆基突然做出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选择”，但是实际上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他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样他在新时期的不幸遭遇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谢泳先生在本书中花了超过一半的篇幅来论述诗人闻一多。闻一多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当中具有非常鲜明特点的一位，作为清华学子，他很早就培养了自由民主的观念。他不但是一个不偏激，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知识分子，而且思想是成熟的，他又是一个具有“五四”情结的人；
作为诗人，闻一多当时看得上的同行只有三个：郭沫若、田汉和徐志摩，而与他有着二十多年交情的梁实秋，却没有能和他走到一起；
作为留美学子，“他的身上很少美国气息”。闻一多是在1925年回国的，到40年代，整个思想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俗话说，性格决定命运。谢泳先生对闻一多从20年代做学生时追求自由民主和理性到40年代的激烈左倾的转向，及其最后遭致“暗杀”的悲剧，从思想发展过程、性格特点、环境变迁、性格特点、对执政当局的态度、生活状况的恶化、交友状况等等诸方面，条分缕析，钩沉探微，发覆繁多，他采用了很多同一时代人的记述和回忆，力图贴近历史的真实，在对闻一多当时所处环境给予充分理解的同情之时，持论公允，判断有据，读之让人唏嘘不已。

　　三个清华才子，谱就三曲悲歌。岂只是三个才子的悲歌，它映照的是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多舛命运，是20世纪中国让人无以言说的一段痛史！

　　2006年2月18日

　　一念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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