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书信：后革命的中国

　　1、中国的特殊国情

　　╳╳：你好

　　对历史重新清理十分必要，终于有人做这个工作了，文章也给我很多启发，谢谢你。

　　总体印象上，有一点似乎还得多下笔墨：即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特殊性。这至少牵涉到两个问题：

　　一，因为人口、资源、缺乏资本和国际冷战封锁等严重问题和特定历史处境，革命、政治以及理想道德才成为这种国家成本最低而收益最大的社会改造工具，才成为最重要的资源替代。我们没有条件靠高薪支农,靠巨奖采油,靠专利制度搞“两弹一星”，靠国外超额利润来缓解国内矛盾并培养一个中产阶级,所以枪杆子里出政权，政权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这是中国经验和毛泽东思想中最有意义之处。如果说第三世界的小国还有可能有依附性发展,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就只可能走与欧美日不同的发展道路,而有些官僚与知识分子都无这种眼光，这是中国发展多次发生内部冲突的原因之一。革命后期尤其是文革中极权与人权的冲突构成另一方面的真相，但常常被用来掩盖了前一种冲突。这两种乃至更多种冲突才构成了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二，毛超越了斯大林，但对现代性意识形态批判仍无彻底性，比如对进步、科学、历史规律等基本价值的崇拜，导致他后期特别是在文革中采用极权和斗争方式时不择手段，具有西方殖民主义者同样的道德优越感，只是西方殖民者为“先进文明”而不择手段，而中国革命者可以为“先进阶级”不择手段，包括对某些所谓“封建”制度资源（山呼万岁，家长制等）的容纳与利用也就顺理成章。一个第三世界的农民集团“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汪晖语）”，最容易落入这种结局。这一过程不能少谈，恰好应该多谈和谈透。这可能是我们实现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而不是简单地回到毛时代的重要工作。

　　对八十年代的反思不是不要现代化，而是要中国的（不是一厢情愿照搬欧美日的）人民的（不是属于少数巨富和官僚的）现代化。

　　最近对某些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瞟了几眼，没有时间多读。感觉他们理论上颇多亮眼之外，也有不少问题。可能是出于我很糟糕的文学感觉和怀疑主义，觉得他们大多对人的复杂性注意不够，多概念的推断而少生活的感受。比如说自由竞争将导致垄断极权，这个逻辑过程是对的，但人很复杂呵，垄断极权集团内在冲突很可能超逻辑地出现自我调整和改革，包括汲收社会主义的很多成果。十月革命一闹，八小时工作制，妇女选举权，计划调节和控制，福利政策和工会权益等等，这些社会主义遗产都被后来的资本主义走汲收并且促成了他们战后的繁荣强盛，而社会主义国家则不幸在这个时候滑向僵化。说全面民主的方案也是对的，但同样得考虑人的复杂性，考虑民主的内在冲突，不宜过分地理想化。前人对资本主义的预断和对社会主义的实践，之所以出现很多意外结果，撮其大端，我以为很大程度上都是没有把人的多相性（私性／群性，自然性／文化性，理智性／情感性等）纳入他们的理论运算，在有些时候对社会过程都书本化和图标化了。事实上，因为人的复杂性，各种体制都会有很大弹性，在一定条件下都有改革的内动力。

　　作印象之议，你不必当真，我也是随便聊聊。颂

　　秋安　　　　　　

　　少功

　　2、革命的原因

　　╳╳：你好

　　能清醒把握现实的人都不多，何况历史乎。我在农村当知青六年，至少明白农业学大寨并不可笑，在没有强大国家财政的时候，在世界银行之类相对于一个大国也只是杯水车薪的时候，不靠精神动员、艰苦奋斗、集体体制下无偿或廉价征集人力和物力，如何能完成那么多农田基本建设？那些设施至今还是农业的老本钱，是当今很多地方农民致富的依托。想一想印度眼下每年的水患，想一想非洲眼下每年的旱灾，就可知道当年中国人的汗没有白流。有人说六十年代中国经济已到“崩溃边缘”，这当然是部分的事实，但也说得过分了，因为现在算出来多少多少亿的国有资产流失，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难道不就是当年的的收获和积累？在这一点上，农民比很多知识分子洞明，所以曾经说“毛泽东搞建设，邓小平搞生活”，并不把改革前的几十年一笔勾销。只有毫无历史感的人，才会以为中国一开始就可以靠外资、靠高薪甚至靠大家的搓麻和泡妞来整治国土。

　　八十年代以来恢复和发展市场经济，确实是非常明智的改革，现在重提社会公正和社会保护正是为了使市场经济更健康发展。过于两极分化，至少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萧条，所谓内需不足，多数人没有购买力，老板们也没法做生意；
二是犯罪（剧增）或革命，如果社会不能尽量使大家都搭上车，如果没有制度化的二次分配即非市场化的分配，无活路的人就会以暴力变相实行之。这两条都会使市场经济受挫，富人也活不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阶级冲突的良性解决就是阶级的共存和互助。

　　中国人均资源很少，历史上各朝各代只有抑兼并才能防止危机，才能安邦富民，其现代版本就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以往或是体制内的改革（如贞观之治），或是体制外的革命（各次农民起义），原始小农的社会主义的传统一直延续到粉红色的孙中山和红色的毛泽东。这个传统并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中国为定居农业社会，人口转移和国土拓展的空间小，明清以降虽有走西口、闯关东、下南洋，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仍然尖锐化，无法像欧洲国家那样，凭借技术和财力的强势，可以向整个美洲和澳洲以及中东、非洲大举移民，大举开拓殖民或国际贸易的获利空间，并可能“以外养内”、“以外安内”，培养本土的中产阶级并依托这个阶级来结构民主秩序。但1949年以后中国受到冷战的政治围堵，连下南洋这种小调整都不可得，反而要增加军事自卫的高额成本。中国怎么可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以英美为蓝本”？五十年代初期和中期，放弃新民主主义的设想以及实行统购统销，并且直接引发后来的城乡社会主义收造，直接原因之一就是粮商的投机导致城乡粮荒，整个上海和南京差点就没有饭吃，于是再一次证明“抑兼并”的必要，证明当时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诸多条件尚不具备，或风险太大成本太高。因此每一种主义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聪明人从书上读来的，而是具体历史和社会条件下的生存策略选择。至于这种选择带来了别的问题，滑入了别的陷阱，那是应该另说的。我们清算革命时代的悲剧和罪恶，甚至可以反思革命手段本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当年革命的真实原因。答案不对或不全对，不意味着答案所针对的问题从来不存在。当今一些小说家的笔下，看法是似乎特别简单：是中国革命毁了他们的好日子，革命只剩下血污和残暴（当然可说部分真实），大概只能让鲁迅先生以及当年的左翼作家都大为惊讶和绝望。

　　印度为宗教之国，多宗教之国，故有独立运动而没有社会革命，一直保留贵族制以及由贵族集团控制的多党民主，这一点使社会的破坏性震荡较少，杀人少，庙也烧得少，但森严等级制极大限制了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重新配置，社会动员力太弱，在很长的时间里哪个想改革，哪个就更可能“民主”地中箭落马。因此虽有不错的上流社会，包括大学发达、新闻自由等等，但农村教育、公共卫生、水利及农田整治成了经济的最大瓶颈，中下层的广大地域可说是满目疮痍，贫困和灾荒的“杀人”并不见少。如果没有宗教镇痛，恐怕早已崩溃。但中国的有些知识明星既不看中国的过去，也不看印度，不看俄罗斯，只看欧美，让人觉得糊涂。

　　我相信吉拉斯说过的一句话：没有完美的社会。若心怀恻隐，行任何主义都当使代价尽量减少，否则便会丧失其公共性和公正性。中国、俄国、印度在这方面国情相近，都有深刻而重大的教训，应该互相借鉴。颂

　　时绥

　　少功

　　3、学术的利益背景

　　╳╳：你好

　　回家后又忙起来了吧？这次开会也是我们尽力而为，能否有益于世道也只有天晓得。

　　我不喜欢当少数派，但并不害怕当少数派。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当“自由化分子”，也是十面埋伏，频遭攻击。过了这二十年，我看知识界很多人还是没有什么出息，只会随大流，赶浪头。比如赶一赶批判文革的浪头，至今还在一个劲地抹鼻涕。其实现在痛斥文革还需要多大的勇敢么？“全面否定”文革不已经是党和政府的决议而且几成全民共识么？这种一心跟党走的行为如何还要摆出烈士的悲壮？又比如说纷纷争夺“民间”身份。“民间”当然很好，但黑道很难说是“民间”，那只是另一种专制组织；
黄道也算不上“民间”，那是金钱控制下的另一种体制，另一种权力。有些人的所谓远离权力，其实是向另一种权力跑步前进，比如开始学会“傍大款”。真正的独立并不容易。

　　有很多人算计得很清楚，眼下思想“犯上”的风险已经大为降低，而这种体制内的损失可以用另一种体制内的回报来弥补，如国内的损失可以用国外的回报来弥补。政府手里只捏着几个官位几个职称，连饭碗都管不过来了，能管住的几个饭碗里面也无太多油水了，各种资源正在往“民间”转移，因此“民间”不热起来也就不可能的。有些人编造一些故事，冒充“民运英雄”去找外国基金会要钱，就是看出了这些故事的商业价值。有些人动不动就把论敌封为“官方”，于是自己可以得到记者的追捧，编辑的青睐，评论家的赞赏，还有西方大量名和利的犒赏，也是看出了这种“民间”身份的商业价值。故表面的“勇敢”后面，其实是再清楚不过的投资权衡。有一个老板对我说过：“现在好多人的爱党和反党都商业化了，一点都不严肃了，好没意思了。”

　　我曾经很觉得奇怪，有些人对革命时代一个党委书记糟蹋妇女怒不可遏，但为何对眼下老板玩妓女却觉得不必大惊小怪甚至还津津乐道？那么当年他的怒不可遏是何道理？是不是以为只要金钱代替了政治权力，强奸也就有了“进步”？恰恰是这些冷漠者，也在热衷于民主化，他们在有了地位、名声、金钱乃至各色小密以后，当然就只缺一个权力了。但这正是民主和宪政面临的新危险。这些冷漠者如果只是要建立一个新的权力等级制，那么他们不过是要把老权贵取而代之，改朝换代；
或者是要在老权贵那里分享权力，合股联营。他们的政治情结与人民真正地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没有什么关系。

　　当前的争论既是学理之争，也隐藏着背后这样越来越明显的利益背景。多数人的思想分岐当然是源于思想方法、观察角度、个人经验等等的不一样，这种分岐最终比较容易沟通或者相互补充。但个别人对有益于社会的事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他们凭鼻子一嗅就知道自己能从什么人那里得到好处，得到资助、喝彩、出国机会以及在BBC、USA的大出风头。他们像飞蛾趋光一样有天生的“趋金性”。所以我常常感叹，这后一个问题比较难解决，因为它不是一个什么理论问题。

　　再聊。

　　少功

　　4、好战者让人厌恶

　　╳╳：你好

　　文章拜读，觉得不错。民族主义容易走火入魔。其实中国过去丢了高丽，安南，后来又丢了外蒙古等等，虽然不是什么光彩事，但也未见什么天崩地塌，而且现在谁都心平气和地想得通，如此便可知国家主权很神圣，却也未见得绝对神圣。国家或民族之间烦事也多，并无太多良策，能谈爱就住在一起，烦了就打离婚，没有什么了不起。硬要为神圣婚权或国权血刃相见，或者导弹打来打去全都不活了，只能是糊涂和居心可疑。联合国一下就增加了好几十个国家，让我们的地理知识几乎废了一半，都是闹“婚变”给闹的，也只能由他们去吧。

　　至于西方强国想分解对手和制约对手，那是另外一回事。虽说是自然而正常，却未见其仁，Y的文章为美国出兵科索沃叫好，缺点是把美国说成是道德义军和雷锋群体，这起码还需对其进行萨特或加缪式的现代主义教育。

　　中国当然也要立国，在这个不可避免的民族国家体制时代，当然也可学美国搞点正常而自然的自利行为，但得有个度，比如反战就是一个度。鼓吹战争总是让人恶心，因为这些鼓吹者没有一个准备自己上战场的，这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丑恶之处。据我看，自古来凡平稳时期，多是武官好战而文人反战，这是因为武官要多拿军费花花；
凡战事临头则多是文官好战而武官反战，这是因为文官都站在安全地带。我没有去打仗的愿望，所以除非人家打上门来，我反对用战争手段去实现合理或不够合理、明智或不够明智的各种国家利益。几个大学生容易情绪冲动，—爱起国来就容易“血血血”、“死死死”地慷慨悲歌，当然难能可贵；
可真要他们操刀上阵，恐怕其中很多人又要责怪国家不珍惜人才了，又要责怪国家剥夺他们的谈爱权和深造权了。这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当年连蒋介石都看破了这一点，只能摇头叹息。

　　世界眼看就要分裂成五百多个国家（专家估计数），那么多边界和海关和总统并非人类的聪明所在。科长本就多了，还加那么多总统！这当然不是什么美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奈何？

　　颂

　　时安

　　韩

　　5、骗子的盈利空间

　　╳╳：

　　“请教”太吓人了，聊天便是。文章文理俱佳，有何不好？为避“事后诸葛亮”的嫌疑，可附一则说明，说明写作时间以及自己眼下文章出手的想法。

　　各种精神骗局可被政客利用，但确实不完全是什么政治现象，而是永恒的人性痼疾。哪个政治派别里都有精神骗子，哪个时代也免不了邪教和准邪教，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不是“政治”一讲就灵，一讲就百弊皆除的。说这种骗局是“唯心论”也不在点子上，因为正常宗教也不是什么“唯物论”，却也做些好事，起码对社会没有什么危害，起码能受到政策和法律的保护。美国大概是科学最为发达的，但几天前我对何清涟说，美国总统就职要手按《圣经》宣誓（按：当是手按《宪法》宣誓就职），科学家信宗教的更是比比皆是，可见科学与宗教的所谓“唯心论”（暂时就这么说吧）并不是非此即彼。要真正说清说透这种骗局是怎么回事，一些简单化的宣传不但无用，而且后患无穷。

　　中国有玄学传统，少实证功夫，通才多，专才少，动则天上地下搞大系统。这样一来，中国可能出圣人，但最可能同时多产骗子。这大概是骗子们的文化渊源。而且中国除西藏一块，一直缺少真正成熟的宗教，特别是汉区的宗教只有灶王爷和送子娘娘一类福利官员，很多宗教活动就是贿赂这些官员以求安求福，如同在世俗社会里收买科长或局长。信徒们大多没有对“天命”和“天训”的敬畏，只有对利益的算计和保全。在这个情况下，道德不像有些西方国家由教堂来管理，而只好政治化或美学化，价值空白由政委、书记或文化人来填补。这种传统也许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而已。只是一旦政治出现了“三信危机”式的内分泌失调，很多执政官员都唯利是图了，文艺圈也差不多变成娱乐圈了，大众的道德信仰就势必茫然无依，于是“真善忍”就成了精神骗子们广阔的盈利空间。这大概是骗子得手的社会条件之一。

　　西方当然也有骗子，但西方多少还有宗教顶着，施政者的道德压力有所分解，政治只是政治，总统泡了一个莱温斯基照样可以当总统。这不似全能政府下的一治皆治和一乱皆乱，道德信仰危机总是要施压于政治，而且也通常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现在大家都说全能政府不好，就是要分散管理的风险和压力，但不知道精神这一块将来如何处置。蔡元培早就说过最好用“美育代替宗教”，可将近一个世纪以后的现实却是有人在用“气功代替宗教”，这只能让蔡老先生瞠目。

　　如你所说，大话一旦超出人们知识实证范围，就无法驳斥，也就不怕没人去相信。要玩就玩大的。这是当下的骗局特点。牟其中不也是在玩经济大气功么？还有些人不正是在玩政治大气功、学术大气功、艺术大气功么？喜看气功千重浪，遍地大师下夕烟。中国似乎是块特别肥的骗子高产田，那次我去看了一次元极功的演示，想真心学一点气功，但活活地看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人们不容你不承认皇帝没穿新衣。明明背上台的瘸子都是一个个再背下台的，但全场信徒就是要欢呼气功治好了瘸子的奇迹，让你觉得太阳真是要从西边出来了。从众心理，知识奇缺，再加上有些人急功近利（谋延寿消灾之捷径），以及沽名钓誉（我跟你们常人玩的不是一路），都使各种新“文革”势不可挡。

　　其实他们大多是值得同情的弱者，只是错把骗局当作了自救自强的廉价快车票。这样的弱者越多，这样的快车票也就越多。所以扫除骗局还得有整个社会的改良，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颂

　　撰祺

　　老韩

　　6、多元的没心肝

　　╳╳：你好

　　收到两封一样的信，但题目不一样，不知是什么鬼闹的，反正能收到就行。

　　说起美术，我和你的感觉一样，原来一直订《中国美术报》，后来没订了。见到一些画家，觉浅陋和庸俗，只是拿吓人而轻薄的前卫作派来包装而已。什么装置艺术，行动艺术，有些人惊世骇俗还有些来由，但大多数是毫无感觉者的虚张声势，与这两年臭了街的一些电视台春节晚会没有什么两样。

　　最近看意大利安东尼奥尼当年一个获奖电影《云上的日子》，才知中国一些先锋导演的作品原有所本，把几对男女一些破碎的琐事拼结起来，示之为深刻，这其实是傻子都能干的活。就算是打碎好莱坞的情节霸权，也得放点血才对么。破碎取代周密，一定是破碎更能表现人的情感和灵魂才有道理。怪诞代替寻常，一定是怪诞更能表现人的情感和灵魂才有道理。

　　有些人现在是戏不够，人权凑。中国的人权当然问题还很多，但对于艺术家来说，有好作品的人权是真人权，没有好作品却硬要给作品加人权的外销包装，便居心可疑。文学损失政治补，这种戏一轮轮见得多了。

　　八十年代艺术始有主义之争，九十年代的艺术在很多人那里不是为人民服务，只是为人民币服务了，于是在很多人那里，各种主义只是各种作派，没心肝是一样的。这就多元的没心肝代替了一元的没心肝。故说艺术有“进步”有“发展”，大谬。

　　再聊。颂

　　安适

　　少功

　　7、要科学不要科学主义

　　╳╳：

　　再写几句。“后现代”中的一些人解构理性与科学，是一种轻狂和野蛮，是为他们半文盲状态作时髦的辩解。我同意你对他们的看法。

　　但当然事情还有另一面，科学本身并非万能，它是一种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控制甚至是压制的力量。在这一点上，福柯（他常被认为是“后现代”的思想来源之一）的提醒也许值得重视。这“后现代”不是那“后现代”。

　　问题：一，科学永远是必要的，重要的，但科学主义表现为滥用科学，比如将进化论加之于社会，将机械论加之于历史，将政治或经济学加之于文学艺术等，常常是有害的。在这一点上，哈耶克也批判科学主义，将其视为极权主义的哲学基础。

　　二，科学不光是人对自然的认识，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甚至是权力关系的产物。某些科学超常发达，如对历史上某些强势集团有利的地理学、精神病学、军事科学、当前有关金融与电子的科学等；
而有些科学反常的萎缩，如解除穷人疾苦的职业病治疗，贫瘠地区的水土整治，就可能得不到应有的科研投入而长期缺“学”少“术”。甚至有些知识被列为“反科学”：在革命时代妨碍革命升温的人性研究，在市场时代无助于市场扩张的“人文精神”，不都被打入“不科学”之列？这都显示出科学并不那么价值中立。

　　产值利润率曾被认为是经济“科学”的铁律，但如果换一种观念，在计算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效率时，把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包括世界大战、文革、生态危机等）都打进去算，那么不仅往日的社会主义效率不高，资本主义也牛皮不起来。这种新的成本概念将导向一种新的经济“科学”。与旧的经济“科学”相比，哪一种谁更“科学”？在这一过程中，是“科学”变了，还是制造出“科学”的社会关系和文化环境变了？

　　我们不可能须臾离开科学，只是这种科学是一种不断演变的解释体系，是人与自然和社会环境复杂互动的产物，从来没有绝对真实或绝对客观可言。换一句话说，“科学”是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解释，但为什么能这样解释？为什么要这样解释？这样解释对谁有利？……却受到“人”这一变数的制约。我以为特别是在社会科学领域，这种变数的作用更为明显和更为紧要。

　　中国人最缺科学，又最迷信科学，这本身就不“科学”，就不是五四“德先生”的应有之义。这种阴阳两虚的病最不好治。这使我们说话都难，一说就可能被人误解。

　　再听你们的。

　　少功

　　8、文化这个大魔方

　　╳╳：你好

　　来信是大题目，平时不敢妄言，私下里也许可不避冒昧地说说。

　　我当然也不赞成把文化差异性绝对化。把文化划分为中西，正如划分为秦楚等，只是描述文化的角度之一。国以下还有省、县、乡、村、家乃至个人，而共时性之外还有历时性的切割角度。故中西文化的不同点之外还有共同点，这源于中西人种都有一个头、两只眼、两条腿等等……文化还能“不同”到哪里去？难道中国人吃饭，美国人就吃泥吗？中国人讨老婆，法国人都克隆吗？文化差异等等问题，只能在极有限的范围里来谈，才是有意义的。

　　文化的共同点，当然会构成共同的价值标准，故屈原不光承担楚文化价值，也承担着楚文化以外各种文化的共同价值，于是才有人类“共鸣”说云云。后人和外人敬仰之，不一定是要对楚文化发烧，更不是也要泪流满面地效忠楚王。而一切丑类，不管他们是希特勒还是汪精卫，不管他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不同，都在人类文明的共同尺度之下显示出彼此相似的黑暗。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文化的叛徒，问题并不在于他们所叛卖的文化有多么可惜，而在于他们违犯了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比如他们的势利等等。所谓文化霸权，问题也并不在于他们的文化应不应该霸起来，也是在于他们违犯了人类的共同价值标准，比如表现于他们的骄横和无知等等。这就像一个杀的是中国人还是杀了德国人，这并不是问题的要紧之处，问题是杀人应不应该被接受。

　　所谓“文化冲突”说，常常是表面上的热闹，更深的层次，是人们要利用这种热闹干什么？生活中，国粹派常常在眼红着轿车和美元，而西化派则常常在弱者那里三宫六院。再说嫖娼是哪一国的文化？贪污和暴力是哪一国或哪一个时代的文化？……人都活在文化杂交状态里，没有什么从一不二的纯粹，也就很难有什么文化的代表权。故“文化版图”以及列阵相攻式的“文化冲突”，也只是在非常特定的范围里才有效的。

　　每一种文化从来就不“纯”，欧洲文化中的基督教就是从欧洲之外来的，其数学最初是从阿拉伯世界来的。这与中国文化夹“番”带“洋”的情况相仿。各种文化从来都是大魔方，都互为资源，互为条件。资源多样性好不好呢？当然好。会不会有些资源会要丧失呢？那也是一定的。这就像世界上总会有人要死的。有人说：让中国文化死了算了。这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如你说的秦国灭了不就灭了么。很多东西失传了又怎么样？我们一般来说并不赞成对民族文化的守成态度，不想号召大家都当博物馆长。问题是，文化没有凭空的创造，文化的创造者总是需要利用一切有益的资源，为何独独要排斥中国这一份资源？一个人对身边的资源没有兴趣，那么他对遥远地域的文化兴致勃勃就那么真实？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是：凡是对西语、西学不大通的人，甚至是也没有去过西方的人，才较为容易说这种文化大换血的大话。有一个最为主张全盘西化的青年朋友，到荷兰呆了两个月，后来碰到我，大为失望地说：欧洲怎么这么不现代化呢？在我看来，这位青年的西方观才是最为“中国”的，只是他对自己无形的小辫子不自觉罢了。

　　再颂

　　顺适

　　老韩

　　9、“兽性”浮现的条件　

　　╳╳：你好　

　　你说兽性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浮出水面，这虽然是普遍主义的老说辞，却还是简明易懂的方便。一个以公利为目标的社会，兽性常常会表现为理想的虚伪和专制；
一个以私利为目标的社会，兽性则常常会表现为现实的贪婪和冷漠。形式不一，但实质无二。也许兽性就是人性的一部分，兽性不绝，故天国遥遥。　

　　兽性得以“浮现”，当然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条件。这是需要具体分说。天主教是公利组织，初始之时善面可亲，一旦执掌政权则生大恶，出现十字军、宗教法庭等等暴行，待政教分离之后，又成了今天民间互助互慰团体。故权力体制最为值得警惕，一旦缺少民主制约，权力便常常会诱发和扩张兽性。不赘。祝　

　　安好　

　　少功　

　　10、“反专制”的一词多义　

　　╳╳：你好　

　　上次出访，见了新加坡的富和印度的穷，于是有自由主义的朋友便面对印度自我感觉良好，坚决认为宁要专制而不要印度的民主。这真是个讽刺，资本主义可以随时向专制致敬。其实这是十分普遍的事实：有些老板仇恨中国的“专制”，可他们揣着外国护照就是不去那些不“专制”的国家做买卖。有些外商也在指责中国“专制”，但西方资本家向“民主”的俄罗斯和“民主”的印度投了多少资？向“专制”的中国又投了多少资？对这些现象，不用多想也能知道其中奥妙的。　

　　自由主义以“反专制”为立身之本，这当然没有错，其人权与宪政思想为文明重要遗产。在中国当下语境里谈“反专制”，对专制的新形态和新特点却不应佯装不知。眼下很多局长不容易见到市长，倒是有些老板可以分分钟见到市长。往好里说，这是官员重视经济招商引资；
往坏里说，腐败就在这种现象后面形成。中国眼下的专制以“傍大款”、特别是勾结跨国资本为主要特征。　

　　“反专制”似乎至少还有下面几个问题：　

　　一，“反专制”不意味着以“市场”反“国家”，因为成熟的市场不是以虚弱的国家而是以强健的国家为条件。没有合理的国家调控和国家监管，市场只可能混乱和崩溃。强制银行实行存款实名制，强制各地撤销地方壁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强制各地遏制泡沫经济和过分投机，包括香港政府入市击退“炒家”等等，这些都是国家保护和促进市场的例证。可惜很多自由主义者总是笼统地把“国家”当作“专制”来反对，过分渲染“国家”和“市场”的二元对立，他们要求什么样的“市场”岂不耐人寻味？　

　　二，“反专制”以扩大民主参与和提高政府效能为目的，因此必须以社会大体上的共富为基础，必须防止贫富过分地两极分化。民主是要成本的，支付不了这种成本的贫困化阶层毫无民主可言，这不是什么深奥的道理。因此关注失业问题，关注西部开发和社会保障问题等等，都是对民主的促进，而不是坏了“反专制”的好事。相形之下，有些人士把严重的贫困化现象以“进步必要代价”一笔勾销，对民主的向往中越来越多等级制气味，他们要求什么样的“民主”同样耐人寻味。　

　　三，中国是一个大国，改制分权从来有更大的成本和风险，本世纪前期的军阀割据，还有历史上的南北朝、五代十国都是中央集权削弱之后几次大乱，应为今日的政治体制改革所防范。体制散化的大乱，不仅会葬送市场经济，而且往往会以小专制代替大专制，徒剩“民主”的哗众招牌。因此任何自由民主的呼吁和宣言，都须落实为具体可行的方案，使改革既能保障各社会阶层和集团的民主参与，又能防分裂，防内乱，避免历史覆辙。但愿自由主义的朋友们不会把这事又当作无足挂齿的“保守”。　

　　再谈　

　　老韩　

　　11、发展主义的共同逻辑　

　　╳╳：你好　

　　没有收到你的第一个邮件，大概也是谈A的文章吧。A文有他的倾向性，这恐怕也很正常，正如萧功秦、任剑涛、何清涟等文章一样，并不能由编辑代庖。但苏联东欧改革不是没有教训的，在没有更好的文章详细介绍之前，由他谈自己的亲历和感受，也是有好处的，至少可有抛砖之效。我看他的文章前面部分，也生出一些怀疑，但看到后来，他对前东欧也是有批评的，对当时反民主的表现也是否定的，便觉得他还不失大体。至于有些看法与所谓官方接轨，这不是文章的罪过。自由主义者主张全盘否定文革，热情歌颂市场化道路和全球化方向，甚至达赖先生也坚决反台独，这些不都是所谓官方口径或者接近所谓官方口径么？我看那也不是什么罪过，不必在乎人家怎么说。　

　　A文所提出的问题有意思，只是没有谈得更深入，比如没有进一步分析“比富裕”这后面的进步主义和发展主义逻辑，曾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家共享，这个大前提很值得清算。站在这个大前提下，当然匈牙利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也确实是有成绩的，中国也可以在印度面前牛皮一把，何以印度不危而中国危？同样是站在这个大前提之下，匈牙利及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很没面子的，匈牙利虽然小康，曾让八十年代的中国羡慕至极，但在美国的发达面前仍是民怨沸腾。这是经济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两个角度的不同比较，都有一定的真实性。若把大前提说清楚了，“自相矛盾”就不矛盾了。至于说匈牙利当时外债太多，因此是泡沫经济，不能说是经济成果，那倒不足为据，因为如此追究的话，很大程度上靠殖民而发家的西方经济是否也属泡沫？西方的经济优势是否也属虚构？要谈，那是另一篇文章的话题。　

　　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有两个层面，一是发展模式方面：在这一方面，当前有些批评已经过于意识形态化了，妖魔化了，即过于低估了社会主义的成果，包括过于低估这种成果对资本主义形成的改革压力，即对资本主义的间接促进。同时这种批评也抹煞了社会主义的遗产，包括社会保护、国家计划调控、社会精神动员等等，对于今天大量后发展国家的意义。这是某些右派的问题。另一个层面是对发展理念本身的反思方面：在这一方面，批评还很不够，还很少有人清算社会主义是曾经怎样承袭了其对手的发展主义和进步主义逻辑，社会主义出现过的弊端，如侵害政治人权及私产权、剥夺农民、官僚体制等等，正是这种逻辑下得到合法化的辩护，所谓进步有代价，强国必须牺牲个人，这些在发展至上的方向下都顺理成章。这是某些左派的问题。因为很多左派在批评右派的时候，其实站在右派的逻辑上，比如还是“比发展”，A文一开始就给人这个印象。只不过是换一个角度，正如有些学者专拿中国和印度来比而已。尽管这种比较并非欺诳，但中国比印度有较高的GDP，就证明文革或大跃进是功勋而不是错误么？　

　　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多强国，所以常恶于外，多以侵害弱小民族为发展的“代价”；
社会主义曾经多弱国，所以常常恶于内，多以侵害弱小阶级为“代价”。孟子曰：杀人以梃以刃有异乎？无异也。杀人以社会主义或以资本主义有异乎？同样无异也。这是我们必须警惕任何主义下的“代价”论的理由。改革和发展当然是有代价的，但代价有度，也不能光由弱势阶层去承受。今天，有人说失业是代价，腐败是代价，环境恶化是代价，“三陪”是代价，劳工待遇恶劣也是代价……似乎这些都不值一谈，“代价论”又很时髦了。以这种思潮来否定社会主义，其实是复活了社会主义实践中最糟糕的东西，是在另一种政治尺度上复活了林彪的说辞：“文化革命成就最大最大，代价最小最小。”　

　　回到正题，我以为A文触及到这些问题，对纠正第一个层面的谬误有意义，但在第二个层面上，作者似乎还没有理得很清楚，于是会给人“自相矛盾”的印象。怎么办？你能不能就此写一篇文章以作回应？写不长，写成简短的“读者来书”也可。　

　　顺颂　

　　编安　

　　少功　

　　12、多重意义被单向理解　

　　╳╳：　

　　文章读了，觉得这篇文章很及时也很有份量，对这些年的思想梳理准确而透辟，尤其对市场化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及其思想反应描述得有说服力，给人印象深刻，对回头认识八十至九十年代的中国，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推动。　

　　如还想再打磨一下，我的印象式零乱随想便随手写来，仅供参考：　

　　“89风波”的国际条件不可完全不提。苏联戈氏“新思维”当时已有影响，亚洲韩国、台湾、菲律宾的民主化运动更激发国人想象，尤其是菲和平政变几成中国全民上街的成功示范，阿基诺夫人几成民主女神。这一切都被西方赋予意识形态化的解释，使中国改革的参与者一开始就难有理论的自觉。如八九年北京市民要“稳定物价”，上海学生要“还我海南（洋浦）”，这其实都是逆市场化的典型口号，居然后来在很多文本中被描述为对“市场化”的呼唤，对“私有化”的呼唤，后人更莫知其详，莫知其真。这种扭曲当然是为了服从意识形态新神话的塑造。　

　　八十年代初中国农村改革的相对成功，其实也是多重意义被单向理解。“均分地权”虽然是对国家集权主义的放弃，却是中国上千年传统“小农社会主义”的恢复，是孙中山、毛泽东都想过或者干过的事情，不是什么“私有化”的改革。恢复和发育市场当然也是当时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抑兼并”的市场和“倡兼并”的市场大不一样，后来居然被人混为一谈。直到今天，中国农村仍以土地所有权不可买卖的政策承担了社会保障，避免农民在兼并之下沦为赤贫流民。中国除少数城郊和沿路地域以外，大多农民也还是自足或半自足的自然小农经济，与市场发生联系的剩余产品十分有限，作为“市场经济”都还很不够格，更遑论“资本主义”。总之，当时“包”字引进城，后来被单向性理解和宣传为“市场化”和“私有化”引进城，这是八十年代很大的一个意识形态误导。　

　　另外，据我所知，九十年代初期的“后现代批评”内部并不统一，解构现代性大叙事并由此反思当代资本主义的，是一部分人；
而专门解构革命大叙事进而崇尚资本主义体制的，是另一部分人，似乎应予以区别。所谓提倡“人文精神”者内部也是不统一的，有一部分当时对市场化持乐观主义态度，另一部分则对消费主义、技术主义、全盘反传统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及其美国式的全球化表示怀疑和拒斥，同样是名同而实异。作出这些区别并非要搞什么排名划线，而是剖示这些内部分歧有利于总结九十年代的思想史及中国重要的特点之一：在西方理论学术单向输入之下，不同思潮常常是对某个西学概念（如后现代或人文精神）的不同解读，对现实的把握总是长期处于“无名化”和“西名化”状况。这是一个难以避免的过程。西方有些人对这种发展中国家的思想情况并不太理解，因此常常从一些表面概念来说长论短，容易把中国的思想状况简单化。　

　　最后，民族主义讨论的复杂性还可进一步勾勒。有些人以自由主义反对民族主义，而有些人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以强国自由主义反对洋奴自由主义，比如他们公开宣称“对美国的体制极为欣赏”但又坚决反对美国霸权，实际上是“你霸权我也就要搞霸权”的逻辑，这更接近中国较为普遍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以我以为，中国当代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常常互为表里，两种思潮实为一家。这一点不大为人注意。这是我的印象。　

　　似乎还想到过什么，一时记不起来了。想起来再说吧。　

　　祝好　

　　少功　

　　13、个人主义是否珍视所有个人？　

　　╳╳：你好　

　　大肃反、文化革命、波尔布特之所以险恶，是以国家或阶级强大为理由，视牺牲众多个人为必要“代价”。自由社会如要少一些险恶，就不可接过对手的逻辑，视严重的失业、失学、失身乃至屠杀落后“土著”等等均为愚劣的活该。那不是普适的个人主义，而只是牺牲众多“个人”的主义，即少数人的个人主义，离波尔布特的残酷并不太远。区别仅仅在于，左派罪恶有道德包装，不如右派罪恶来得直露坦白。但揭破这种包装并不等于要肯定包装下的真货，不能说假公济私的权势者是打着错误的旗号干了一件正确的事情。这是需要提防的一个荒唐陷阱。　

　　在另一方面，右派也有道德包装，比如把仅仅有利于少数人的个人主义，说成是多数人乃至全民的个人主义。H先生在指责革命时激动地说：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这很对。问题是为何很多个人被资本扩张进程抛进饥寒、屈辱、疾病、绝望乃至伤亡之时，这些个人就不宝贵了？就变成了“落后了就该挨打”的垃圾？就被H先生们视而不见了呢？这是什么样的“个人主义”？很显然，如果提倡这种的冷血逻辑，就会为斯大林主义提供隐形辩护，就可能抹去中国两弹一星后面的冤狱和贫困。因为你玩得“代价”，我也就玩得“代价”。资本扩张牺牲部分个人如果是合理的，那么革命斗争牺牲部分个人也就无可指责了。很多自由主义者就是在这一点上成了斯大林主义最好的革命接班人。　

　　有一位教授在我面前大骂共产党。我问他：你说共产党最大的毛病在哪里？他想了想说：共产党自私。我接着问：你们自由主义不就是提倡自私吗？这一问真把他给问着了，问得他半天没再说话。这就是中国有些自由主义者的邪乎之处，逻辑混乱之处。其实，“公正”、“平等”不光是社会主义的口号，也是自由主义的应有之义，不知为何在当前的有些中国知识者那里竟成了千夫所指的大恶。我想不明白的是：如果“公正”、“平等”因妨碍自私而十分可恶，那么集权和专制实现着治者们的自私又何罪乎？我们清算革命时代的罪错不是因为那些罪错有违“公正”、“平等”，难道是因为那些罪错太“公正”和太“平等”么？　

　　之所以说到这点，就是觉得理论只要一虚浮嚣张，就会过头，而过头的左和右其实殊途同归，自己不觉而已。道不远人，以常理常心待之，各种“代价”虽确有不可免的理由，但须有人道的限度。有时不禁想起曾国藩都说过的话：带兵不可轻易杀人，万不得以要杀人之时，也须有悲悯之心，不可杀得洋洋得意。　

　　读眼下一些红色或白色的洋洋得意之论，我常怀疑自己是否待人太苛，总提醒自己多容纳其它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但容纳毕竟是容纳，容纳无法等同喜好和崇尚。再谈。颂　

　　夏安　

　　老韩　

　　14、疑“人性即私、人性即恶”　

　　╳╳：你好　

　　Y文以为“人性”不可违，人性从来不认“平等”，因此谈“社会公正”纯属过时的矫情和作态。这倒使我觉得这些朋友是十分纸上谈兵的迂腐。以我的个人生活经验，身边那些贪赃营私、卖身投靠、仗势欺人、弄虚作假者并非人性标兵，这些性恶不公者恰恰是有违人性。难道Y先生以为中国人都小人化了就回归人性了？改革就成功而大家就幸福了？这里不用学术，单凭直觉就是可以得出结论的。　

　　人性并非恶，即使最粗糙最笼统地说，恐怕只是半善半恶。所谓人性即恶，人性即私，这种意识形态是很久以来、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某种文化建构的结果，并非什么出于本能的常识。我家的狗在利己之外都有利它的本能，见我睡着了就决不叫唤，它都直觉到利它也是利己的必要条件，维护主人是它能得到肉骨头的条件。在这条狗的本能的层面，都有私欲与公欲的低水平平衡。古今中外的社会道德理论其实很世俗也很简单，极端地说，不过是我家这条三毛的为狗之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至于道德被神圣化了，那是另外一回事。强调社会公正并不是要求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舍己为公。在一般条件下，“公”只是“私”的理性放大和理性延伸，“公”是对大多数人之“私”的必要保护和有效实现。这难道是这些朋友百思不解的什么难题？人皆难免私心，以前的革命道德家们把社会改造建立在人性无私的基石上，当然会大栽跟头。但若说人性无公，世界上只有“丛林原则”，于是剥削有理压迫也有理，那同样会大栽跟头，包括强胜者的“私”也是保不住的。事实上，常人都有非私非恶的本性，亦即人们常说的“人性”，只有Y先生这样的人为意识形态所障，才偏偏看不到这一点。人们性交都要讲个双方愉悦，都不能一心利己的。居家过日子也是全家安乐自己才可高兴，更是不能一心利己的。社会多数人都赤贫了，你以为几个富人就有好日子过？光是市面萧条和犯罪剧增这两条就会让大款们喊天。在这里，“社会公正”首先是弱败者的要求但最终也是强胜者的利益所在。　

　　海德格尔讲“存在就是共在”，哈耶克反对“原子个人主义”，他们的中国崇拜者们似乎从来读不懂这些话。他们总是恶视“社会公正”，将其当作绝对平均主义或者道德圣贤运动，这是一种妖化策略，以便把大众吓退。其实Y先生这种人是最不应跟着起哄的，正如Z也总是在办公室盛赞资本主义，我听了只是笑。如果真听从他的教导，我就先得把他给开了，请他这位中学生回家去拿救济金度日。人们难免常是这样：好事总往自己身上想，其实尚恶尚私也得要有点本钱吧，轮到希特勒或者比尔盖茨来尚还差不多，哪轮得上Y先生或Z先生呢？一笑。　

　　颂　

　　时绥　

　　少功　

　　15、关于“忏悔”　

　　╳╳：你好　

　　文章写得不错，《天涯》也可以发表。有一天开会时我说，要说主义，第一条就是要反对简单化主义。你这篇的优点就是打破“忏悔”问题上的简单化，一层层剖开来说，破除无知妄言。　

　　志扬说道德与政治应分开，应该是对的，虽然我不知他的具体所指。康德称道德是自我律令，只对动机负责，而法律才追究行为及其后果（大义如此）。如果接受他这一分析，那么做坏事的和没做坏事的、甚至一天到晚做“好事”的人都可能应该有道德忏悔，因为他们都可能出于恶心，比如天天挂着红绶带扫大街者，天天要求他人对文革错失忏悔者，其中有一部分可能是为了沽名钓誉，恰恰是最需要忏悔的人。反过来说，做过一些坏事的，并不一定都有忏悔义务，如医疗失误，战场拼杀，两害相权时取轻避重等等，事后可以有技术的检讨，可以有对受害者的同情甚至道歉，却不需要忏悔－－尽管这些行为及其后果孤立起来看时完全无异于行凶作恶，正如外科医生很像一个刽子手。X与Y的指责只适用于那些既有恶心又有恶行及恶果的部分事例，而这远不是生活的全部。　

　　以上是从道德层面来谈。至于政治方面，政治思想与政治暴力是有区别的，政治暴力和政治罪错也是有区别的。政治思想应该自由，鼓吹政治暴力（革命、政变、镇乱、阶级斗争、跨国干涉和占领等等）的主义很难说应该统统禁绝，连法西斯主义也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有思想和言论空间，这是因为思想不可能有无菌保险箱，思想只有在比较和冲突中才能得到正常发育。而思想自由并不意味着行为自由。一种思想变成一种行为，甚至变成一种有害的行为，有赖各种复杂的条件，并没有因果上的必然。这便是一般基督徒不必对十字军战祸负责的理由，是海克尔的优生说不必对希特勒虐犹运动负责的理由。但一切政治和社会的正常冲突应以人道为限度，即不能在自卫目的之外对敌人给予人身伤害和基本生活条件及人格尊严的剥夺。我现在只能下这样一个定义，还想不出更好的说法。你在文中说到的国家暴行，就是因为超出了这一限度而构成罪恶；
而中国在革命时代一般的政治批判，保留工资的下放劳动，给出路的“公私合营”等等，可以检讨其中是否有错误，但这些至少不构成罪恶，这与希特勒的奥斯维新是大有区别的。同样的道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历史实践中都有过血流成河的纪录，但犯罪的具体责任不能简单化地算在这些主义的一切奉行者和思想家的头上。政治思想、政治暴力、政治罪错这三者在有的情况下很难区分，但还是有必要尽可能区分。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这样，把政治和道德忏悔强扭在一起来谈至少就有以下几种复杂的情况：一，应该忏悔的政治罪错；
二，不必忏悔的政治罪错；
三，应该忏悔的政治无罪错；
四，不必忏悔的政治无罪错。其实复杂的情况还可能更多。上述第二点也许较难被人们理解，但你在文章中已有提及并有高见。我以为这种情况特别多见于以暴还暴、以眼还眼的冲突中，特别多见于从正义动机出发到灾难后果的复杂行为过程中。正如你文中所说，当年有一些群众造反是借“文革”的名义惩罚党内的腐败或官僚主义，虽然有行为不当或认识错误，但情有可原，并不承担“忏悔”的义务。恰恰相反，在这种冲突中的一些受冲击者，事后总结了历史的教训，在恢复权力后并不实行政治报复，并不要求冲击过他们的人一一悔罪，这才是真正道德的行为。历史上这种复杂的情况更多，而那种善恶分明的“义”战其实并不太多。这是一些道德家们在书本里进行学术推算之外的真实，至少是一部分真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似应讨论政治的对与错，而不是道德的善与恶。强说道德无异于拿眼药水来治痔疮。　

　　说这些，当然不意味着道德多余，不意味着文革灾难不需要人们用忏悔的方式来回顾和总结。然而正如《礼记》言：“礼闻来学，不闻往教。”强求他人忏悔的高调训导不仅效果很差，而且其动机难免让人生疑。　

　　随便杂谈，聊供参考。颂　

　　撰安　

　　老韩　

　　（以上信函写于1998年至2000年9月，收信者有南帆、李锐、单正平、韩毓海、张浩文、汪晖等。此次发表时为使读者对信函内容的来龙去脉略有了解，作者在保持原信基本观点的前提下，对信函文字稍有调整和充实。特此说明。左岸会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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