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壁生：“国学大师”：在贫乏时代画饼充饥

　　近几年，随着金克木、钟敬文、张岱年、启功、张中行等耄耋老人的逝世，“国学大师”的帽子漫天飞舞，成为一种单调、枯燥、乏味的谥号。这些学者常常是以小品文、散文、书法乃至资历与年纪而为传媒、公众所知，就是他们自己，因为曾拜在真正的“国学大师”门下，知道这四个字的深浅，所以也不敢自认为“国学大师”，譬如季羡林老先生，前不久就把自己文集前言中的“国学大师”删去，并且对学生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

　　我相信，季老的话，并非自谦，乃是自知。而传媒与大众对“国学大师”这种高得吓人的头衔有一种特别的热衷，则是一个饥渴时代的一种精神症候。钱钟书去世的时候，就有人宣称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巴金去世的时候，也有人宣称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那些在教科书中备受敬仰的“大师”们一个个成为耄耋老人，并不可避免地故去了。媒体与公众慌不择路地寻找新的“大师”候选人，满足自己对一个领域的权威与偶像的期待。几乎是一切的“杂牌军”，只要岁数足够长，做的学问与“国学”有点沾边，就成了“国学大师”。特别是2004年以来的民间读经运动，到2005年人民大学“国学院”的重建，昭示着在学界乃至公共领域中传统话语的复兴，人们对传统文化常识越是熟悉，便越是需要有一个“大师”级人物，作为心灵的安慰，作为偶像、权威。真正的学术大师的消逝让人们觉得心灵的饥渴，所以需要画饼充饥，真正的学术大师的逝去让人们觉得学术的孤独，所以需要多刻几个盖着“大师”帽子的雕像，可以说，“国学大师”的泛滥，乃是这个贫乏时代自知贫乏的表现，而一个时代如果过于贫乏而降低了“大师”的衡量标准，则意味着这个时代在贫乏中将会沦向更加贫乏。

　　什么是“国学”？胡适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
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 既称“大师”，便要在国故学中有所建树。像王国维、陈寅恪这种既对传统文化有深切的关怀，又在很多门类的研究中有自己的建树的学者，才能称之为国学大师。真正的“国学大师”早就离去了，那些在现代中国叱咤风云的大师们留下一道长长的背影，而他们的学生，有的以回味上半生的荣耀来掩盖下半生的苦涩，有的不得不以“毕竟是书生”聊以自慰，有的在人格上学术上都变节以至于写下了让后人觉得宁可烧掉的文字，他们笼罩在他们的老师的背影之中，但是现在也纷纷被谥以“国学大师”的称号了——我觉得，这对他们，与其说是荣耀，不如说是侮辱。像季羡林、张中行、张岱年等老先生，他们是一流的学者，但是如果要硬给一个与“国学”相关的名号，他们只能是二流的国学研究者；
像启功先生，他是一流的书法家，但是如果逼着他跟王国维、陈寅恪们比“国学”，则不免沦入末流。

　　所以，在一个饥渴的时代，在一个意识到贫乏的时代，我们只能更加热切地仰望星空，而不能把萤火虫当作星星。一个时代没有大师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这个时代普遍降低了大师的标准，让太多人成为大师，这样，反而会让我们失去拥有真正的大师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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