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屹:这个春节,让我们有个家宴

发布时间:2020-06-04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让我发如此感慨的是回国以后的一系列事情。

  他乡归来。想见老同事、老朋友、老同学。发现大家已经没有闲暇。思念朋友是个闲情的话题,叙旧话新是个奢侈的事情。

  教育电视台搞了个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节目,北大选择了我们的班。但是,在视听中心,除了当年的班干部这些必来人物外,大部分工作在第一线的同学都没能到。

  一个非常热心的朋友张罗了两个多月,老同事终于聚在了一起。我们拥抱,放开吃肉,请人唱“老朋友欢聚在一起”的歌。这个期待了数月的聚会,还是因为彼此有工作合作才得以实现。

  餐后回家,朝着一个方向:潘家园、亦庄、旧宫。彼此并不遥远,但没有往来。窗外灯光闪烁现代世界,突然勾起过去:那时,搬家都是互相帮忙,大家一起在凌乱的新居吃饭。好亲密,好温馨。那已经是很遥远的过去。住房都比过去好了,但是,我们在家的时间能有多少?

  我们工作。工作需要我们请客。在外吃饭为了联络感情,是业务的需要,是工作的一个程序。梁实秋这样诠释请客:所谓请客,是指家里要请朋友便餐小酌,至于在酒楼饭厅铺筵席,陈樽俎,呼朋引类,飞觞醉月,享用的是金樽清酒,玉盘珍馐,最后一哄而散,又经手人员进账报销,那种宴会只能算是一种病狂或是造孽,不提也罢。

  梁氏话语有些偏颇。但是商业的格式化占领了我们的生活蔓延到一切领域。请审视我们被这一程式化的结果:溢脂脱发或大腹便便。心肌梗死、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等等一切疾病,对我们纠缠不休。

  53岁的事务所的首席执行官尤金·奥凯利在2005年5月被诊断为脑癌晚期。在9月去世前,他有计划地和亲朋好友告别。按照和自己关系的远近化了一个6层的同心圆:从商业伙伴,到孩子,妻子。他发现,他见面吃饭最频繁的都是最外圈的朋友,而和妻子每周只能有两次午餐。

  我们都在忙什么?我们什么时候起离开了我们生活应有的轨迹?

  速度,年报,统计,指标;
竞争,征服,开拓,创新。我们永在奔跑旋转。

  与大学好友、现为美国教授的朋友同去欧洲旅游。傍晚,坐在塞纳河的游船上,观看左右游船上的窗前烛光:夫人与先生在优雅又悠闲地共进晚餐。我感慨:生活真美。因为此刻,伊拉克的战火在燃烧。我的朋友不以为然。登上艾弗尔铁塔,看着军事博物馆的方向,我的朋友发言:法国有什么,在所有的战斗中都是失败者,都靠美国帮助!我问,生活的目的是什么?难道是无限的竞争,无限的扩张,无限的掠取利润,无限的耗费资源?在比利时,一个司机知道她是美国公民,这样发问:你们相信战争?

  朋友也关心生活:在英国问收入,在卢森堡,听到当地是世界首富的时候,她评论:比美国差远了。我凝视我亲爱的朋友,每天换件大背心,同样式不同颜色。吃饭去麦当劳或汉堡王,举着一个king size(特大) 的可乐,和一个巨无霸的汉堡。我心很酸:当年那个虽在贫困国度,但是依旧不失高贵和韵味的中国女性呢?亲爱的我的朋友,我们走丢了。当年,我们曾一起嘲笑日本是经济动物!

  受北大朋友邀请,去那里给外籍研究生上课。朋友说,找个时间,我们两家聚一下。我以为是客气,加上忙碌,就放在一边了。他住城西北,我住东南,聚会不易。学期结束了,他又说,“聚一下吧,我开车带着爱人孩子去你家,在剑桥时,我常去你家吃饭”。他的诚意唤起我温馨的记忆。那时,我们时不时相聚彼此的家。我住在剑桥的东南,他在中心,相隔很远。想来时,没有客套:今晚就去!他带着他的学生来了,还拿着肉馅:要吃饺子。餐后,他放松地躺在我客厅的地毯上,和学生说笑玩闹。午夜,我把他们送到车站,末班车已经没有了。

  在那里,迎送客人,都到家吃饭。夏天假日,请到家里的花园来烧烤;
冬季节日,请到家里来饮酒开派队。我们的系主任退休了,人太多,就在院士花园草坪上举行欢送会。铺着格子布的桌台上,是学生们自制的食品和饮料。请客没有一个必要固定格式,感情才是要表达的中心。我离开剑桥的时候,去一位老师家:他曾是北大的高材生,担任过政府高官,在国内也经历各种场合的饕餮大餐。此时,他自己下厨做几个菜:粉蒸肉、烧鱼、凉拌黄瓜丝和海带节排骨汤。送我回家后,他打来电话:刚才我回来,路旁有一只小刺猬,我停车,和它玩了好一会儿!那一刻放松的纯朴和本真很可爱。

  我们这边好像总在赶路,没有停下来观风景的情趣了。我们要去哪里?我的芬兰导师,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教授西比拉在国际健康大会这样致开幕词:“研究员询问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无论何时何地,得到的回答几乎一致:出生和死亡,爱和关怀,友谊和团结,健康和智慧,安全和和平。”其实,我们的生命根本就这么简单。

  这个春节,让我们回家吧,和家人密友享受一个久违的家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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