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从二元经济论到筛选理论──读多尔的《文凭病──教育、资格和发展》

　　一　　

　　从今年第三期《读书》的郑秉文〈股票?福利?经济制度〉一文知道英国LSE「经济运作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今年78岁高龄的多尔（Ronald Philip. Dore, 1925- ）教授老当益壮依然活跃在学术界，去年出版了《股票资本主义与福利资本主义──英美模式与日德模式的比较》一书。郑文称赞这书给了人们「一个非常新颖而超常的回答」。这使我想起多尔早年从事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研究写的一部研究「学历病」的专着：《文凭病──教育、资格和发展》（The Diploma Disease: Education, Qualification and Development， 1976）。两年后此书日文版的译者松居弘道征求了多尔本人的意见后，把书名译成《学历社会──新的文明病》（岩波书店，1978）。日文版出版后，在日本学界的引起极大的反响，对当年日本学历社会的研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英国，隔了整整20年，1997年又重版了经过修改和补充的《文凭病》，足见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多尔毕业于伦敦大学日本言语文化专业。50年代留学东京大学，以后在日本研究领域中取得相当业绩，在日本学术界有「欧美研究日本第一人」之称。

1965年他的《江户时代的教育》一书问世，曾引起日本学术界的轰动，也以此奠定了他在学界的地位。他以详实的史料证实了这么一个史实：「江户时代日本的初等教育已经相当普及而且具有重视近代实学的倾向，此乃明治维新的社会动力之一，明治时期的近代教育不过是江户时代后期教育的延伸」。多尔是位头脑犀利、敏锐的学者，长期从事各国社会发展等宏观的比较研究，时常提出一些独到的见解。

　　50年代，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1979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提出的发展中国家是由现代经济部门和传统的农业部门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论」。二元经济（Dual Economy）模型虽然有多种样式，但是刘易斯把这些模型归纳成三个特征：「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到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劳动力的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就这个意义来说，发展之初非熟练劳动者是充裕的」1。刘易斯批评舒尔茨（Theodore William Schultz）的人力资本论的局限。他指出，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1961）「试图对收入统计和教育成就进行相关分析，从而在一个整体经济的基础上计算美国教育的生产率」，「但这一努力的结果几乎不能运用于不发达国家。这有三个主要原因：1、它假定收入模式会对生产率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是很值得怀疑的。2、即使在收入反映了生产率的地方，教育和导致高生产率的其他原因（特别是智力、忍耐力和其他说服人的能力）之间也存在着很高的相关性。所以，在确定收入差别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教育之前，必须首先把上述因素和教育区分开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正是注意到了在学校教育中学生所学到的课程不符合现实的需要（即使在学院的水平上也只有不到30%的课程是科学或技术技能的训练），雇主们可能愿意付给文科毕业生更高的工资，不是因为他们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如何广博高深，而是因为他们具有在学校教育所强加的各种测验中幸存下来的能力--学校里的竞争、生存能力。3、这种相互关系在不发达国家是没有用处的，因为它们的边际收入和平均收入差别很大。在亚洲的大部分国家，受教育者也存在着大量失业现象，教育和边际收入之间的关系可能会引出这样的结论：较高教育的边际生产率为负数。在美国进行这类计算的时候，完全可以假定经济能够迅速地吸收任何数量的受教育者。因为美国拥有的工业和服务业能够容纳教育体系的毕业生，而且整个经济可以建立在任何给定的教育水平上。但是不发达国家，情况却不是这样，它们的吸收能力受到了下面这个基本事实的严格限制，那就是一半以上人口都出在落后的农业部门。提高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就会随之它在经济环境中发展变化得太快，教育就不能被有效地加以利用」2。刘易斯指出，当毕业生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供小于求时，教育是投资；
反之，则是单纯的消费3。他的这些论点虽然没有像以后的从人力资本论阵营中分裂出来的筛选理论（screening hypothesis）代表人物迈克尔?史潘斯(M. Spence)等人那样极端地完全否定教育的培养人才的功能（史潘斯他们认为教育成本和天赋能力呈负相关，能力较高的人可以以低成本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或者说用同样的成本，能力较高的人可以比能力较低的人获得更高的教育水平，而能力并非是教育的结果），但是成了筛选理论的主要理论依据。筛选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雇主事先不能直接了解应聘者的能力，而进行专业培训需要承担相当的投资，但是，学校教育终究在入口（入学）和出口（毕业）进行过两次筛选，所以，雇主把教育的证书──文凭作为劳动力筛选的一种「信号」、一种标准来利用。显然，多尔是站在二元经济论和筛选理论的一边。他的贡献是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解明了人们的质疑，即回答了以下的问题：60年代发达工业国家高等教育也发展得相当快，为甚么没有像发展中国家那样爆发「文凭病」？

　　二

　　多尔在《文凭病》中，是基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来展开的他所谓的「后发效应」的论点的。他指出，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引起的反差特别厉害。现代部门各行各业都已参照今天先进工业国家的标准要求业者必须拥有某种学历文凭、资格证书，而现代部门各行各业的收入又远高于传统部门的几倍乃至几十倍。人往高处走，传统部门的国民纷纷要涌入现代部门，而要进入现代部门先决条件要取得一张入场券，现代学校教育不仅肩负着传授知识技能的职能，还起着制造这入场券，即毕业文凭、资格证书的功能──人才及个人收益的分配的社会功能。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的所得个人收入实在相差太悬殊了。他举例：60年代末，乌干达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国民平均工资的50倍。即使40年代已独立的号称民主国家的印度大学毕业生的工资也高达未过受高等教育者的12倍。就连坦桑尼亚政府雇用的最低国家机关公务员的工资也高达国民平均所得的5倍。这么巨大的格差、悬殊的工资，传统部门中的家长当然渴望自己的孩子通过学校这个通往现代部门中介的羊肠小道到达现代部门的彼岸。虽然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教育体系中的入学考试的竞争是异常激烈的。而且，60年代是舒尔茨《教育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投资》（1961）、丹尼森《美国经济增长之源和我们面临的选择》（1962）、《教育贡献的力量》（1964）和见克尔《人力资本投资：一种理论分析》（1962）、《人力资本：特别关于教育的理论与经验分析》（1964）等著作风靡一时的时代。而这人力资本投资论统治了教育经济学时代也正是非洲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相继独立的时代。这些发展中国家很快发现不仅资金、物质是发展的要因，本国现代社会的技术人材、管理人材的匮乏同样也是发展的障碍。各国就纷纷按照人力资源投资的模式来规划国家的教育事业。于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就学人数激增。可以说，数年后这些发展中国家许多经济开发计划未能完成、半途而废，但是教育却是超计划完成多于未完成计划的。教育要大跃进吗？容易。发展中国家想出种种办法。师资不够，开设速成师范学院，「南郭」先生们纷纷登上讲台，甚至实施高年级学生任课的「小先生制」；
学生过多，班级学生数扩大，采用复式教学提高时间、空间的效率；
资金不够，摊派给地方政府，再加上中央政府补助。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要发展高等教育，也不难，印度的速成方法是以一个大学为中心，办几所卫星大学也能启动「高等教育大众化」。1960年至1966年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入学人数平均增长42%，年递增率6%；
中等教育增长80%，年递增率为10.2%；
高等教育增长了93%，年递增率为11.6% 4。

　　但是，进入70年代不久，人们开始对这种大跃进产生了怀疑的态度和幻灭的情绪。原因有：一、各国政府不堪负担逐年增长的教育经费的开支。据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统计，不少发展中国家60年代初教育经费仅占政府行政开支的10%-15%，60年代末却已经达到20%-25%了。60年代发展中国家平均教育投资占国民经济总值GNP的2.4%，到1970年上升到3.4%。二、高学历者失业问题，不仅造成教育投资的浪费，还会引起青年学生运动。从1950年到 1970年，印度教育投资增加了13.4倍，中等学校在校生增加了近3倍，高等学校在校生增加了近5.5倍。但是没有如同人力资本论所说的那样──高学历者的就业的适应能力也将提高，从而可以降低失业率。三、发展中国家虽然学生的入学率大幅度提高，但是，辍学率也高，而且质量低下。小学毕业生如果以后没有读书、看报的机会，很快又变成新文盲和半文盲。因此，刘易斯和多尔等对人力资本论是否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提出了质疑。刘易斯说：「通过改变工作的学历要求以及调整相对收入水平，一个国家几乎可以吸收任何数量的受教育者」。因而，劳动力市场上，「雇主提高了他们的要求，而受教育者降低了他们的目标」，「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公众，或者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工资水平」5

　　这第二个问题，即使已经进入先进工业大国行列的日本也不例外。多尔在此书日文版的序言中描写了1978年日本就业风景的一个侧面6：

　　出租车司机都要求大学毕业学历的时代到来了。读到报上一则新闻：今年京都一家出租汽车公司招50名大学毕业学历的司机。这种学士司机可不是通常那种出租车司机，他们像谘询员那样，不论是甚么样乘客，都能被他们满意地送到目的地。学士司机甚至能背下电话簿所载的许多企业的电话号码。

　　经济起飞后的日本，70年代高中普及率超过90%的同时开始迈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步伐，不到十年功夫就出现了雇主对学历要求大幅升格现象。多尔和刘易斯一样，也认为，这种企业招聘员工时学历要求升格（escalation），其实也就是学历贬值，高学历者失业或隐性失业）。归结起来，有三个原因：一、大学毕业生过剩，当遇到经济萧条的年份，就业困难（供给主导型）；
二、求人企业为了竞争。尽管自己企业不需要大学毕业，但社会上一般都认为大学毕业生素质高于高中毕业生，会提高企业效率而且又能为企业装潢门面，岂非出奇制胜（需求主导型）。三、企业能把握、操纵高学历就业者心理，降格到低层次职业就业高学历者有一种劣等感、失落感。比如，上述日本的出租汽车公司把公司名改为「××移动中心」，把司机根据英语driver的发音用外来语读作「」来安慰他们的心理上的不平衡。一个公司雇用了「学士司机」，各公司相继效仿，久而久之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习以为常，学历要求升格的「梯子」越升越高。其实，美国在70年代中，人力资本论也受到了挑战。石油危机的冲击下，经济不景气，就业状况恶化，两年制社区大学毕业生就业难，一时间许多社区大学因为生源枯竭，纷纷倒闭。

　　和筛选理论的代表学者史潘斯等人一样，多尔把学历社会这「文明病」的症状归结为：一、毕业文凭、资格证书被利用作甄别、选择就业者的作用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
二、教育过剩，学历贬值，高学历者失业增多；
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意味着教育投资的浪费，也会因为失业增加带来社会矛盾的激化。但是，除了这三条外，多尔感到最痛心的是教育的变质，「追求知识、真理的教育蜕变为追求学历文凭的教育，教育的相对的实质水准普遍下降，受教育者关心的只是为了获得『证明自己曾经学习过的一张证明』」。他指出，如果在追求知识的同时也考虑将来的生计和收入，这是无可非议的，也是与教育自身的价值一致的。但是单纯为了获得文凭、证书，知识完全成了一种手段，是对教育的冒渎。这样的学生增多，我们将面临一种社会文化质的危机。如果仅此而言，那么，多尔不过是援引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史潘斯、思罗等人的筛选理论罢了。但是，多尔的学术贡献在于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提出了与发达工业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文凭病」的「后发效应」问题：现代工业化发展起步越滞后的国家，上述三种症状来得越快，发病更凶猛，治疗起来也最困难。

　　多尔为了论证他的结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对英国、日本、斯里兰卡、肯尼亚这四个现代工业化开始时期的先后顺序呈现阶梯状的四个国家近代教育制度发展的历史及现状进行分析、比较。他认为学历社会「文明病」的「病原体」起源于英国这个资本主义产业革命最早的国家。英国产业革命开始后，经济飞速成长，但很长一段时期内，教育的改革处于滞后的状态。学校教育在产业革命初期并没有为社会阶层移动开辟道路，却使社会阶层分化、固定，积极地起着分层化的作用和功能。国家对教育制度的监督、干预并产生影响是工业化相当深入以后的事情，而国家为了促进或维持经济增长提出有计划地培养人才更是以后的事情了。换言之，在英国工业化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中，教育并没有对经济增长产生过影响。让优秀的下层社会子女接受教育，让他们也流入中产阶层职业行列中去，只是经济相当发展后的一种以学历精英为标准的社会阶层的「庇护移动」。政府不得不替代血统、门荫，制订、实施这种以学历为标准的「庇护移动」政策，则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情。

　　另一方面，上述教育制度化发生之前，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手工业者、小生产者的手艺、技能，技术大多是通过在家族中艺徒制度传授的。他们职业的继承是由就业所需的手艺、技术、技能的习熟程度来决定，虽然某种程度上为学校教育内容所左右，但与学校所颁发资格证书没有任何关系，随着学历病的恶化，学校教育的质变也逐步侵蚀到技术传授领域中来了，就业的各种手艺、技能、技术资格基准被规定、限制起来，最初是由民间的同业公会决定资格基准及证书颁发，慢慢地这种资格证书审批权限被政府机关所取代，这种取代是从最直接与公共社会福利事业有关的医生资格审批开始。最终，技术传授领域的知识的传授、资格的审批一揽子都归入了学校教育系统中去，学校教育目的及其功能彻底蜕变。英国的学历贬值，就业所要求的文凭、资格证书的升格，是在十七世纪产业革命至二十世纪初两个多世纪中缓慢地进行着。虽然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现代部门空前扩大，「学历病」也以前所未有速度恶化、普及，但这种过程的速度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是相当缓慢的。多尔的老家英国虽是学历社会文明病的源头，但却是先进工业国家中有着最轻视学历风气传统国家，因为克伦威尔时代以后，虽然曾经历过法国拿破仑帝政时期为产业界、政治界培养人才狂热地设立学校的那段历史，但是，至今英国仍是工业国家中大学大众化步伐走得最慢的国家之一。然而，见染上大英帝国身上的「病毒」的，曾在其殖民统治下的南亚次大陆印度，二十世纪初的「疫情」已使当时殖民地政府当局也感到是一种威胁，是一种危机。当时的总督坎逊对因追求学历--追求高职位、高薪金的民众刺激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迅速增加采取了断然措施。1902年他在议会的演说中如是说：

　　不是追求学问（learning）而是追受收入（earning）的小伙子们充满了印度的各个大学。不采取必要的措施的话，所有的教育机关会象雪崩那样连锁瓦解。教育必要性、教育的质量等甚么基准都不考虑，放任无限制增加大学，也许也是可以的。但是入学考试地狱般的劳苦仍将会变本加厉地惩罚下一代，最终的结果是整个社会的教育水准的下降。放弃追求真知的教育，我们所能见到的只是量的不断扩大，我们将牺牲理性的文化遗产，制造出平庸的人才。将来我们会陷于一种后悔莫及的痛苦之中。

　　但是，独立后的印度这种「文明病」再度猖獗蔓延。英国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大学体系、制度──可以由一所有名的大学代理新设水准低下的卫星大学发行学位证书来迎合了国民的教育消费的急切需要。于是，70年代初，印度成了世界上大学毕业的公共汽车售票员的发源地。当时有6万名失业的工科毕业生。其中不少人还拥有硕士学位。这一点连最初关注这问题的刘易斯当年也没有预测到。他在50年代末，只是强调要节制文科高等教育的规模，认为发展中国家理工科高等教育的无限发展是没有隐患的7。教育行政权限在地方政府手里，印度中央政府的干预也鞭长莫及。可能大学毕业的售票员比只受过中等教育同事工作干得稍出色一些，但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昂贵、痛心的，因为全印度还有60%的儿童无法接受初等教育；
许多出色的青年精英流入了西方的科技界、学术界。

　　日本的近代教育是和日本经济近代化几乎是同时进步、发展的，与英国相比历史短，但是加速快，有「后发效应」。所以，「文凭病」的发病也早。多尔举了最典型的例子：明治维新后仅十年，政府就正式制订了东京帝国大学入学考试制度，一年后的政府官员录用考试制度中又规定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生可免除考试，学校教育制度开始和公务员制度「并轨」，前者成了后者的附庸。而英国是工业化开始了一个多世纪后才实施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的。1910年日本的大多企业和报社招聘新职员是已有必须大学毕业的规定，对学历的要求已远远超过了同一时期的英国。本世纪初的20年中，日本一流企业家中已有70%是大学毕业或高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而英国直到1958年企业经营者中只有20%是大学毕业的，即使一流企业高级干部中也只占24%。与英国相比，在学历很早就起着决定就业机会的作用问题上，日本的「后发效应」是显而易见的。

　　多尔指出，因为日本是个后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开始时可照搬仿制西洋各国的政治制度、企业组织制度、教育考试制度等现成的制度模式。英国缓慢地发展着资本主义，在漫长的过程中只需要维持、继承原有事业的人才，而日本急需的是懂得西洋近代科学技术、制度思想的和本国传统决裂的激进变革人才；
也正因为如此，英国旧式贵族学校就能在渐进的变革中延续下来。如何适应新的人才要求甄别、遴选人才呢？近代学校也就兼负起了考试机构的作用。

　　多尔认为不同国家文凭病「症状」差异是由「后发要因」和「文化要因」两种要因决定的。上述种种就是日本的后发要因。日本的文化要因有两点：一、江户时代儒学的影响，与崇尚实利英国相比，国民心目中教育有更高的价值；
二、明治前传统的武士的两个职能──渴望成为军人、政治家的传统仍是青年一代野心目标，所以，通过大学走上职业官僚的道路成了青年们的理想。

　　日本虽是后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毕竟与经过长期殖民统治的斯里兰卡、坦桑尼亚不一样，尽管也出现本科毕业的「学士司机」这种文凭贬值的「症状」，却很幸运，因为二战以后，劳动市场一直能保持很低失业率，所以高学历者失业没成为社会问题。与多尔最初写这本书的70年代相比，今天日本的教育面临的问题则是：一、因出生率逐年下降，已进入了人人可以上大学的时代，青年人连「应试」的学习动力也失去了，大学成了传授社会常识的场所；
二、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长期的经济衰退，大学毕业生的就业也进入了「冰河期」；
三、70年代大学大众化的主力──三流私立大学正面临倒闭的危机。

　　斯里兰卡独立之后，50年代初一扫英国殖民遗风，重建单轨制无阶级差别的学校体系，并实行小学义务教育。给贫困阶层的斯里兰卡人带来了一丝通向学历顶峰的希望，尽管只有1.5%的同龄人能达到这令人羡慕的高处，而在幸运者中，中产阶级子女却占了很高比例，但是，这种制度在国民中留下了公平竞争的深刻印象。60年代中这个国家小学入学率高达90%以上，但100人中只有一人能达到那诱人的光辉耀眼的顶点。1971年斯里兰卡失业率高达15%，失业者的 80%是25岁以下的青年，他们的学历大多与他们憧憬的门坎仅一步之遥。独立后的20年中，政府曾两次企图早期通过分流，来实行英国式双轨制的教育体制，但都遭到了国民们强烈的抵抗。抵抗来自国民们对教育机会均等的信仰，家长们难以接受自己孩子过早地被从竞争队伍中淘汰出来的现实，哪怕仅存一丝渺茫的希望。从金元帝国的美国到贫困的发展中国家的国民，都信仰教育是改变命运的一条确实的途径，因为能力主义与血统、金钱相比，是比较「公正地」实现社会流动的「梯子」。

　　与斯里兰卡相比，1960年独立的肯尼亚的「后发效应」更加显著。独立后仅仅10年，小学生在学率几乎翻了一番。因为它没有斯里兰卡社会那种历史遗留下来的世袭上层阶级，高学历的取得是到达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也是唯一标志。肯尼亚也没有斯里兰卡经济结构中残存的家庭手工业，没有那种继承父业的处在现代和传统部门夹缝中间的「未登记部门」那种传统家庭企业，文凭、证书对于青少年就业来说具有更高的价值。

　　70年代欧美的许多研究者看到一些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开支的增长既没带来经济增长，也没有缩小贫富差距的现象后，开始对人力资本理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产生了怀疑。多尔也是其中一位。他在描述英国学历病缓慢恶化历史时，已隐约提到了英国近代教育一直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所以，他认为关于教育对经济增长作用论点，至少是英国教育史的例子是不能为此作证。其实，其他欧洲工业国家近代教育史也如出一辙。虽然多尔是位非常注重实证的教育学者，但可能受英国学术界重视质的分析方法传统的影响，他不满教育经济学研究中的单纯经济学量化、模型的实证手段，认为那不过是经济学者「玩弄魔术般的数据、公式」，有很大局限性，其解释正确与否依赖于现实社会与计算方法所要求的各种前提假定之间的吻合程度，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不同因素在起作用，相互交叉、互为因果。所以，单凭量化经济学统计很难作出正确的预测来。比如说，可能比较正确地预测出工程技术人员未来所需数，但对第三产业的事务性工作的文科大学毕业生所需的预测是很难正确把握的。70年代后，哈耶克(F. A. Hayek)也认为数理统计的预测只不过是一种「知识的狂妄」，精确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方法上的根本区别是：事实科学是研究「内在复杂现象」，只有收集各种各样变量，才能捕捉到对象的重要特征，如果谣对某事物作出预测，更需要掌握相互作用的精确的信息。而这些数据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可以从相对频度推断出来的。所以，他得出结论，社会科学只可能有「结构预测」7，却无法对组成结构的个别因素提供特别的说明8。

　　多尔和站在筛选理论立场上的学者曾经预言，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的大量产生容易引起青年学生运动，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这一担心可能是多余的。因为，就二十世纪南亚诸国的经验来看，并没有发生他们所说的那么严重后果。而且，日本的事例也显示出一种相反的结果：日本战前──从明治中期到二战结束学校教育体系一直超前发展，造成高等教育毕业生的数量始终超过社会的需求量。长期的就业困难，使得日本的知识青年、知识份子完全屈服于社会现状，完全丧失了对政府、社会批评精神，乃至几乎全体追随、支持政府、军部的战争政策9。另外，此书初版的执笔时，正值我国文化革命期间，多尔把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看作是中国政府为解决教育过剩问题的方法来加以赞赏，这只是西方学者的一种隔雾观花的观察和误解。

70年代末多尔对文化革命后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就有一种预感「文凭病」将会爆发、流行的忧虑，表示了失望的评价：中国「在教育改革上至少已经不是先进国家了」10。

　　三

　　尽管多尔这部著作出版在26年前，但是，今天我们读起来仍会感到有不少新意。多尔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的动向，早在80年代初就访问过中国，还结识了一些著名的教育家。但是，与人力资本论的「一言堂」、一边倒相比，20世纪末，刘易斯的关于发展中国家教育的论述和筛选理论，在中国学术界，教育界处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因此，多尔的著作及其「后发效应」，作为后发劣势说，和受欢迎的后发优势说相比，在中国没有影响11。

　　中国的高学历者就业难的景象已经在90年代初露端倪。以前人们知道香港、台湾有大学毕业的「菲佣」，但是前两年，读报见南京五名大学生屈就去当家庭保姆的报道，似国内媒体还有「能上能下、能屈能伸」的赞词；
去年，上海《人才市场报》报道一位大学生就业失败无奈在宾馆擦皮鞋，有位重点师范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竟然不负责任地用套话盛赞这个大学毕业生「从最底层做起」。虽然文章提倡时代的「一种新生的就业观念」，但是最终也表明擦鞋是为了当总经理12。另据报道，1995年硕士研究生的招生数4.3万，2000年已达8.5万，几乎翻了一倍，但是报考人数从15.5万上升到39.2万 13。自2005年起外地人才进入上海市劳动力市场，必须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时下，上海市区教育局招聘高中教师竟然非硕士生不取，这把「梯子」已高过日本了，想到我国内地农村合格小学教师尚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真有「高处不胜寒」之感了。

　　在执笔这篇书评时，笔者偶然翻到一张2002年3月29日的《中国青年报》，这天该报头版上有三篇报道：一、《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四利三弊」》；
二、《毕业生彩照要上网》；
三、《全国大学生素质拓展计划启动──63所高校开始试行大学生素质拓展证书》。这三篇报道都是表明这么一个难以否定的事实：即高校毕业生就业不容乐观。其中第一则报道《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四利三弊」》一文，教育部副部长袁贵仁承认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中的「三不利」是：「1、国际经济形势面临衰退，使得就业压力加大，高校毕业生也不容乐观；
2、高校毕业生迅猛增长，社会有效需求在短期内增幅有限；
3、由于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毕业生就业观念还存偏差，就业期望值要求较高。」第二则题为《毕业生彩照要上网》报道说明，人才市场上假文凭泛滥（现在许多干部以权谋「文凭」，连胡长青这样的「封疆大吏」也要秘书去买北京大学的「文凭」），故「毕业生彩照要上网」，便于用人单位的验证。第三则报道说明，学历大幅贬值的结果，光有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能力检验筛选的「过滤器」--「素质拓展证书」。如果政府忽视了「三农问题」、忽视城市和农村二元经济的巨大反差的话，那么，这种由二元经济导致全民对「文凭」疯狂的追逐的现象很难消除，要减轻中小学生的学习负担，改变应试教育、进行所谓的素质教育的改革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刘易斯在三十多年前曾经警告，政府把大部分财力花费在大城市的发展，那些曾经想留在农村谋求发展的毕业生也会感到「要留在农村也是很艰难的」14。今天中国教育部的官员也不得不承认以下的事实：「高校毕业通向农村的路一直不畅」，「1998年北京生源20,400名毕业生中，农林两科的毕业生比例仅占2%，但是就业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实际上并不是农业生产和农村不需要，而是这些学生有了城市户口，可以到城市就业，谁又愿意到农村呢？这种状况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15。不仅如此，因为城乡发展的差距扩大，就相对贫困而言，农民的收入停滞以及文凭贬值，初、中等教育的个人收益率低下，导致农民子女的辍学率上升。实践证明，教育的计划和预测的研究还有许多局限，近二十多年来，西方国家的教育计划还没有成为「一种教育发展的行动蓝图或指南，更多的是一种促进教育有着的重要手段」16。这几年，由于就业因难或者个人教育收益率低下，大专和职业技术学院的招生也已经出现供过于求的现象，尽管专科升格为学院，学院升格为大学蔚然成风，但是，以后高等教育内部的序列化，这些三流学校依然摆脱不了困境。尽管在事实面前，有些教育经济学的研究者也只得承认中国存在「结构性的教育过剩」，但是，即使就此而言，也是非常值得警惕的。1989年国际教育大会发出的第76号建议书的第24条也曾经如此忠告发展中国家：「中等后教育的多样化，不论多么受欢迎和及时，无论如何不应导致中等后教育和培训水平的降低。尤其必须意识到专业培训工作的过度分散所具有的危险性，而这种危险来自大量自称能满足就业指导『急迫需要』的低质量的廉价课程。还应警惕高等教育因向工业部门寻求资金可能屈服于企业经理们不适当压力的风险」。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教育计划「面临的实际问题也不是有多少工作需要受过教育的人，而是在学校的毕业生已经存在着严重失业的情况下，继续把教育体系扩展到怎样的程度」17。

　　注释

　　1 威廉·阿瑟·刘易斯（William Arthur Lewis）着，施伟、谢兵、苏玉宏译：《二元经济论》（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页149。

　　2 威廉·阿瑟·刘易斯着，何宝玉译：《发展计划：经济政策的本质》（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页100-101。

　　3 威廉?阿瑟?刘易斯着，梁小民译：《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页231。

　　4 曲恒昌、曾晓东：《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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