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孩子们的眼中何以没有神采

　　朋友自故乡来，闲谈中提及一件事，感慨万端。他是去一所省重点中学探望久未见面的两个侄子，不料一个仅见了不过两分钟，另一位干脆就没有见成，他形容这次探访如同“探监”，不禁对两个侄儿心生怜悯。下面就是他介绍的一段情况：

　　“我们那儿是县级市，但毕竟是文化教育大省，又属于比较发达的地方，省级重点中学有两所，我的两个侄子都在其中的一所上学，一个高三，一个高一。为了上到这个重点，家里花了不少钱，进校一次性缴费在两万元左右。到校门口一看，果然气派不凡，远不是四十年前我们上高中时可比，都是整齐划一的楼房，整齐的花圃，宽大的操场。走到传达室刚想进门，出来一个保安拦住，称未下课任何外人不得入内。经说明情况，又抬出校内现任校长教师的名字以示有些来头不是外人，且从外省回家探示一次不容易，均未能打动保安有所通融。于是站在门口立等，其间又有若干人来，显然熟悉规矩，并无多话，只目视教学的某处静静站立，校园里寂静无声。过了好久，那位好心的保安发了慈悲，说还有两分钟下课，你们可以先进去，叮嘱不可有声音，悄悄的进去，看完赶紧出来。我们答应并感谢，刚起步，他又追上来说，最好你们兵分两路去探视，不然时间来不及。这当然是好意的警示，但我没有在意，而且既然大老远的来，还是大家一起见个面的好。幸运的是刚走不远就遇到一位在该校任职的老同学，便请他引领路径，走到高三（8）班门外的走廊上，此时正好下课铃响。又过了一会儿，只见教室门打开，一群学生拥出来，低眉顺眼匆匆从我们面前过去，奇怪的是人虽多，并无任何人说话，更无少年人嬉笑打闹的活泼，都是控背躬身低头疾走，面无表情，甚至带点严肃，似是急于解决什么问题，这时看到我的侄子也夹在人群之中，似乎扫了我们一眼，又象是视而不见，总之是一脸的茫然，没有跟我们打招呼，急急走过去。两三分钟之后，这群学生陆续回来直接走进教室座位，下一课的教师已经站在门口守候。侄子奔过来，我问他刚才有没有看到我们，答说看到了，要上厕所。我也看出形势紧张，赶紧把带来的礼物交付，在走廊上留了一张合影，目送他回到教室。这时候课间时间已经结束，估计第二个侄子只能在教室外看看了。他在高一（18）班，教室里空无一人，找到他的课桌，想把礼品放到抽屉里但放不下，里面满是书本和试卷，桌上也是，便留下一张纸条，把东西放在桌子底下。教室前的黑板一侧贴有课程表，细察之下发现每天安排八节课，下午放学到晚自修期间只有一小时，教室里无人的原因也找到了，原来是体育课，带路的老同学说，可以到体育馆去找。我们一行人又从教学楼出来，操场绝无人迹，显得特别空旷。体育馆门前一块告示牌，写明北大某名教授在此作报告，侄子显然在听众之中。撞进去找人断然不可，于是向老同学告辞。这一经历可算是高度紧张，结果是高兴而来，废然而返。本想晚上与他们小聚一回，自然落空，本想跟他们的父母说说不要对子女太过娇惯，应当培养他们的自立精神，多读些课外书藉，培养多方面的兴趣等等，也就没有说，因为太过不切实际也没有可能。”

　　这一段简单、平常不过的经历，引起了我和友人的一些议论：

　　话题之一是，拿现在的教育与四十年前相比。显而易见，现在的高中生压力比之过去重得多，更可怕的是，他们与四十年前的中学生相比普遍缺乏灵气，譬如一块海绵，被压榨过度变得僵硬、死板。美丽的校园、较为先进的教学设施与过分压抑的学生们形成中国高中教育的独特风景。从小学到中学，学生的自主学习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自由的天性在压抑的环境中被一点一点地排斥净尽，只要看一看他们那种黯然的眼神就可以深刻感受到精神被压制的程度。如果说四十年前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教育的现状提出过“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口号，对于今天的教育现状又当作何评价？

　　话题之二是联想起当年的西南联大。1938年北大、清华和南开大学为避战乱迁到昆明，是为西南联大。论条件可算艰巨简陋之甚，请梁思成林徽因先生设计的教室竟是茅草房，教授工资每月八块三毛，许多人靠典当度日，但三所中国顶级大学的文化融合，一流大师的自由思想和深厚学养的熏陶，造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辉煌篇章。西南联大的学子们之中产生了中外科学院院士接近一百人，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和李政道博士。西南联大流传一件轶事，从中可见学生中“自由思想、独立人格”特点之一斑：两位学生在校园相遇，一位同学问道，你看了爱因斯坦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吗？另一位同学说，看了，全无新意，恐怕是老糊涂了。这两位学生中一位就是杨振宁，另一位是中科院院士黄昆。毛泽东诗词中所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正是这种英风豪气的真实写照。现在在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自由思想，独立人格”虽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也被挤压得差不多了，远非当年可比。

　　话题再展开下去，不免联想中国历史上文化教育的几段辉煌。诸子百家之兴，缘于思想禁锢少，文化的多元化，带来中国文化史上空前也可能是绝后的鼎盛时期，那时候，似乎没有现在这样一管到底的文化教育行政事业部门，更没有宣传部无微不至的关照。上世纪初北洋军政府执政期间，由于军阀混战，兼之大老粗，对文化教育上的统治相对宽松，思想文化的自由由此蔚成风气，影响了一代中国人，产生了一大批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所以遍观文化教育史，凡是出大成果、出大学问家的时期，都是思想上体制上管制最少的时期。即以西南联大而论也是得益于此，当时国民党的宣传部、教育部很少插手干预校内事务，主观上可能也是无瑕顾及，客观上却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高峰。

　　孔夫子说，过犹不及。现在，我们的教育已经走上了“管理”（应为“官理”）以至于“管制”（或说“官制”）的极端。不单是“过”，而且“过”得相当远，较之四十年前犹有大退步。文化教育被层层的规矩、层层行政管理机构的官“管”起来，什么都搞“一统”、“统一”，少数几个官员拍脑袋想招数，让数以亿计的脑袋闲着生锈，官场运作取代了教学的自主和创新，种种规矩和繁重的学业负担死死地束缚住学生的思想，使之成为机器化大生产的流水线上的产品，这是当今教育最大的危机所在，也是“教育产业化”的另类解读。中国教育文化的忧思正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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