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哲：晚清中国的民主想象

　　一

　　在近、现代中国的时空背景下，近代西方的主流政治传统──民主共和政治体制及与其相适应／配套的政治观念／文化／传统（以下简称「西方民主传统」）──逐渐成为中国人（主要是菁英阶层；
以下不再详为定义）倡议仿行的对象，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那么，仿行来自异域的「西方民主传统」的政治制度以改造现实的思维，跃居中国的思想舞台的历史进程及其结果，固然可以被研究者贴上一个中国如何「走向民主之路」──或者，「西方民主传统」在中国的「历史遭遇」；
或者，「中国民主思想」的历史进程──诸如此类的标签，以方便我们为诸多繁杂的历史现象进行「概念化」。但是，「概念化」并不等于「必然化」，历史现象的重建与解释，不是为了供给论证「必然王国」的材料。我们进行「中国民主思想史」的书写，不会等于进行「西方民主传统」必须／必然在中国获得实现的证明过程。

　　我们不要忘记了，democracy（或是liberal democracy）并不是没有时间性（timeless）的词汇／概念，它的曲折流变，还随着人们的现实处境的转换，呈显出多样的面貌；
「西方民主传统」的古典形式，对西方思想世界的启发，更无时或已1。然而，如果史学工作者把未经深刻反省的某种自由主义民主之路当成是人类历史的唯一途径2，进而指导我们书写「中国民主思想史」的模式与思维，恐怕就很难避免一种「目的论」式的总结：不论路途如何迂回曲折，总结言之，它必然有所归宿；
「西方民主传统」涵括的许多要项，往往被分门别类，从前行者的言论和行动里被挑选出来，安排在一个可以「合理」解释中国必然会朝向自由主义民主之路屡受挫折但却前进不已的架构里。况且，在总结这样一种被建立起来的历史／发展脉络之后，还参照某种「民主理论」，给予某种「理论评价」。这样，不但我们书写「中国民主思想史」的心智，可能呈现出「空洞化」的困窘，我们总结这一重大课题的思考空间也窄化了。甚至于，我们可能还因此将「民主」抬举为终极理想的判准价值，赋予相当的「道德」涵义3，谁不走这条道路，谁就是「罪人」。这种「中国民主思想史」的书写，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道德教科书；
这种透过历史学的研究和书写来揭露／证明「历史的进步法则」的目的论，往往只会以偏概全。从西方自身的反思而言，自由主义民主（体制）并不尽然是处理／安排人类各种社会关系完美至极的选项4，那么，这种以证明自由主义民主的普世价值（乃至论证它在中国需要被实践的必然性）为目标的「中国民主思想史」，其实是连这样的思考刺激都不存在的。

　　书写「中国民主思想史」的篇章，固然要描述中国人为欢迎「德先生」在思想和行动层域里遭遇许多挑战和困厄的历程；
只是，在这页篇章里留下深刻印记的前行者，并不是先天地就知晓「民主」／「共和」等等观念的。就个人的生命史而言，他们主动投入／被动拥入「德先生」的怀抱，本已历经复杂的过程（和可能存在的思想、心理等层域里的痛苦挣扎与抉择）；
还原到本来的时空背景脉络里，这位论者在发表某种被后世研究者视为「宣扬民主理想」的言论的时候，其实他本人未必有此意识，他有自己身处于那样一个特殊时空背景之下的关怀，他的言论有它自己问世的背景／意义。如果我们能够挣脱「目的论」式的思考格局，且并在严格的史料批判的基础上，清理（或「重建」）中国人之迎入「德先生」的原来思想／历史脉络；
那么，我们对于「中国民主思想史」的书写──或者，对于「中国民主传统」的形塑──方始可能建立在比较稳固的基础之上。

　　二

　　因此，笔者主张，在进行「中国民主思想史」的书写工程的时候，最好能够调整视野，将探究的课题还原到本来的时空背景脉络，尽可能地回归在近、现代中国民主思想的历程上留下轨迹的论者的思想世界，探求他们刻镂出这道轨迹的知识基础。

　　在笔者看来，「中国民主思想」的问世，是以一连串断裂形式的「西方民主传统」的「知识仓库」（stock of knowledge）5的建立过程为起点。不过，这座「知识仓库」之所以建立的原来用意，和理解／认识「西方民主传统」并没有关系，而是中国人从1830年代起再度逐渐地开展认识、了解整个世界情势的成果之一，可以说是近／现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部分。好比魏源纂辑的《海国图志》与徐继畬编撰的《瀛寰志略》，就是足以帮助中国人逐渐了解世界局势的个中「名著」，在这些向中国传播、介绍关于西方国家的历史与现状的信息里，便即涵括了「西方民主传统」的若干基本内容。《海国图志》、《瀛寰志略》与其它著述集而合之，不但向士人传播了域外局势的知识，关于域外政治制度的信息和述说，也形构为论说「西方民主传统」的「知识仓库」，而这座内容丰富多样的「知识仓库」，正是中国人得以认识与理解「西方民主传统」的重要依据之一。透过这座「知识仓库」里储备的各式知识，中国人对于「西方民主传统」的面向与内容，认识也愈来愈多样，理解愈发加深，对于如何因应中国内部的多重问题，也得到了可以激起多样思考的「思想资源」（intellectual resources）。「西方民主传统」蕴涵的观念要素与体制成分，就此在中国人政治思维的世界里得到「正当性」，不但借取／藉助这些要素与成分来批判／改造「中国政治传统」，也意欲在中国的现实环境里仿行「西方民主传统」的表现形式。简而言之，藉由「知识仓库」提供的思想刺激，中国士人得到了足以开展「民主想象」（democratic imagination）6 的思想空间。

　　本文以晚清「思想巨子」王韬（1828-1897）为例，尝试就追寻晚清中国「民主想象」的轨迹这个课题，提出若干思考，但望能够引起学界同好的兴味7。

　　三

　　晚清时期从《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两部书里汲取知识与思想养分的士人，足以开出一分长长的名单，王韬本人便是受益者之一。然而，「知识仓库」的建设过程，无时或已，关于「西方民主传统」的崭新知识与信息，持续入藏，提供了更形丰富的「思想资源」，扩大了「西方民主传统」的「想象空间」。

　　例如，到了1860年代，中国被迫纳入「条约体系」，官吏得以出洋，经历异国风情，留下了不少的「游记」式的纪录，其中也涵括对于「西方民主传统」相关事务与活动的报导。亦且，它们传达的不再只是「书面想象」的讯息，而是个人政治生活里前所未历的「民主经验」，这种经验，在中国皇权体制之下是绝不可能体会得到的。这里积累的知识，既成为他们自己，也成为足不出中国本土的后继士人，构思仿效「西方民主传统」制度的灵感来源。日后担任过清廷使英钦差大臣的张德彝（1847-1918），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国，纪录此行的《四述奇》留下他与使英大臣郭嵩焘等人参观英国巴力门开会议事情形的记述，并且盛赞巴力门的成员议论时政「务期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其令，斯力无不殚」，理想至极。张德彝个人的「民主经验」，等于是为「知识仓库」的构成与内容添加了新的成分，也形构为后继者从中取材，开展关于「民主想象」的论说的依据，王韬就是受惠者之一。

　　王韬在《重订法国志略》里辟列「志国会」的专篇，详细描述了法国国会的种种。他的述说，颇多承袭张德彝的《四述奇》对于法国「国政」的纪录，还「移花接木」，将张氏两度参观英国巴力门的经验及其对英国政治的感想，分别剪裁，纳入他的述说里。王韬也大篇幅地铺陈述说法国「国会」的各种议事画面，特别是关于议事程序的述说，除了少许字词的更易，几乎是对张德彝述说的原文照抄。然而，王韬笔下的企图，不仅只是描摹「国会」的议事画面而已，更在于形塑出议事殿堂的理想形态，「斯则犹有上古之流风遗俗欤」。

　　张德彝的经验，被王韬转化为述说法国「国会」议事形态的「想象」依据。但是，王韬的论议却超越张德彝的单纯纪录，他以「逸史氏王韬曰」的口吻，开展述说，强调「国会之设，惟其有公而无私，故民无不服也」，「窃叹其去古犹未远也」，是理想至极的体制，实可比拟于中国「失落的黄金时代」。

　　这种对比／议论的思维，也出现在王韬描述英国政治之美善的笔下。在英国有过实际生活体验的他，不但为英国「平日间政治」描摹出一种深具「三代以上之遗意」的画面，也用华丽的辞藻，正面描写英国的政情民风，好似一方理想的人间天堂。一句话，王韬盛赞道：

　　英国政治之美，骎骎乎可与中国上古比隆焉。

　　王韬以这种「三代影像」来称誉「英国政治之美」，也用以摹写法国「国会」的政治效果。他还称颂「泰西」的「君民共主之国」的政治体制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的体制，「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王韬形塑出这种「三代影像」，使他对于中国现实提出讽喻式的对比：「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透过这种对比，王韬意在显示中国「失落的黄金时代」，竟复见于今日之「泰西」：英国、法国，乃至于一切「君民共主」的国家都是如此。本来，中国政论里就有「言必称三代」的传统。现在，王韬以大量的例证，与传统的理想世界图像进行对比，揭开了这幅「三代影像」的奥秘：这些国家都拥有「议院」。

　　总结观之，王韬的论说，既有自己的经验与体会，也来自于他对张德彝的述说的「想象」。可以这样说，王韬既从「知识仓库」里汲取灵感，让他的思维在「想象空间」里驰骋无限；
他的《法国志略》在晚清时期更是士人认识法国情势的重要著作之一8，那么，他也是「知识仓库」的建造者之一。这正显示了，对于后继者而言，既存的「知识仓库」确实有「思想资源」的意义；
透过「知识仓库」的思想刺激，中国士人得到了让「民主想象」自由翱翔的思想空间。

　　四

　　王韬在晚清「中国民主思想史」的书写里，是绝对不会缺席的人物，本文简要地展示了他得以占有一席之地的知识基础。这样看来，「西方民主传统」的面貌，正是透过「知识仓库」的储备，逐渐浮现在中国人的知识／思想领域里，况且成为一种改革方案的「思想资源」。

　　中国的文化传统里欠缺可堪与「西方民主传统」相比拟的成分。不过，在中国人吸收／仿行「西方民主传统」的过程里，某些恰可与之相对应的「本土思想资源」（indigenous intellectual resources），却可以成为人们倡言吸收／仿行的理据之一，也可以拓延「民主想象」的空间基础，王韬以「三代影像」开展的述说，便是例证。当然，这种「本土思想资源」绝不能与「西方民主传统」相提并论，也会使「西方民主传统」的认知与实践，带来某种程度的变形。只是，没有像「西方民主传统」这样的「思想资源」导入，「本土思想资源」则无用武之地。惟则，「民主想象」的历史结果，却可能是：外来的「思想资源」非复原来面貌，而「本土思想资源」也被赋予新的样态。这种思想的新样态，更构成为同／下一世代的知识／思想泉源，既可能为后继者接颂吟唱，也还可能会再度谱衍出变奏音符，集而合之，共谱为近代中国思想变迁这阕交响曲的乐章；
在近、现代中国政治思维世界的众声喧哗里，「民主思想」也形构为一种「被发明的传统」，与时俱进。

晚清以降，中国人竭力欢迎「德先生」的历程，确实已形构为近代中国的「思想传统」之一。然而，「德先生」的面貌在中国人的认知里，却是多样而复杂的；
「西方民主传统」在中国的「历史遭遇」及其「变形」样态，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历史过程的总合结果。如果我们可以更详缜地对于那些在晚清「中国民主思想史」的篇章上同样广受瞩目的先行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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