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贻:奉命竞选教授会主席

发布时间:2020-06-06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1948年暑假,我住在武汉大学单身教授宿舍半山庐。有一天,蔡心耜讲师等3位同在武汉大学教书但素无来往的高中校友,突然来找我打桥牌。我虽然不无高兴,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但对这种多少有悖常情的交谊行为有些费解。特别是此后半年再无来往,更令我觉得这次孤独的桥牌友谊有些蹊跷。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蔡心耜是解放前武汉大学教师中唯一的地下共产党员,那次他带人来和我打桥牌,是因为他读了我当时发表在上海《观察》、《时与文》以及南京、北平等杂志上的文章,认为我思想倾向进步,前来做我的工作的。我曾问他:“那为什么以后半年又没来找我呢?”他说:“因为你在上海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越来越红(这当然是他当时的理解),我们怕暴露,所以不敢再找你。”直到1948和1949年之交,中国共产党武汉市地下委员会为动员全市人民迎接解放,他才向我亮明身份,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市委正式外围组织“武汉市新民主主义教育协会(简称新教协)”武汉大学分会,并任命我为教授支部书记,和吴廷球、梁园东两教授组成教授支部。紧接着,我们发展了韩德培、曹绍濂、唐长孺、张培刚、张瑞瑾、孙祥钟、刘涤源、谭崇台、陈家祉、石峻等正副教授。值得提出的是,那时我们发展组织完全是出于公心,因此这批会员能经受住半个世纪的考验。直到今天,无论是已归道山的或仍健在的,都是些踏踏实实工作,堂堂正正做人,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多少有所贡献的知识分子。

  当时,由于一直感到背后有一种伟大而崇高的力量的指引与支持,我满怀激情和理想,憧憬着美好的未来,毫不在乎一再传说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将我列入了黑名单,没日没夜地工作着,精力好像永远也用不尽。具体领导我们斗争的,是蔡心耜引来的一位年轻张先生,他西装革履,潇洒持重。他俩每周来我家一次,布置和检查工作,一般总带来党的秘密文件让我们学习。根据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我没有打听张生的来历,只是自然而然地听从他的领导,也不能将这一切告诉任何人,包括自己的妻子。解放后妻子告诉我,她有一次在米缸中发现一个党的文件,她偷偷地哭了。她不知道这是地下工作的纪律,认为我不信任她。也是在解放以后,我才逐渐知道这位张先生,就是当时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的组织部部长江浩然同志。

  为迎接解放,我们的工作日益紧张。为扩大力量,党组织指示我们改组教授会。因为当时教授会处于中间立场,显然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在党的领导下,我们新教协教授支部发起改选教授会的领导机构,并确定由我竞选教授会主席。这件事,我是有一番思想斗争的。首先,我原来是个具有很强清高思想的人,从来没有而且羞于自己竞选任何职务;
其次,我1947年9月才到武汉大学任教,而且是个副教授,资历浅,声望不够高,又无过硬后台,竞选教授会主席,似乎是自不量力。但是,我当时的确认为中国共产党是救中国、振兴中国唯一可靠力量,只要有党在背后支持,就是正义的事业,是光明正大的,是值得牺牲一切全力以赴的;
竞选教授会主席是党的工作的需要,不应犹疑,应该理直气壮地挺身而出。我这样做了,而且取得成功。后来,虽然传言有位老教授不服气地说:“他比我儿子还年轻,当什么教授会主席!”我也能坦然置之。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中国共产党武汉地下市委提出的任务是:反搬迁,反破坏,保卫城市,把武汉市完整无缺地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我们教授支部在武汉大学新教协的布置下,首先参与了反迁校(蒋介石政权当时阴谋将武汉大学迁往桂林)的宣活动,声称只有将武汉大学完整地保存下来,才是最好的出路。这种宣传是有很好成效的,后来只有苏雪林这位女教授去了台湾。

  愈接近解放,形势愈紧张。后来我们知道,中共武汉地下市委得到可靠情报,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制定了一个包括武大党员和进步群众300多人的黑名单,准备逃走之前加以杀害。因此,有的时候我们不敢回家,就在朋友家打地铺睡觉。在此情形下,武汉大学地下党以各外围组织为基础,将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联谊会、工友联谊会和学生自治会联合起来,组成安全互助团,下设警卫、联络、救护、报道4组,并按住宅区划分,将各区教职员工都组织起来,武汉大学校内安全基本得到了保障,学校也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临近解放(武汉市是1949年5月16日解放的),张先生有一天到我家对我说:“现在人民解放军快要进城,白崇禧在逃走前准备大规模破坏,我们正动员地方著名民主人士张难先、李书城等人,呼吁局部和平运动,实际是给白崇禧等人施加压力,希望他们和平撤退。你们武汉大学教授们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也是一支呼吁局部和平运动的力量。”他问我有没有胆量负此重任。我毫无犹豫地答应了下来,他让我先去动员一位有一定声望和进步倾向的老教授。虽然这位老教授说过我比他儿子年轻不应当教授会主席的话,我还是去了。但他却暗示,除非先接受他入党才行。于是,我找到与学校领导层、特别是周鲠生校长关系较密切的张培刚教授,和他一同先取得几个学院院长的支持。后来我和他到周校长家去动员时,周校长正送一位客人出门。当我们说明来意后,周校长对我们说:“你们还在这样积极活动。我刚送走的客人,你们知道是什么人,他是白崇禧的参议,正是奉白之命来要求我制止你们这类活动的。”不过话虽如此说,我们知道此时的周校长已认清形势,反对迁校,自己还决心留下来迎接解放,他是会支持我们的。于是,我就以武汉大学教授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为呼吁局部和平运动告武汉市人民书》(题目不一定记得很准确),通过工人中党的外围组织,在武汉大学印刷厂印了出来,并在全市散发。

  

  1999年5月上旬于珞珈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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