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血路”何在

　　2007年12月25日上午，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在广州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讲话中提出，当前广东的发展已经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广东作为改革开放的先行区，科学发展观思想的提出地，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以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努力在实践科学发展观上闯出一条新路，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那么，广东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其血路究竟何在呢？

　　我们知道，广东要有新突破新发展，其根本要落脚在生产力的突破与发展；
而在生产力诸要素中，最根本也是最富有革命性的要素是人的要素——换言之，广东要“杀开”的“血路”，其结穴点在提高人的素质，进而提高生产力水平，从而推动社会进步。要想提高人的素质，最根本也最有效的方式，无庸置疑，只能落脚在“教育”上。

　　教育对人素质的提升，具有两个基本作用。第一个是人性的弘扬、个性的完善，即教人成人——用启蒙主义哲学家卢梭的话来说，就是“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这一要求主要强调教育在促进个人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身体与心灵健全发展的作用。第二个是教育的国家——社会层面的功能，即教育是为了把人培养成国家的公民、建设者，满足社会的需求，为经济建设服务；
其中还有教育深层次的作用，即教育是民族文化得以传承的保障，是培养民族自豪感、强化民族认同感、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不二法门。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在这两方面对人有所提升，广东一条新的“血路”就被成功地“杀”出来了。

　　那么，目前，广东教育怎么才能在担负起这样的任务呢？也很简单，两个字而已——开放。

　　这“开放”有两层含义，其一是人人有权受教育，也就是有教无类；
其二是人人有权办教育，也就是能者为师。如果说，随着《义务教育法》的制定和实施，前者还做得差强人意的话；
那么后者则严重滞后，直接影响了教育的开放程度——对此，我们只需要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广州，民办高中寥寥无几。所以，教育开放的重点，我们应该放在如何开放办学，让社会力量全面进入教育办好教育方面。

　　汪洋书记在这次会议上提及深圳未来任务时有云“深圳作为全中国的窗口和形象，现在就是要和全世界比，不能在国内比，这就是深圳将来的任务。”在教育方面，我们也应该这样取法乎上。我们不妨来看看西方发达国家在教育开放这方面是如何先我着鞭的。

　　首先，这些国家非常重视政府办学校之外的社会办学。比如，在英国，所有的学校都向社会开放。英国现有2500所私立学校，六十二万中、小学生，占英国中、小学生学生总数的7％。这62万中、小学生中的80％在1300所ISC（私立学校联合会)所属的私立学校就读，其中外国学生占10％。私立学校的就读人数虽然只占学生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不到，但由这些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在英国社会生活中却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前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就是哈罗公学毕业的；
现任首相托力·布莱尔也毕业于苏格兰最好的公学。资料表明，二十世纪初，英国最高职务中约有一半是由伊顿公学、温切斯特公学、哈罗公学、施鲁斯伯里公学和拉格比公学这五所最著名的私立学校的毕业生担任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英国80％的法官、王室法律顾问、大公司主管、银行执行人和英国教堂的主教出自私立学校。一九七二年，在《经济学家》杂志列出的“杰出人才”中，有67％是从私立学校毕业的，直到一九九二年这个比例仍保持在66％。

二零零五年的资料表明，英国国会两院议员中私立学校毕业的学生占了很大的比例。下院议员中33％来自私立学校，上院（所谓贵族院）议员中87％来自私立学校。不但政治精英如此，就是一般职务，也是私立学校毕业生占尽风骚——英国教育慈善机构萨顿信托基金会2007年6月15日公布的一份针对媒体从业人员的调查报告显示，英国知名度在前100位的报纸编辑、专栏作家和记者大多毕业于私立学校。也就是因为这种成功的示范效应，英国一般民众都喜欢将自己孩子送到私立学校念书。英国家长所以愿意将自己孩子送进私立学校念书。

　　其次，这些国家不仅注重教育对国内的开放，也非常注重教育对外国的开放。比如美国，它就不仅重视教育对本国国民的开放，同时还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国人才的开放。1999年在美留学生达49.1万，大约占全球留学生总数的1/3，其中约有25%的外国留学生毕业后选择留在美国。

美国由于市场经济制度比较完备，竞争环境相对公平，经济发展水平高；
具有世界绝对领先的科学技术及完善的教育发展条件，优秀人才较易得到良好的教育并在科技领域得到良好的发展；
美国本身是个移民国家，社会比较能够包容多民族的文化，兼收并蓄世界上各种肤色、各种类型的优秀人才；
偏重于以个人为中心，强调个人的价值。因此美国成为世界各国科技人才的首选之地。根据2004年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统计，目前在美国拥有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从业人员当中，有30%不是美国本土出生。1985—2000年，大多数获得理工科博士学位的中国和印度学生留在了美国。2001年中国和印度留在美国的博士比例分别高达70%和77%。

　　总而言之，今天的广东的确走到了十字路口，也的确需要汪洋书记所谓“杀开一条血路”。而这“血路”的路口，就在“教育”之上，“杀开”的利刃，就在“开放”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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