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马:为什么总有克服不完的困难?

发布时间:2020-06-09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最近,我的一个老朋友死了。这个老朋友叫党治国,1954年以陕西省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1957年因替他的老师黄万里辩护被打成“右派”,发配到北京最远的木城涧煤矿劳动两年,回校工作后因不堪忍受侮辱,愤而返乡,当农民两年,矿工十年。“文革”中又因言论获罪,先后被判死刑、有期徒刑20年,坐牢十年后平反。这个人的一生充满坎坷,但他从没有放弃过独立思考,尤其是晚年,独居斗室之中,写下了大量的有价值、有见地的好文章。因而,在遗体告别仪式上,单位领导盛赞他的这种不怕牺牲,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朋友们也对他的这种顽强毅力,尤其是“钢铁般的意志”赞叹不已。

  我当然知道,这是追悼会上的套话,但我总觉得这话有那儿不对,这种表扬有什么地方是对死者不公的。一个人能够坦然面对艰难险阻,当然值得赞美;
但在赞美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该问一下:这些艰难险阻是从哪里来的?

  就人类目前的“困难”而言,我认为无非有两种:一种是天上掉下来的,比如,地震、瘟疫等自然灾害;
另一种是人自己制造的,比如战争、环境破坏、以及由制度导致的各种不幸和灾难。这些困难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无法避免的,比如像战争这类灾难,虽然是人为造成的,但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实际上又是无能为力的。而纵观党治国的一生,他的所有困难都不是由地震、瘟疫、战争等无法避免的因素引起的,他的所有困难都是由人祸造成的。既然是人祸造成的,那么,我们在礼赞党治国非凡的人格和勇气的同时,是不是也该谴责一下给他制造了困难的人和制度?简单地讲,就是要我们“不怕牺牲”也可以,但在“牺牲”之前,我们至少得问一下:这“牺牲”是不是值得?要我们“克服困难”也没有什么不对,但在“克服”之前,我们至少得弄明白:这些“困难”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为什么总有克服不完的困难?具体到党治国身上,我们赞美党治国“在豺狼虎豹面前大义凛然”也没错,可是在赞美之前,我们能不能问一下:这些豺狼虎豹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就像电视剧《西游记》中孙大圣唱的:“刚擒住了几个妖,又降住了几个魔,魑魅魍魉怎么就这么多?”

  不错,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灾难给了党治国以动力,使得他能够从自身的体验出发,写出一系列切中要害的好文章;
但谁能保证,假如党治国命运顺遂、环境优裕,就一定写不出好文章?或者比现在更多?我们现在设想一下,假如党治国的青年时期不是在矿井里,而是在实验室和研究室,那么,他当然发明不了“党氏凿岩机”(党先生在矿井挖煤时发明的一种提高钻探技术的机器);
但以他的天赋和智商,谁能保证他不能发明别的更多更好的机器?假如党治国的人生盛年不是在刑场上和牢狱里,而是在大学里和讲堂上,他当然不会把一本《资本论》读七遍,进而提出带有浓重体制烙印的“共有制”;
但谁能保证,他不会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方经典,早几十年提出“土地私有制”和“自由才是人的本质”等一系列宏论伟议?假如他的晚年不是没有工资、住房和医疗保障,以古稀之年独居斗室之内,写下的文章又无处发表,而是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稿约不断,有病能看医生,就一定不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假如党治国的一生不是被迫离婚,夫妻划清界限多次,而是天下的美女都追慕他,就像星星追慕月亮,以他乐于为美女效劳的天性,是不是会写下更多更美的篇章?

  这样,我们也许少了一尊伟岸的英雄人格,少了一个临危不惧的道德典范,但我们是不是可以读到更多闪耀着党氏特有的灵光和妙思的文章?这两者究竟何者更有价值?人格力量当然可以激励好多人,可以让更多的人摆脱生命的庸俗,走向精神的至大光明,但社会在变,时代在变,人们面临的身内身外的困难也在变。古人面临的困难,在我们现在看来就不算什么,就像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将来的人们也不觉得是困难一样。随着时代的文明进步,今后的人们也许就不再需要“钢铁般的意志”了。“匡衡偷光”的例子只能说明汉代的人淳朴,现在有谁真的在邻家的墙上捅一个洞,人家不把你揍扁才怪!“头悬梁,锥刺股”是古代读书人的好榜样,但现在再把孩子的头发吊起来,用锥子扎他的大腿,法院就会判你“虐待儿童罪”——因为这违反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当作一种精神看当然不错,但真要这么做,就觉得不大卫生,所以颜回短命。

  苦难、天灾培养了一批英雄人格,但终究是少数。可以想见,在离婚、杀头、父子反目、黑白通吃的监狱、棍棒加电击的法庭面前,大部分人还是选择了投降。只有极少数意志超凡,像党治国这样的英雄男子汉,选择了激流勇进。我们现在只看到贫穷和苦难成就了像党治国这样的英雄人物,而看不到被贫穷和苦难击倒在生活背后的大多数普通人;
甚至就党治国先生而言,我们也只看到他在专制、强权、贫穷和暴力面前表现出的大无畏革命精神,而看不到这种种苦难对他的身心摧残,实际上他最后的肺癌就与他早年的矿工作业有关。一句话,我们只看到这种“苦难哲学”对人的激励作用,而看不到这种“苦难哲学”对罪恶的屏蔽效应。结果是,抬出了几个伤痕累累的英雄,放走了一批罪恶滔天的元凶。

  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的“舆论导向”几十年来不是执着于这种“坏事变好事”的混账逻辑,而是像小孩一样“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甚至学一学梁山好汉的“冤有头债有主”,也不至于是今天这样;
尤其是这种自虐式的舆论宣传,使得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沉浸在一种“受虐狂”的幻觉症状里,以为苦难可以造就伟人,从而大大地耽误了我们对正义的追求、对罪恶的追究以及对制度建设持之以恒地批评与关注。

  是醒来的时候了。睁眼看看世界,低头想想身体。苦就是苦,乐就是乐,麻木就是麻木,幸福就是幸福。不存在一种自外于人类的“特殊感觉”。全人类只有一种人性,那就是求乐避苦,贪生惧死。因而,最最要紧的,是消除罪恶,惩罚犯罪,继而改善我们生活中不合理的、阻碍我们走向幸福的制度和组织,而不是美化罪恶,硬奏凯歌,制造各种自欺欺人的迷梦。

  愿党治国先生的灵魂在天国安息!

  

  2008年5月5日,时距党治国先生逝世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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