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默：《晚年周恩来》读后小识

　　《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曾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研究小组组长，党史界核心人物，被挑来专门写作毛传与周传的，后来不想再在夹缝中做文章了，带着他接触到的“绝密”字级资料和访谈笔录，跑到哈佛写了此书。此书可谓资料相当确凿，感情色彩则比较中性，较为合乎史家之道，值得一读，虽然有些评论仍有可商之处。甚至读了此书，其他许多书都可免了。但可能作者年事已高，责编也没能尽到责任，致文字颇有重复，乃一疵也。

　　作者在书中一开篇就问道：“周恩来究竟是何许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换句话说，他究竟是圣坛上道成肉身的完人，还是大奸若忠的伪君子？是浩劫中扶危定倾的功臣，还是助纣为虐的帮凶？是有意扮演双重角色，善于在政治上走钢丝的演技大师，还是个内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两面人？”

　　敝以为，周氏不愧为党内“大儒”，虽也做过一些违心之事，却都是出于万般无奈，禀性善良而确有匡世之心和济民之功，而一生奉行其所错误认知的“君臣之道”，并视此为“晚节”的最高准则，则是周氏最大的悲哀。幸而可略见欣慰者，老人家的秦道或权术，在周氏逝后未久，毕竟还是败倒在周氏的“粘乎拳”（唐德刚语）或“太极软功”（高文谦语）之下，在有识者心中，早已有了结论了。其一生追求的留名青史之志竟得到了一个中国最大独裁者的美谥(这是老人家自己承认过的——1958年八届二中全会上，老人家说：“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不过你们说得还不够……”)。在周氏反衬之下，其负面也更加突出。至于江青，虽小人不足评，也足以为其正衬。那么，周氏究竟何许人也——似可以古今中外头号“悲剧人物”作答。而那种一味贬周氏为大奸、小人、自私之徒、伪君子的评语，乃是大不近情理，过于苛责了，不会得到民心的认同。否则，何以会有“四五”！

　　但周氏的“儒学”却并不到位，其所认知和奉行的“君臣之道”大都是儒学中的糟粕或谓对作为中国优秀传统的原初儒学的扭曲。原初儒学最重要的精神在于人性与理性，孔子虽主张“臣事君以忠”，却是有前提的，即“君使臣以礼”（《论语·八佾》）。孟子说得更到位：“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
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还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原初儒学所说的“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每两个字的前一个都是名词，后一个则是动词。比如“君君、臣臣”，意思是君首先要做到像个君的样子，臣也才能尽到为臣的本分，如果君首先就做不到像个君，臣也就有理由不予服从，甚至还可能视之为寇仇。前一个分句是条件，后一个分句是结果。更重要的是，孔子还主张臣要“以道事君”（《论语·先进》），也就是“致君尧舜上”，以“仁义”治天下，“仁者爱人”，君要待民以仁，待臣以礼，臣才能对之尽忠。所以，臣对君的“忠”是以君之“仁”和“礼”为前提的，并不只是臣下单方面的无条件的盲从和绝对的服从。古来许多忠臣烈士都做到了这一点，抬棺上殿，为民请命，周氏却没能做到，实践的却是“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君命臣死，臣不敢不死”的原则，而此种原则，正是对原初儒学的背叛和扭曲。

　　但也许，周氏认为对老人家这种“中国一千年才出一个”（林彪语）的、缺乏理性和人性、1957年以后更日益昏昏而独惧“大权旁落”的角色来说，抬棺上殿只会为民带来更多的悲惨，而甘于忍受常人不能忍受之辱。这种悲剧，也就更加深沉了。

　　敝人甚至认为，周氏是日本武士道精神在中国的最优等生。日本学者铃木乱虎在《日本文明史》中就说过：“武士团是相对封闭的集团，其内部最重要的人际关系，一是主从关系，二是家族关系（此之“家族”与一般理解的血缘家族不同，是视领主而不是生父为父的武士团“家族”）。规范这两种关系的道德观念，便是对主君的‘忠’和对家长的‘孝’。‘忠’与‘孝’无疑都是来自中国儒学的概念。但是，在日本武士心中的‘忠’与‘孝’的内涵，以及对两者关系的认识，却与中国原初儒学中的‘忠’、‘孝’不尽相同。”原初儒学经过日本的改造，同样地，忠的前提也不见了，只片面强调一个“忠”字和把对象定位在对领主的“孝”字上，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愚忠。原初儒学还强调“中庸”，执其两端而取其中，在中国人民中大体还保存了下来，在武士道那里却彻底丢失了，形成了一种狭隘而极端的心态。儒家伦理系统的另一个重要范畴“礼”，在武士道那里也被扭曲了，只剩下了一个极虚伪的外壳，而被“耻”所代替。中国的“礼文化”在武士道那里变成了“耻文化”，而“耻”的标准，则是以愚忠的程度来衡量的。

　　以此衡之周氏，再加上周氏屡次的精神剖腹，总体来说，除了周氏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还力图保持一点中庸之道外，是否很相像呢！

　　观史氏曰：拥有无数英雄烈士宣称伟大光荣正确且的确成就过艰难伟业的世界第一大党，几十年来迄至今日，竟未得一人动得老人家一发，并未充分总结，而仍为其留有一地，悲夫！作为个人，则宁为彭邓胡赵半日死，不忍恩来一世生；
而为民请命，却独使竖子立果得名，惜乎年轻无状，所留也仅檄文一纸而已。历史竟如此吊诡，亦可怕也！度诸形势，若无通天大事，经济稳定发展，目前的社会问题得到更多解决，外交得当，胡温二公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之理念得以继续并深化，试判10年以后，我中国是否可成此拨乱反正之第一大事！舍此而企望国人和国际的理解，而提升形象，而回归真马克思主义，而回应执政合法性的质疑，而欲图完成统一大业，必不可能也。新一版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必须自己来作，若任由他人越俎，则我党难矣！马氏在侧，不得不防耳！

　　萧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载《领导者》23期，天益网受权发布。

相关热词搜索：周恩来 晚年 读后 萧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