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世联：巴黎为什么没有烧？

　　纳粹毁灭前夕，忠诚让位给不忠，一些领导人或明或暗地违背希特勒的命令，戈林想取而代之并准备向西方投降，希姆莱通过瑞典人与西方讨价还价，他们不愿像希特勒一样带着德国走向毁灭，不但想活下去还想保持自己的权位。比较具有积极的意义的，是装备部长斯佩尔和大巴黎城防司令肖尔铁茨，前者破坏了希特勒在德国实行焦土的计划，后者拒绝了希特勒要将巴黎付之一炬的命令。

　　纳粹德国上将狄特里希·冯·肖尔铁茨（Dietrich von Choltitz，1894—1966）出身于普鲁士军人世家，毕业于纪律严明的萨克森军官学校毕业。在29年的军事生涯中，向以无条件服从命令、坚决完成任务著称。在纳粹军事系统中，上下都认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纳粹分子，一个铁石心肠的硬汉，“一个从为不问命令是多么严格而意是坚决执行的军官。”1940年，他第一个率部进攻荷兰，用炮火炸死了718人、炸伤78000人，毁掉了鹿特丹市中心。有人问他：进攻一个德国对它没有宣战的国家时有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他的回答是：“为什么？”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德国军人尤甚，肖尔铁茨根本想都没想过要怀疑上级的命令。在东线血腥的塞瓦斯托波战役之后，他奉命率一个师掩护德军撤退，途中一丝不苟地执行了焦土政策。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一路长驱直入，先锋已抵巴黎城下。希特勒很清楚，如果巴黎打败了，那么就剩下一个战役让他打了，那就是德意志战役。“谁能守住巴黎谁就能守住法国！”巴黎需要一个忠诚和能力无懈可击的人，一个能够以铁腕手段恢复巴黎秩序的人，一个知道如何毫不迟疑地扑灭人民暴动的人，一个知道如何为巴黎进行希特勒肯定会要求的那种拼死防守的人。8月23日，希特勒把这一重大使命交给肖尔铁茨，要他把巴黎当作一个被围困的要塞来指挥，与巴黎共存亡，同时发出命令：“巴黎绝不能沦于敌人之手，万一发生此一情况，他在那里找到的只能是一片废墟。”他派出爆破专家让他们准备炸毁城中的45座桥梁以及重要的工厂、公用设施、政府办公楼等，卢肖宫等名胜也在被毁之列。随后几天，希特勒不断催问“焦土计划”的执行情况，要求在最后时刻将巴黎付之一炬。“巴黎就要像华沙一样了。”

　　来自希特勒的命令一个比一个疯狂，来巴黎实行无情惩罚的德军增援部队即将开赴巴黎，巴黎危在旦夕。肖尔铁茨没有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巴黎没有被毁灭。

　　原因首先在于希特勒的溃败。肖尔铁茨从来都是无条件地接受命令、完成任务，他不喜欢做重大决定。“直到现在为止，他一直是牢固地附属于德国的非人格化的军事机器。他的决定，除了次要的战术决定外，都是别人给他做好让他去执行的。”到巴黎后，肖尔铁茨生平第一次在命令面前犹豫了。美军很快就会从城南和城北跨过塞纳河，巴黎没有军事上价值。他后来说：“我所受命要做的是怎样一种野蛮行径？一个在文明社会中长大的人又怎么能将这样的计划付诸实施？”其实，肖尔铁茨在荷兰、乌克兰的行为不就是野蛮行径吗？但那时他没有犹豫。这一变化基于他对纳粹信仰的丧失。当肖尔铁茨奉命去见希特勒领受命令时，他像一个为了重新确立信仰去朝圣的香客，希望希特勒能够给他信心，使他再次确信德国能够打胜这一仗，但他面对的却是一个面容憔悴，精神萎顿，双肩下垂、上气不接下气、“嘴角喷着唾液、额角露出汗珠”、不断发出一阵痉挛性喊叫然后又颓然无力的“老人”。怎么能把德国的命运寄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肖尔铁茨没有找到信心，他感到他曾经盲目效忠的这个人已经疯了。从这一天起，肖尔铁茨担心，希特勒创造奇迹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在地能够以各种借口拖延爆破计划，没有认真执行希特勒一再下达的毁灭巴黎的命令。从不自觉到自觉，他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不能像他过去毁灭乌克兰乡间交叉路口上的一个村庄那样毁灭巴黎，不能让巴黎为希特勒陪葬。

　　原因也在于巴黎的美丽和伟大。维希政权的巴黎市长皮埃尔．泰丁格在德军巴黎战区司令官冯．肖尔铁茨的面前，看到了这位普鲁士军人要将巴黎夷为平地的坚定决心。趁着肖尔铁茨说得太激动而气喘咳嗽的当儿，他建议两人到外面阳台上去。面对展开在他们面前的美丽城市，泰丁格向那个似乎没有感情的军人做了一次最后的陈词：“给一位将军的任务常常是毁坏，不是保存。不妨设想将来有一天你有机会作为游客又站到这个阳台上来，再一次欣赏这些使我们欢乐、使我们悲伤的建筑物。你能够这么说，‘本来我是可以把这一切都毁灭掉的，但是我把它们保存了下来，作为献给人类的礼物。’我亲爱的将军，难道这不值得一个征服者感到光荣吗？”肖尔铁茨也感受到巴黎儿童欢快的笑声、穿着花布衣裙的漂亮的姑娘，正午的阳光，夏日的微风，绿色的草坪等等，“我喜欢这些漂亮的巴黎女人。”巴黎不是波兰，不是乌克兰。“夷平巴黎，会犯下一个历史永远不会宽恕的罪行”。在这个意义上，是巴黎自己拯救了自己。

　　在关系巴黎命运的紧张时刻，肖尔铁茨面临的一个重大压力不只是希特勒统帅部的一个比一个“巴黎烧了吗”的追问，也不是来自德军西线总司令部的督促，而是巴黎人民的起义。此前的8月3日，波兰人民举行起义，近在咫尺的苏联红军违诺裹足不前，致使纳粹镇压了起义，华沙一片火海，20万波兰人丧生。消息震惊了巴黎，抵抗组织决定发动起义以配合盟军解放巴黎。抵抗运动中势力最大、组织最严的派别共产党所领导的派别，不仅掌握了工会势力，而且在巴黎警察总署里也有地下组织。为了确立自己对未来法国的领导权，不想让戴高乐抢先上台，他们不顾盟军要求暂缓起义的命令，率先在街头筑起街垒，举行起义。并准备付出惨重代价：“不论代价如何，共产党人都要发动他们的起义，即使后果是使世界上这个最美丽的城市毁灭。”“巴黎值得死掉二十万人。”“巴黎宁可像华沙一样毁灭掉也比偷生下来再经历一次1940年好。”他们也相信，在德军铁蹄下生活了四年的爱国的法国人，是愿意付出这个代价的。但是他们缺少弹药，需要盟军迅速支援。

另一方面戴高乐派要在巴黎解放上抢头功，以便确立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自由法国作为法国合法政府的地位和戴高乐本人的国家领袖身份。为此目的，戴高乐不同盟军有关方面联系，就径自搭乘其专机，从他暂时流亡的阿尔及尔，悄悄地飞到法国北部盟军前沿司令部，要求艾森豪威尔同意由自由法国部队率先解放和开入巴黎，甚至在艾森豪威尔还没有最后同意之前，他部下的一个师就已趁夜整装出发了。在获知起义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也随之起事。华沙悲剧在前，起义能否成功取决于盟军能否迅速进入巴黎。

　　但有两个因素使得盟军计划暂不解放巴黎。第一，德国人会为巴黎决一死战，盟军不愿进行像斯大格勒那样的巷战；
第二，攻占巴黎需要承担民事责任，这一义务相当于维持八个作战师。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坚持法国是军事区，巴黎的政治需要必须服从盟军的战略要求。“不能让巴黎发生的任何事情改变我们的计划。”巴顿将军说得明白：他的任务是“歼灭德军，而不收复巴黎。”一边是弱小的起义力量，一边是强大的纳粹军队，肖尔铁茨受命对起义部队实施空中和地面的打击，他的周围更不乏法西斯死硬分子，战斗一触即发。1944年8月21日闷热的夜晚，肖尔铁茨经历了一场痛苦的心灵搏斗：“在服从命令的本能和这些命令可能把他引向什么惨祸之间，他发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怕境地。历史绝不会宽恕毁灭巴黎的人。这对冯·肖尔铁茨来说，是个极有说服力的论点。而这样做的人可能在巴黎的灰烬上被绞死，则更具有说服力。冯·肖尔铁茨准备在巴黎作为军人去死，但是却不准备当作罪犯去死。”他冒着“叛国者”的风险，竭力避免与起义者交火，尽一切可能约束部下的冲动，双方达成停火协议。三天后，街垒巷战再次爆发，局势即将失去控制，他本人也面临再不执行爆破命令就要被解职的危急关头，肖尔铁茨又以间接的方式把巴黎的情况通告盟盟军，提醒他们再不出兵，他只能执行命令实施镇压和破坏，巴黎就会毁于一旦。“既然已给了盟军警告，如果他们不及时采取行动，要对历史承担后果的将是他们，而不是他自己。”肖尔铁茨拖延了极为宝贵的两天时间。在戴高乐将军和巴黎抵抗力量的努力下，艾森豪威尔改变战略。1944年8月24日晚，法国的一支装甲小分队未遇任何抵抗到达巴黎市政厅，次日早晨，美军第4兵步师和法国第2装甲师沿着肖尔铁茨拒绝炸毁的桥梁到达巴黎。

　　巴黎没有像华沙一样。决定性的原因在于敌对双方形成了共识。艾森豪威尔意识到，不能因为巴黎人不听劝阻举行起义而心安理得任由其承担后果，一个古老城市和这个城市两百万居民的安全重于已拟定的战略计划。而当历史把肖尔铁茨推到一个关键的位置时，他抓住了拯救巴黎、也是拯救自我的机会。原德国总参谋长贝克上将1938年7月16日在一份备忘录中说：“军人服从是有界限的，这就是当他们的知识、良心和责任不允许去执行命令时。”1944年8月，巴黎见证了一个简单的道理：良知和道义改变了一个铁石心肠的纳粹将军，也改变了统率百万雄兵的艾森豪威尔。在历史上，这样的事情不常有，但只要有一次，总是使我们对人类怀有信心。

　　战争毁灭了人性，但并不完全。巴黎起义期间，南泰尔的屠夫路易·贝尔蒂有生以来第一次用枪指着德军，将两个正在饭馆喝白兰地的德国鬼子缴械，然后押着他们去区公所。一路上他赶开了三个跑上来向那两人脸上吐唾沫的愤怒同胞，他说：“他们是俘虏。”其中一个德国兵回过头来，一边擦脸，一边向他点头说：“谢谢。”数小时后，起义失败，贝尔蒂和20名同样遭到镇压的同志被押到纳伊的德军指挥所，排成一圈。一个德国兵推开他们走到圈子里，在他们面前挨个走过，正是贝尔蒂得意地俘获过的两个德国鬼子之一。显然，他是奉命来指认俘虏他的人。当那个兵绕着圈走近他时，贝尔蒂吓得全身发软。那个德国兵直瞪瞪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做了一个姿势，一个似乎是把脸郏上的唾沫抹掉的姿势，然后，他没有露出丝毫认识的迹象，就走向下一个人。

　　1944年8月28日，德国西线军队总司令莫德元帅给希特勒发电，认为肖尔铁茨“未能尽到派他担任保卫巴黎的将领该尽的责任”，要求帝国法庭对他提出违反纪律的刑事诉讼。肖尔铁茨被指控为叛国罪，并决业对其实行缺席审判。由于军界朋友们的努力，审判延期了，直到纳粹垮台，审判还未进行。作为一个对比，实际上与他采取同样行为的斯佩尔虽不再获希特勒信任，却没有人指控他是“叛国者”，原因很简单，斯佩尔保护的是德国，肖尔铁茨保护的是巴黎。但这次狭隘的爱国主义。在严格的意义上，反抗希特勒、促进德国战败，才是德国的国家利益所在。这一点，有的德国人是明白的。纳粹军事情报局特工鲍比·本德对盟军的联络人一一指出了通向巴黎各条道路上德军的每一个设防工事。这位一度风度优雅的花花公子——甩他发白双鬓的头发，咽下最后一口威士忌，对面前的年轻人说：“如果说我刚才透露的一些情况使你感到惊异，那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这符合我的国家的最大利益。”

　　（拉莱·科林斯、多米尼克·拉皮埃尔：《巴黎烧了吗》，董乐山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写于2005年5月10日，原载《南方都市报》2005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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