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艺平:我眼中的南方报人

发布时间:2020-06-12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走进南方,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草木,一年四季,树是绿的,草是青的,形态不一,颜色各异,却一样赏心悦目。

  走进南方的媒体,最先感受到的同样是它们的参差多态,以至于有人说,南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精神概念,许多现行的秩序和惯常的观念因它而打破;
许多卑微“不足道”的东西被它放在了目力可及的地方。

  生长在南方这片草木繁盛之地,“南方报业”赋予了它的员工们一个共同的称号——“南方报人”。我却常常觉得,“南方报人”四个字,另有深义在焉。

  10年前,为了纪念南方日报社成立45周年,报社辑录出版了《我心爱的篇章》一书。在这本书里,我第一次读到黄文俞的《回忆办报二三事》,和附在文章后面的百来字的“作者自述”。这段简短的文字让我大吃一惊。1957年,正值反右高潮,南方日报总编辑黄文俞受命创办《羊城晚报》,办出了一张完全有别于机关报的报纸,在一片萧杀中绽放的这一抹生机,成就了中国报业的一株奇葩。黄文俞却对晚年的回忆之作作了如此评价:“虽然没讲假话,但并未畅所欲言地讲真话,这怎能算是我心爱的篇章呢?”原来,晚年黄文俞立下了“讲真话为写文章的准则”,而在写文章时,“有些虽自以为想清楚的问题又未便写出来”,故而自责。孜孜求“真”一至于此,由不得我心肃然。

  在《我心爱的篇章》中,我还读到了刚从《南方周末》主编位置上“安全着陆”的左方先生的文章。他寥寥数语的“自述”不谋而合地提到了黄文俞,坦陈自己办报,就是“奉行黄文俞‘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不再说假话’的箴言”。《南方周末》是新时期报业的传奇,两代报人,一句箴言,穿越几十年的时空,这里面该有着怎样的因缘际会呢。

  没想到,一次难得的机缘很快降临到我的身上——1995年秋,我被任命为社委,由于社委会分工的缘故,得以和老左他们一起为《南方周末》工作。然而,当时我是颇费踌躇的,就个人禀性而言,我不喜抛头露面,不惯领导别人,尤其当时正专注于时评专栏的写作,因此内心十分苦恼。农村报的老同事黄荣增看出了我的矛盾心情,看似不经意地提出来:“我带你去见见黄文俞吧,他很关心你的专栏。”

  黄文俞住在沙面的一幢旧楼里,记得那天穿过逼仄的楼梯、狭长的走廊,我们走进了他简朴的家。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黄文俞,却从报社不少老同事那里听到过他的故事,这位蜗居一隅的老人,八十年代初就离开报社担任省新闻出版局局长,但他好像一直是报社的一员,好像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似的;
在他退下来之后,“老南方”们和他就愈发亲近了。也许,这就是“同气相求”融铸而成的血肉联系吧。

  更令我意外的是,黄文俞不但对新闻界的现状了如指掌,他甚至注意到了我在农村报的署名专栏,对我那些不甚老到、不甚出色的文字给予了鼓励,我也就不揣浅陋地谈到自己素喜“为文”、不喜“为官”的性格“缺陷”。他淡淡地说,一个人适合干什么,只有自己最清楚。对于写稿写出点名堂就“为官”,“为官”了就不再写稿或写不出好稿的现象,他显然是有所保留的,却没有多说什么,转而和黄荣增聊起了“文革”前办报的往事,当年,他们一个是老总,一个是走出校门不久的年青人,一起编报纸,一起“食夜粥”(上夜班)……听他们娓娓道来,感觉南方日报就像一条坚实的纽带,连结着一种历久弥深的感情。

  直到现在,在黄文俞逝世多年后,他清癯的面容、亲切的话音仍让我记忆犹新,想起来就有一种感动:一个党报总编辑,历数十年办报生涯,进入暮年之时,近于决绝地告诫自己和世人:“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是不可以说假话。”这样的决绝,正如陈思和在《巴金的意义》一文里透澈剖析的那样:“‘说真话’,这在激进的年轻人的眼睛里可能不是什么英雄创举,甚至受到轻视,但对于从历史阴影里走出来的老一代知识分子来说,‘说真话’几乎是一个维护良知和操守的武器,‘不说假话’成了他们衡量自己人格的最后底线。”

  在《南方周末》的几年里,我看到,从不讳言“师承”黄文俞办报的老左,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坚守说真话不说假话的“最后底线”,并且把它推到了“ 报训”的极致,同时毫不含糊地把“认报不认钱,认稿不认人”确立为《南方周末》的“报格”。丢了“报格”,就意味着丢了“报魂”。为了让编辑能够谨从“认稿不认人”,他很早就宣布放弃“用稿权”,只保留“抽稿权”,以利于编辑部上下共同杜绝“关系稿”、“人情稿”,当然也包括“假话稿”等。一张报纸的公信力,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

  正是从黄文俞、左方两位老南方报人的身上,我看到了不仅作为地理概念、也作为精神概念的“南方”的气质,更看到了不仅是那个特定年代所稀缺、也是今后很长时期仍应珍重的“报人”的境界。

相关热词搜索:报人 眼中 江艺平

版权所有 蒲公英文摘 www.zhaoqt.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