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建华：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目标选择过程中的美国因素

　　[内容摘要]朝鲜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中国成为美国在东亚的主要对手，美国东亚遏制战略最终形成。阻止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传统贸易往来，并促使日本经济与东南亚经济进行整合，成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核心环节之一。美国东亚战略政策的确定决定了日本只能以东南亚为对象开展经济外交。

　　[关键词]日本；
东南亚；
经济外交；
目标选择；
美国因素。

　　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日本通过战争赔偿而展开的对东南亚经济外交是日本在战后第一次重大外交举措，也从此拉开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序幕。有关日本战后经济外交的一个基本问题是：战前以出口工业制品、机械等，进口农产品、粮食、矿产原料为主要内容的对华贸易，曾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视为“生命线”，不惜以国家的存亡为赌注进行保护①。战后初期日本对中国贸易在很大程度上也有所恢复和发展，而与东南亚的贸易往来则几乎完全停止。日本为何舍易求难，放弃有巨大利益和潜力的中国市场而选择东南亚为对象开展经济外交？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发挥了决定性的主导作用。如果说新中国刚成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美国对中日贸易问题还持有限范围内的支持的态度的话，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改变了整个形势。随着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形成，阻止中日经贸往来，促使日本开展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被纳入为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一环。日本战后的贸易模式，甚至整个东亚、东南亚的战后经济发展模式都随之而改变。

　　一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关于远东的战略构想依然沿袭罗斯福战时关于世界秩序的设想，即将中国作为其在远东的基地和战略支撑点。然而1949年蒋介石的败退与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打破了美国的这一战略构想，使得日本在美国东亚战略中的地位陡然上升。扶植日本，使其尽快恢复与发展经济并成为美国在东亚最重要的盟友，成为美国远东战略的重心。但是，作为一个资源极其匮乏且丧失了所有海外领土、殖民地(占全部领土面积的45%)、半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国家，毋庸讳言，原料产地与产品市场的保证是日本恢复与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1950年初，杜勒斯在经过研究后认为，除非美国能提供必需的经济替代市场，否则日本将不能保持对美国的忠诚。杜勒斯及其继任者坚信“世界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苏联能否通过非战争形式控制西德与日本”②。

　　在日本经济恢复与发展模式上，美国政府内部存在以艾奇逊为首的美国国务院所主张的“日本—中国—美国”模式与以五角大楼为核心的美国军方所主张的“日本—东南亚—美国”模式的对立。前者体现在NSC48/1文件中，认为“日本经济若不与中国进行相当数量的贸易，就不能恢复自主的基础”，应允许日本同中国大陆开展除战略物资之外的有限度的贸易，进口必要的资源，通过这种贸易，还可从经济上诱使中国保持对苏联的独立③。后者是以东南亚在美国战略中地位的上升为前提的，也自有其政治背景。1949年3月乔治·凯南曾提出建立日本、东南亚的垂直分工体系的构想：美国应该致力于在“垂直分工”的基础上发展“作为原材料产地的东南亚”与“作为制成品产地的日本、西欧和印度”之间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④。促使日本的国际贸易体系与结构的自由化还将有助于日本的民主化进程，强化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东亚联盟⑤。NSC48/2文件继承了这一思想，主张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发展亚洲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实力，在亚洲大陆上遏制共产主义。为此，必须断绝中共与非共产主义世界的联系，不论直接性、间接性的战略物资，一律禁止向中共出口，将东南亚作为日本的替代市场。这不仅事关日本经济复兴，而且还将影响着日本未来的政治倾向及美国东亚遏制政策的成败⑥。

　　这两种政策在中国大陆、东南亚与日本经济复兴的关系上谁主谁从这一问题上各执一端。从1949年秋到1950年3月，美国政府采用的是艾奇逊的主张，规定美国对中日贸易的态度及对华经济政策是：在必不可少的安全体制下，鼓励日本恢复与发展与新中国的正常贸易关系，但必须避免日本在食品和关键性原材料需求上过度依赖中国。除了对战略物资进行限运外，非战略物资允许自由流通。换而言之，也即有限范围内的支持。这一做法也符合此时期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东亚战略需要。当时美国对华政策主要是诱使中共“脱离苏联政策轨道”，经济被认为是“对中共政权的最有效武器”，通过“恢复日本、西方国家与中共政权之间的互利贸易关系，而使这一关系逐渐变得对中共更为重要”“就有助于产生一个独立的中共政权”⑦。同时，支持中日贸易不仅有利于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且能逐步减少美国对日本的援助，帮助日本经济自立。1950年美国援助日本达2.7亿美元，通过中日两国正常贸易，这个数字到1955年就可以减少到2500万美元；
没有贸易，则每年援助不会低于1亿美元。

　　二

　　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快了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东亚遏制政策正式确立的步伐，战前美国国务院所主张的“日—中—美”的经济发展模式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当然变得不合时宜，促使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并对华展开严格的禁运成为美国的既定政策。

　　尽管美国不得不承认从长远来说，中日贸易对于提高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⑧，但出于遏制中国的目的，中国被排除在日本的贸易对象之外。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开始对中国实行包括石油、军火及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商品的禁运。1950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巴统管制制度适用于中国，11月宣布对华实行全面禁运，12月东京盟军统帅部指令日本政府中止对华贸易(当年中日贸易额达5900万美元)，不仅迫使日本加入了巴黎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的中国小组，而且使其同意了一份列有400多项禁运品的清单。1951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巴特尔法》，不仅正式规定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禁运物资种类清算，而且规定了美国向日本提供军事援助的条件。也就是说，日本要获得美国的援助，就必须依从这些规定。

　　为了将日本更加紧密地纳入其冷战体系及平息日本国内高涨的要求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呼声，以杜勒斯为首，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策划了美日经济合作计划。“经济合作，即用军需订货和对东南亚进行援助的方式对日本经济进行刺激和提供美元逆差补助，以换取日本对美国东亚政策，特别是对华不承认政策的支持和跟随”⑨。其中，日本与东南亚的经济一体化是整个计划的重心。1951年5月8日美国NSC48/5号文件将“促使亚洲各有关国家的发展，以使任何国家或联盟都不能威胁美国在该地区的安全保障”作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当务之急。其中，又把使日本“对远东的安全保障与稳定做出贡献”定为对日政策的中心课题，要求在对日媾和中与对日媾和后都援助日本的经济复兴，使其能够从事为美国和亚洲非共产主义地区的稳定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军需生产和劳役。6月27日美国向日本提出的美日经济合作计划更明确地确立了在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阵营共同防务生产体系之中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即美日经济合作计划的目的是“使日本与欧洲其他南半球各国一样，参加美国的紧急筹措计划”，具体项目包括出口到东南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生产，这是为了当“现在正尽全力从事军需生产的国家不能自给”的时候，“把日本的工业力量最大限度地用之于增加东南亚的原料生产和增强其工业力量”⑩。为了使日本政府接受这个计划，美国政府威胁说：“如果日本因某种理由不能对这个国际计划给予协助，对于确保为了维持国内消费水平所需的原料和粮食将有影响。”[11]

　　美日经济合作把日本置于以美国为中心的共同防卫体制之中，并且作为共同防卫生产的重要的一环，初步确立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也在实际上将东南亚规定为日本展开经济外交的对象。

　　三

　　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日本得以恢复主权，但此时的日本仍不想轻易放弃具有重大利益与潜力的中国市场。1951年10月28日吉田茂在回答参议员提问时表示：“日本将必须从一个现实主义的民主国家的立场决定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政府正在考虑同哪个国家开启贸易关系以及在上海设立商务办事处的问题。”[12]

　　面对日本犹豫摇摆的态度，在旧金山和会结束后第四天，即9月12日，56名美国国会参议员联名上书总统，声称“如果日本承认北京政权，并与其进行两国间接触，是违背日美两国国民最佳利益的”。如果日本不选择中华民国，参议院就将不批准媾和条约。旧金山和约生效关键在于取得美国参议院出席参议员投票的三分之二以上的赞成票，美国参议院坚持一定要等到日本政府在与哪一个中国政府谈判媾和有明确态度后方举行投票。1951年12月10日，杜勒斯作为特使飞往东京，说服吉田茂与台湾当局缔结媾和条约。尽管吉田茂一再申诉“将中国从苏共政治局的控制下解脱出来，日本将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应信任日本，让日本作为自由国家的先锋，扩大同中国的接触”。但杜勒斯仍然强调：“日本为同台湾政权缔结和约而进行谈判是符合日本最佳利益的”，并以对日和约不获批准，日本的主权就不能恢复的理由相要胁。同时将一封写好的信交给吉田茂，让其签字后还给自己，这就是有名的吉田书简，保证“日本政府无意与中共政权缔结双边和约”[13]。吉田茂对杜勒斯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但被迫最终在这份文件上签了字。

　　美国在努力迫使日本放弃与新中国媾和的同时，积极探讨阻止中日贸易、促进日本发展与东南亚经济关系的途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2年发布NSC125/1号文件、NSC125/2号文件，1953年1月至6月又接连发表NSC125/3号、NSC125/4号、NSC125/5号、NSC125/6号文件，其中最重要、最详细的部分是使日本如何避免依赖中国市场的问题。艾森豪威尔甚至大声疾呼：“如果我们不采取措施帮助其谋生的话，那么日本连生存都不能，更何谈留在自由世界之中。现在，如果我们不给其援助、不与其进行贸易、不让其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贸易，也不去保护其亲密的贸易伙伴东南亚，那么在日本将发生什么？它将倒向共产主义。”在失去日本之后，“美国将被逐出太平洋地区，太平洋将成为共产主义的内湖”[15]。

　　随着1952年4月28日《日华和平条约》(即《日台条约》)的签订，中国大陆被彻底排除出了日本的经济复兴计划，中日官方贸易被强迫中止。在此情形之下，东南亚成为日本在亚洲进行贸易的唯一现实选择。1953年6月16日，第五次吉田内阁公布施政方针，宣布“由于无法过多寄希望于中国贸易，所以将协助开发东南亚”，并以战争赔偿为契机，展开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1972年之前的六位日本首相基本上都是按照美国所规定的方向，面向东南亚发展经济关系的。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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