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最高的“接轨”

　　中国素以“礼义之邦”自居，号称“以礼治国”，对“礼”自然格外注重。在所有的礼仪中，最为庄严、神圣、隆重、严格与不可“冒犯”的，当属觐见皇上之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是“权威”的象征或来源，维护、加强“礼仪”就是维护、加强“权力”，所以要不顾一切地维护“成礼”，有时甚至重 “名”远甚于重“实”。由于“中国”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所以华夏之外统统是“不文”的野蛮世界。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而且，又以中国作为远近的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名称的翻译往往还要加“犭”或“口”傍，以表歧视。无论“生番”“熟番”，都要靠中国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礼乐规范来“教化”。

　　但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的精神世界受到的最大震撼便是“华夏中心”世界观的彻底崩塌。这种崩塌不仅是国家主权、领土等受到侵犯，而且与以往“狄夷”的入侵不同的是中国文化受到了空前的挑战，传统的纲常伦理、声名文物、礼仪规范等等开始动摇。这一过程无疑是痛苦的，朝野都难以接受。而最不能忍受的是华夏文化最高的礼仪性象征－－晋见皇帝的礼仪居然受到了“亵渎”。那些属于化外“生番”的“洋鬼子”作为“贡使”到位居“世界之中”的“朝廷”拜见皇帝，即“真龙天子”时竟然提出拒不跪拜，而只行鞠躬之礼。但在洋人的船坚炮利面前，“朝廷”亦无可奈何，不能强迫他们跪拜中国皇帝，然而又不能容忍有几千年传统的最高礼仪被破坏，于是陷入难解的两难之中。

　　早在乾嘉盛世，来自化外（口英）咭唎的“番臣”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和阿美士德（William Pitt Amherst）就偏不肯行觐见皇帝的跪拜之礼，不仅明拒 “教化”，自甘堕落，且生出一段又一段难了的“是非”。

　　乾隆五十八年（1793）马戛尔尼率领有七百余人的庞大船队从英国来到中国。他以为大清乾隆皇帝祝寿为名，实想为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英国开辟一个巨大的商品市场。他有两个具体目标，一是希望清政府开放市场，扩大与英国的贸易；
二是在中国首都设立常驻外交机构，建立经常性的外交关系。马氏一行辗转来到北京后，他没想到却因觐见皇上之礼与清廷争论不休，最终没有达到目的。乾隆皇帝则断然拒绝了驻使、通商这两项要求，并谕告英王：“奉天承运皇帝敕谕（口英）咭唎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教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庭，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所谓“天朝体制”，是各国只有愿意来“天朝”“当差”者才准其长期居京，既然在“天朝”当差，实际就是“天朝”的臣民，因此要“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乾隆确实无法理解马氏提出的在各国首都互派外交使节，不能不认为这是无稽之谈。对通商要求，乾隆皇帝则认为毫无必要，因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马氏一行在受了一番羞辱之后，一无所获，于10月初被迫离京返国。

　　嘉庆二十一年（1816）又有阿美士德率团来华，中方仍认为这是英国“迭修职贡”，诚心向化。不想双方又因是否跪拜而争论不休，最后称病，不见中国皇帝。嘉庆皇帝得知详情自然大怒：“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当日便传旨遣其回国。

　　最终，“世界最强”的国家终于按捺不住，悍然发动鸦片战争，用暴力同中国“对话”，迫使“礼仪之邦”一点点屈服于西方的“语言”，中国终于在血火中被强行纳入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而痛苦的。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缔约谈判中，清政府对英、法侵略者割地赔款诸条照单全收，但对英法代表提出的向咸丰皇帝亲递国书的要求却严加拒绝，激烈抗议道：“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表现出少有的坚决。视“礼仪”重于“地”与“款”，后人可能难以理解。不过几经谈判之后，清廷还是不得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这使“天朝体制”被打开一个不小的缺口。咸丰帝不久病故，由其年仅五岁的儿子载淳（同治帝）即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西方使节觐见皇帝之事便暂时搁置下来。

　　1873年2月，同治帝亲政，西方使节再次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对中国来说根本性的“礼仪”问题再也无法回避。对此要求，中方提出如要觐见，必行跪拜之礼，但又为外国驻华使节严拒，于是双方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有关礼仪的激烈争执。

　　由于事关重大，在这四个月之中，各路官员纷纷发表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少官员坚决表示绝不能允许不行跪拜之礼，提出“入境问禁，入国问俗”，即“中国出使之臣，在外国则行外国之礼”，外国驻华使节“在中国则行中国之礼”。由于外国不行跪礼所以中国“出使之臣”不必向外国国君、元首行跪礼，而外国使节在中国必须向中国皇帝行跪礼。

　　对此，洋务重臣李鸿章也奉命发表意见。李鸿章自然明白中国早已失去“天朝上国”的地位，传统的礼节不可能不改。但此事毕竟事关重大，反对改变者将其上到事关国体、“乾纲”的地位，因此在奏折中他首先不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肯定”自己坚决反对的观点“所陈各节皆系正论。朝廷体制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在廷诸臣，共有此心。”其潜在意思是，无论什么观点，无论朝廷是否接受，都是“正论”，都是耿耿忠心为朝廷考虑。接下来他仍不说明自己的观点，而是肯定从咸丰九年到现在十好几年间，一直具体经办此事的总理衙门为此已尽了最大努力，不是亲办此事的人，很难体会其中甘苦。

　　然后，指出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已与侵略中国的一些西方国家订立条约，也表明这些国家与中国“俨然为敌体平行之国。既许为敌国，自未便以属国之礼相待”。因此，“各使臣拘执该国体例，不愿改从中国礼仪，固人情之常，无足怪者”。

　　他进一步提醒甚至恐吓说，如果拘泥于跪拜礼仪而拒不接见外国使节，虽然眼下不至于“遂开兵衅”，但现在“中外交涉事件繁多，为日甚长，洋人好体面而多疑猜”，结果会“积疑生衅，积愧生忿，将来稍有龃龉，必先引为口实”。“倘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甚至议战议和，力争而后许之，则所失更多，悔之亦晚矣。”而且，这也并非“圣主包容六合驾驭群雄之志量也”！在对“圣主”的赞扬中，使之难以反对。他进一步提醒朝廷，这种“礼仪”迟早要改，已是历史的趋势，如果“拒之于目前，仍不能拒之于日后”，历史潮流，确难抗拒。

　　由于事关根本原则，李鸿章必须从中国儒学经典中寻找根据。他以孔子的“嘉善而矝不能，所以柔远人”和孟子的“以大事小者，乐天也”来为自己论点辩护。“嘉善而矝不能”就是说对别人的优点要承认欣赏，对别人的不足要同情宽容，所以在“礼制”上洋人有缺点不足，我们要宽容才能“柔远”。现在中国在这方面迁就洋人，并非丢脸之事，而是孟子所说的“以大事小”的“乐天”表现，也就是朱子所说的“仁人之心”。总之，“礼制”的这一重大变化完全符合圣贤教导。凡事必须符合“本本”，符合圣贤经典，必须找出“语录”作为“合法性”论据，确是中国深厚的传统。

　　他看出，朝廷还担心废除洋人晋见皇帝跪拜礼节很有可能导致中国臣民对“跪拜”的怀疑，进而导致对皇权的怀疑。所以他特又指出：“交邻国与驭臣下，原是截然两义。朝廷礼法严肃，中国臣庶所不容丝毫僭越者，非必概责诸数万里外向未臣服之洋人。”也就是说中国的“礼法”只能用于“内”而不能强行于“外”，但不行于“外”并不会导致不行于“内”。他接着强调“礼”要随“时”而变，“我朝向有待属国一定之礼，而无待与国一定之礼”。现在十几个国家在京城和通商口岸驻有使节，“实为数千年一大变局，不但列祖列宗无此定制，即载籍以来，昔圣昔贤亦未预订此礼经。一切交接仪文，无可援据。应如何斟酌时势，权宜变通，是在议礼制度之天子，非臣等所敢妄拟也”。这里，他明确提出“列祖列宗”和古时“圣贤”都未对现在“大变局”时代的礼仪制度做出规定，所以根据时代变化权宜通变、议定礼法等事应由现在的“天子”决断。

　　一直负责此事的总理衙门亦力主允许外国公使觐见同治帝。终于，朝廷在1873年6月14日降谕“著准”各国使臣觐见。6月29日，一些国家驻华公使以五鞠躬而非跪拜之礼，在紫光阁觐见了清同治皇帝。对此，满朝文武大臣和朝野士大夫愤怒不已，无奈之中，道光进士、曾任吏部主事的吴可读提出了阿Q式的“理论”聊以自慰，在上《请勿责诸使跪拜疏》中说：“彼本不知仁义礼智信为何物；
而我必欲其率五常之性。彼本不知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为何事；
而我必欲其强行五伦之礼。是犹聚犬马豕羊于一堂，而令其舞蹈扬尘也。”这样，“即得其一跪一拜，岂足为朝廷荣；
即任其不跪不拜，亦岂为朝廷辱。”

　　不管怎样，在这“关系国体”的最高、最重要原则与世界“普适价值”“接轨”的方向上，中国毕竟迈出艰难的一大步。当然，这只是“对外”，“对内”并未与“普适价值”接轨，清王朝仍坚持国内臣民在皇上面前必须跪拜的“特殊性”，直至其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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