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光扬中华文化,重铸民族之魂

发布时间:2020-06-17 来源: 短文摘抄 点击:

  

  最近,一场名为“长中国人的根,铸中国人的魂,聚中国人的心”的专题策划发起,在汶川地震一周年后中国被重新唤起的强烈民族使命感染下,其意义将十分重大。中国人的魂该如何铸就呢?笔者认为,民族魂的核心所在,就是中华民族文化核心价值之所在。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居中不变涵盖万有的核心价值,这种核心价值直接决定了这个民族的价值取向人格理想,所以称为“核心价值”。其理由,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因为这种价值观在该民族“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种核心价值,往往具有三大特点,这三大特点我们可以借用《易经》中“易”的三层意思加以说明:其一是简易,就是简单。其二是变易,也就是说,这种核心价值不是一成不变,而是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屡翻新意。最后是不易,也就是说,这种核心价值有其恒常性。

  如果按核心价值的这三大特点去找寻概括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或者说民魂所系,“和”是最关键的核心,开放与包容是“和”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得以五千年流传和发展的关键。

  

  一、光扬中华文化,最关键的是做到“和而不同”

  

  什么是“和”?所谓“和”是不同东西的和谐组织——用现代哲学的话来说,就是“多样的统一性”。这个概念起于西周末年(约公元前七世纪),伯阳父(史伯)同郑桓公谈论西周末年政局时,提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思想。这个思想的重要性在于,它实际上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不能追求一个统一、完全的一律,要允许各方面的多样性的存在,只有多样性的存在,才构成和谐的局面,产生新的事物,甚至它决定事物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和”变成中国哲学重要的范畴。

  “和”和“同”不一样,孔子有一句话叫“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就是要追求和,是追求一种多元的,允许不同的意见,不同的看法融合在一起的,允许求同存异,这才构成完成的画面。不同因素的综合调和,最后才能产生更好的意见,这个是“和”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意义。无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上有多大的差异,都应该允许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从历史上看,这种“和”的思想,可以说贯穿了我们民族的整个思想发展史。

  4千多年前,在中国夏、商、周时期逐渐孕育出来的《易经》就认识到,万物的生命来源于天,生成于地。和谐是宇宙万物的本然状态和最佳状态,“阴阳和谐”是宇宙运动变化的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化生万物。用这样一种阴阳和谐观看待人类社会,《易经》阐述了一整套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道理。尊重现实、尊重自然,不违背规律,不遏制天道,顺其生长,就是取得“和谐”的根本。

  老子的道家学说教人们做事适可而止,不要走极端,要把握好“度”。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和”的思想。

汉武帝以后被中国历代帝王尊为“国学”的儒家学说倡导“仁、义、礼、智、信”,其核心思想也是讲“和”。孔子提倡的是人与人的和谐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他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君主要“以德治国”,“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臣民要忠君孝父,大家都遵守道德规范。“主忠信,徒义,崇德也。孔子在《论语》中强调:“礼之用,和为贵。”用一个“和”字体现了他的学说的核心。宋明以后,中国民间孕育出了一种以“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气功”为主要内容的“太极文化”。“太极文化”融合了儒、佛、道和中国古代气功的原理和精华,在传授“拳”、“剑”、“功”、“术”的同时,教给人们一整套清心静气,修身养性,健康长寿的哲理。它注重自卫和防身,反对主动攻击别人,更反对用太极功法去伤害他人。

  佛教认为人生有无尽的痛苦,而痛苦的原因是人们对世界上的各种事物都作了错误的认识,从而导致错误的人生追求,由此引起无尽的烦恼。而错误认识主要表现为执著而极端化的认识,例如对人与我、物与我以及高低、左右、动静、美丑、同异、贫富等采取一种绝对差别的、对立的、固定的看法。佛教还论及人的言行与时势的和谐,认为“行则知时,非时不行”。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佛教主张山河大地、一草一木皆有佛性,人与自然因缘相成,提倡尊重自然、爱护自然。可见,佛教和谐理念的涉及面是非常广泛的。我国佛教华严宗最基本的理论——法界缘起说,即旨在说一切心理、社会、自然的现象之间圆融无碍的和谐关系。

  总而言之,构成中华文化主干的儒、释、道,其核心内容都贯穿了“和”的思想,可谓“百虑一致,殊途同归”,因此,可以断言:中华魂的核心价值,就是“和”。振兴民族文化也好,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好,其关键处,都在这“和”字——欲光扬汉风,则必重铸和魂。

  

  二、重铸民族之魂,应具备开放和包容的大国心态

  

  大唐盛世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恢宏灿烂的华美乐章,唐人的视野比任何一个朝代的中国人都更为广阔,包容兼蓄的文明火炬比中国任何朝代都传播得更为悠远。

  鼎盛时期唐朝的都城长安,不仅是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也是那个时代东亚文明的中心。大一统的帝国首都,作为交通网络的中枢,把条条通衢延伸至全国各地,乃至东亚、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城镇。长安东、西、南三面的九座城门,以宽广的胸怀,吸纳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物,他们中间有山东豪门大户出身的士族子弟,也有前来参加科举考试的东南才俊之士,既有西北投诚或被俘的胡族将领,又有沿着丝绸之路从中亚内陆来的粟特商人,甚至还有从更为遥远的波斯、大秦赶来的基督教士和摩尼教徒,也在与佛僧和道徒分享争夺着信仰空间。通过商业贩运和王朝的赋税贡献,长安聚积了天下众多的财富和珍宝;
通过学校的知识传授、传教士和取经僧的共同努力,长安也成为精神思想最为丰富的所在。

  "盛唐"为什么兴盛?国际学者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和芮沃寿(Authur F. Wright)为《唐朝的概观》(Perspectives on the T"ang)一书所写的导言中,他们曾经总结了唐朝为什么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认为一方面可以归纳为唐朝的折衷主义(eclecticism),即对前此四百年混乱的中国历史上生发的各种文化的整合统一;
另一方面是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即对各种各样的外来影响兼容并蓄,如亚欧不同类型的人纷纷入华,对唐朝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都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当时的长安更是一个大帝国的盛大国际都会,聚集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和山珍海味,更汇集了海内外的治世人才和文化精英。盛唐文化之所以这样灿烂辉煌,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对外来文化实行开放和吸收,并且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会贯通起来。因此,铸就中国的文明之魂,需要树立端正这样的“大国心态”。

  所谓“大国心态”,首先是坚定自信,不为外力所屈,也不为外利所动;
其次是包容大度,分的清哪些批评是朋友间的爱护,哪些指责是恶意攻击。对正确的批评,哪怕是以并不友好的方式提出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虚心的态度;
对恶意的攻击,也要根据程度区别对待,如果是无关紧要的“小杂音”,也不应反应过度。是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最后是求同存异。用两分法来对人对事——不管是谁,历史上尽管有“异”,但只要现实中有“同”,就应该不影响合作;
某一营垒与我们有“异”,但只要其利益中与我们有一点点的“同”,就有化敌为友、共同发展的空间。

  “大国心态”应彻底摒弃“弱国情结”,“大国”和“弱国”的区别是:弱国的眼神是多疑、恐慌、自卑的;
大国心态则强调不卑不亢,平等互利,和谐共赢。弱国心态下人们普遍习惯用感情代替理性,用道德代替法律,用政治口号代替游戏规则;
大国心态中的人们则会更加理性,更加懂得尊重事实与就事论事,更加善于制定和使用游戏规则。弱国心态下人们容易为一时一事的得失而失去最基本的原则与底线;
大国心态则有助于人们在复杂的环境中坚守住这些原则和底线,哪怕那样做意味着暂时和局部的利益牺牲。弱国心态往往是被动防御型的,在弱国心态下人们往往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画地为牢,层层设防,不断试图通过政治和行政的手段堆砌经济领域的万里长城;
大国心态则是主动出击型的,无所谓主场和客场,全球皆战场。弱国心态会导致我们不敢承担国际责任,而往往会站在一个旁观者和批评者的角度对待所有的问题;
大国心态则要求我们去主动承担自己的国际责任,深深地参与其中,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环保与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毋庸置疑,在倡导端正正确的舆论导向指引下,借助这个以“真相、真知、真理”为办博宗旨的平台而举办的这场网络专题活动,旨在弘扬中华文化,铸就民族之魂,重树大国心态,开放和包容各种不同的文化和理念,是以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为大前提,给中华民族注入的一剂强心针,是建设中华文明社会的一大创举,必将为提升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凝聚力产生深远的影响,也将给中国重拾“盛世之景”带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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