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伟：让真相充分说话，是处理新疆7.5事件的最佳途径

　　新疆7.5事件，我至今没有发言，主要是觉得事件太大，想等等，看到更多的真相被披露，更多的评论分析，自己再发言，也许就能少些偏颇，多些周全。7.5至今，已有一周。我还是觉得许多真相不明，深层的原因全面分析起来还是太复杂，不敢贸然进行。不过我还是想急急提一个建议，就是最大限度地公布那已经确认的184个死难者的尽可能详细的资料。最好每一个死者都列一个小传，写明如下事项：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比如企业职工、个体户、无业等），家庭状况（婚否，有子女数目，家庭经济困难程度，比如是否唯一的家庭经济来源等），长期居住地（比如乌鲁木齐，比如西安，比如和田。如非本地人，则加注到乌鲁木齐的时间和缘由。），遇害具体时间和具体情形（比如7.5当晚10左右，于某小街，回家途中。），受伤情形（比如刀伤；
多少处，正面背面，何处致命，遗体是否完整。比如枪伤：伤何处，有否弹头遗留，是何种弹头。），随身物品（比如手表，钱包）有否被夺走。还可以公布其具体住址，家属联络办法，以便第三方核实，或提供救助等。说句实话，还可以一一公布遗体照片，为怕刺激公众，不妨把太过血腥的照片公布在特定的官方网站中，必须经过审查资格后才允许查看。所有184人的资料最好一无遗漏。当然实在一时弄不清的也不妨暂缺。这些资料，都是警方处理死人案件时必做的常规记录，警方一定有现成，根本无需专门另作复杂工作收集，公布与不公布，全由当局权衡利弊而定。

　　在我看来，把这一套资料全面翔实公布，可以说明极多的问题，利益极多而弊害很少。最主要的弊害自然是当局怕激起民族仇恨。但是让大家一直“不明（确切）真相”，难道这类仇恨就会少吗？如果没有确切的无可辩驳的真相公布，那么自然会有无数的不可靠的、甚至出于偏见的所谓“真相”流播，建立在这些“真相”基础上的仇恨，岂不是更加糟糕吗？官方已经非常习惯于用大量的个别实例来代替真正符合科学的统计资料。问题是个别的实例实在太容易被任意地曲解，实在缺乏证据力。举个极端的例子，沙是什么颜色，尽人皆知，何需证明。但是如果用个别举例法，我可以轻易地证明它是你指定的任何颜色，而且要多少个别实例我都可以给你找到。因为一桶沙就有亿万粒。从中找出几粒或几十粒红的黑的或绿的都是不难做到的。而如果真的公布了这184个死者的上述全套资料，那你就完全不可能去进行非统计学的曲解。而用常识，用统计学的科学方法，你就可以得到许多无可辩驳的重要结论。比如，各族群有多少，就可以知道谁是受害者。枪伤有多少，什么时间，就可以确定政府的武力镇压有否过当。刀伤严重到什么程度，肢体割裂的、无头的尸体有多少，又可以确凿证明凶手的凶残程度。有无财物损失又可证明凶手杀人的至少一部分动机。如有争议，还可以让各族群，甚至国际机构派代表（法医）参加，一一核实原始材料，比如7.5以后，还有无人非正常死亡，其情况如何，又可以摘清有无严重非法报复发生。死人中的外地人有多少，也有指标意义。比如如果枪伤致死的人中某族群多，来自某些特定城市的人多，又可以说明很多问题，也可以给警方办案提供重要线索。这184个死亡实例，不可能出自政府选择安排，具有无可辩驳的客观性和整体性。数目所幸还不算太大，就不用抽样了，这就是一个完整的统计分析对象。以后警方抓出来的杀人凶手当然也可以公布背景资料，但是其客观性公信力就差多了，因为别人很容易就可以说这些是有选择的。而热比娅不是说有400个维人被枪杀吗？请她列名。这当然是为难她。不过也可以请任何境内的任何人例举还有什么死亡维人或汉人或其他民族的人在政府公布的死亡名单之外。如果没有人举得出来，那她的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如果真有补充，那就一个一个往上加，相信事实可以胜于雄辩。

　　总之，我认为让真像充分发言，是中国政府赢得公信力的最佳途径。这次出事之后，马上让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就十分出彩，但是还不够。如果政府采纳了我的建议，相信中国还可以赢得世界大大的掌声，赢得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大喝彩，也会让那一大堆居心不良的造谣生事者哑口无言。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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