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域下的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摘要：社会资本对社区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当前我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流失比较严重，出现了社会网络断裂、互信缺失和行为失范的不利局面，社区治理面临动员乏力、协商遇冷、合作受限和行动低效的不利影响。培育和发展社会资本，创新城市社区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加强政府、社会组织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提升社区信任水平；需要加强社区标准化和制度建设，提升社区治理规范化水平；需要加强社区各类组织建设，提升社区治理网络化水平。
　　关键词：社会资本；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基础设施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8.02.009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平台，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重要基石。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出台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明确提出城乡社区治理要积极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城市社区数量和规模快速扩张，社区治理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1]其中，由于社会资本缺乏造成的城市社区治理失效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社会资本理论与城市社区治理创新

　　社会资本理论为解释非经济因素对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范式，被广泛用于社会学、经济学与政治学等领域相关问题研究，同时也由于其在分析我国转型期社会若干现象和问题方面的独特价值而日益受到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2]

（一）社会资本的概念及其理论

　　1916年莱达·汉尼芬（Lyda Hanifan）首次提出社会资本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群体或家庭中具有的亲切感、同胞情及能够获取资源、满足需求的社会关系。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资源的结合体，而且这个结合体和社会关系网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社会资本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得到广泛关注和使用，不同学者根据自己研究的领域和特点对社会资本概念进行了不同界定，尽管这些定义表达有所差异，但总体来看，基本上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要素。首先，社会资本是一种促成社会合作的信任。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使民主運转起来》一书中指出，公民间的信任与合作行为达成与否成正相关，社会信任降低了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了公民间合作行为的达成，是构成社会资本的最关键因素。[3，4]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信任恰如润滑剂能使任何一个群体或组织的运转变得更加有效，社会资本体现为一种网络成员中的信任，这种信任使社会成员之间更容易发生合作行为，信任的程度可以决定社会资本的多少。[5]其次，社会资本是一种约束社会行为的规范。托马斯·布朗（Thomas F. Brown）从系统的角度看待社会资本，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约束社会行为的过程系统，这一过程系统在微观层面主要指个人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规范等，在中观层面主要指群体间所形成的信任、互惠、义务及期望等，在宏观层面主要指国家制度、法律框架、公民权利以及社会凝聚力等。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社区的传统建立起来的群体成员之间共享的非正式的价值观念和规范，因其趋同性可以促进合作行为。第三，社会资本是一种支撑社会互动的网络。布尔迪厄认为社会资本是由社会关系网络结合在一起的资源结合体，社会网络中的成员通过网络才能实现对资源的利用。亚历山德罗·波茨（Alexandro Porte）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通过他们的成员资格在网络中或者在更宽泛的社会结构中获取短缺资源的能力。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Coleman）认为，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即人们对资源控制的权威关系，这种权威关系通常在长期的资源交换过程中形成，社会关系网络是支撑和促使这种交换行为产生的基础。林南（Lin Nan）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增值的资源，植根于社会网络或社会关系之中，不能离开社会关系谈论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不仅是嵌入社会关系中的资源，也是人们为了获得各种效益的投资活动。正是出于对上述三个基本要素的综合考虑，多数学者都较为认可帕特南对社会资本的定义：“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性，如信任、规范和网络，这些特性通过促进合作行为能够提高社会的效率。”
　　社会资本并非与生俱来，它的生成和繁荣通常会受到以下等因素的影响：一是居民自治。帕特南在分析意大利南北部社会资本差异时发现，北方城市社会资本之所以明显高于南方城市，原因在于北方城市自治程度较高，社区居民在自治实践中不断进行合作互助，使得居民间具有较高的信任度。二是社会组织。研究表明，社区内的社会组织对培育居民之间的高度合作信任以及互惠性行为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居民经由社会组织建立的合作关系，能够降低社区合作的不确定性，并逐步形成较为稳定的市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网络。三是社会机制。福山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核心价值，社会成员间信任与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可以在反复的囚徒困境式的博弈中产生。信任能够促进和鼓励社会成员间互信合作的社会机制，可以有效降低博弈的成本，从而提高社会资本的产出效益。四是社会文化。社会资本与其他形态的资本不一样，它通常是经由宗教、传统、历史习惯等文化渠道建立起来的。风俗、习惯和特色文化有利于强化共同体意识，增进社会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对社会资本的生成壮大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6]

（二）社会资本的社区治理价值

　　以信任、规范和网络为主要内涵的社会资本，为城市社区治理提供了必要的资源和支撑，对新形势下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社区治理格局具有重要意义。首先，社会资本有利于破解社区治理信任困局。动员和组织社区成员共同创造公共产品，共同维护社区利益，是城市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这就需要破解社区个体之间由于缺乏信任而难以形成合作的困局。帕特南通过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存量高的社区，社区成员相互信任的程度也相对较高。社会资本可以增加社区成员间的信任度，有利于推动互惠合作，形成信任与合作的良性循环。其次，社会资本有利于促进形成社区治理行为规范。城市社区治理是一个协调多元主体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既是需要正式的、强制性的法律规范协调原则性问题，也是需要非正式的、自愿性的“村规民约”规范协调非原则性问题，从而促成协商谈判、资源交换、协调互动等行动的开展，并减少其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社会资本有利于促使社区成员产生共同体意识，自觉约束和规范自身行为，使社区共同利益得到实现和维护。第三，社会资本有利于建构社区治理关系网络。社区善治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之一，实现这一目标则需建构通畅发达的社区治理网络，使治理主体拥有开展集体合作的载体。社会资本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将所有的参与者置身于一张关系错综复杂而又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网络之中。在这样的社会网络中，社会成员关系密切、消息相通、休戚与共，在共同的利益面前更容易实施步调一致的集体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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