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学视角审视权力支配下的校本课程文化

　　【摘要】改革是一种文化的变革，校本课程的开发作为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推动着校本课程文化的建设，在许多学校已经取得了不小成就。从社会学角度看，校本课程被打上了权力符号的烙印，顺应主流文化的产生，在其运作过程中体现了多样的权力控制。
　　【关键词】社会学视角 权力支配 校本课程文化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29-0046-01
　　一、课程文化的界定
　　学者对课程的定义和文化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个定论，具体到课程文化的定义，也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从视角来看，有从课程改革的实践来把握的，有从课程角度来切入的，有从文化角度来切入的，有从人的发展角度切入的，也有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诊释课程文化，其中，最普遍的是从文化的概念来演绎课程文化的内涵。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首先发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对课程应当以“生活”为尺度一种个人取向来选择文化进行了淋漓尽致的阐述。泰勒认为教育目标应当来源于对学生的研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学科专家对目标的建议等，都是从文化选择的角度来论述了课程的文化传承功能。当代英国课程论专家劳顿（Denis Lawton）在他的《课程研究与规划》一书中提出了“文化分析”的理论。他认为教育不可能是价值无涉，不同的价值系统或思想会产生不同的课程，任何课程都必须经过社会文化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果价值和信仰得不到学校的传播，就根本不会再流传下去。”而人的时间的有限和资源的有限，决定了我们有必要认真规划课程，以确保对文化的适当选择，找出学校课程与社会文化的差距与矛盾。
　　实际上，要给课程文化下一个公认的定义，确实很难，每一种课程文化的背后都蕴含了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都是对课程的一个侧面进行剖析。从研究的趋势看，对课程文化的定义大有蓬勃兴起之势，为我们认识课程文化提供了广阔的图景。
　　二、权力支配下的校本课程文化
　　新一轮课程改革确立了我国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管理体制。随之，我国很多地区的中小学广泛开展了校本课程的研发。校本课程不仅与学校的办学理念、领导风格、教师专业素养以及社会资源等方面息息相关，而且还蕴含着权力、意识形态渗透、社会控制等社会学特征。
　　（一）校本课程作为社会文化的一种选择
　　埃米尔涂尔干在《社会分工论》中曾写道：除非共性没有完全吞灭掉我们，否则个性就永远不会产生，当个性消失的无影无踪时，我们已经不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只是一种集体存在。对于生活在不同地区的学生来说，校本课程文化理应是本土文化和特质的体现，轰轰烈烈的校本课程开发从另一方面决定了全球化和它的原始意义背离——绝不意味着同质性和趋同化。
　　美国学者阿普尔认为课程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抉择，英国课程论者劳顿从社会学角度把课程界定为社会文化的一种选择。课程只有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才能体现与发挥符号权力的作用。校本课程文化资本是一定文化意识与文化价值观的体现，这也需要我们探寻课程文化资本的这些问题，即这些文化意识和文化价值观是谁的它们是通过什么方式选择出来的这些方式是大家公认的方式呢还是大家不为所知或者根本不知的方式呢这些问题实质是课程文化资本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下进行运作的，受谁的支配。
　　随着新课改的进一步实施，我国许多中小学都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校本课程。在这些校本课程的产生过程中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控制、课程权力的行使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具体表现为学校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学校教育理念成为理论基础，校长权力的权威性得到充分展示，教师及可利用社会资源的重要地位显现等。因此，它的制定是主流阶级的权力、意志、价值观念的体现和象征。它被价值所负载，并且是意识形态渗透的。这些因素影响制约着校本课程如何产生、成为何课程、包含何内容、起到何作用，从而实现对课程的“控制”。
　　（二）权力支配下的校本课程文化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教育、社会、文化的再生产》一书中指出，学校反映着社会，再生产了现有的社会关系，学校是统治阶级实现文化专断的机构，学校教育就是向其他阶层文化的儿童灌输统治阶级的文化，并通過体制化的确认合法化统治阶级的文化意识与文化模式，带来的后果便是忽略了工人阶级的文化资本，学生也就根据不同的文化背景被合法地分成不同的阶层，这样，学校就充当了复制文化资本和社会阶级的工具。
　　从社会学意义上讲，课程作为一种法定文化，体现优势集团或者统治阶级的价值观念，校本课程本质上是社会文化的一种选择。新一轮课程改革确立了我国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管理体制。随之，我国很多地区的中小学广泛开展了校本课程的研发。在校本课程的产生过程中体现了国家权力的控制、课程权力的行使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具体表现为学校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学校教育理念成为理论基础，校长权力的权威性得到充分展示，教师及可利用社会资源的重要地位显现等。因此，它的制定是主流阶级的权力、意志、价值观念的体现和象征。它被价值所负载，并且是意识形态渗透的。
　　同时，校本课程文化是权力的反映，需要行使意识形态的功能，这就预设了课程文化资本的生产有着自己的政治性格，需要符合国家利益以及其他阶层或团体的利益，满足其意识形态的需要。主流阶级为了维护现有社会阶级的再生产，需要将符合现有社会的主流文化作为一种评判学生的标准，虽然表面上看似这种文化都是所有学生学习建构的对象，但因特有的手段以及措施区分了属于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子女，再生产了原有的社会结构。从布迪厄文化社会学这个比较新颖的角度对课程本质的一种尝试性认识与解读所得出的重要结论便是，课程文化资本的运作过程充分体现了符号权力的实现旨趣，不同的运作阶段都主要为实现其符号权力而服务的，都是为了维护现有特权阶级的利益，以及社会现有结构的再生产。
　　校本课程文化资本的运作始终受到符号权力的支配，这种权力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绝对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是既体现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也体现了拥有不同文化资本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的各种影响与被影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参考文献：
　　[1]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
　　[2]黄忠敬.知识权力控制—基础教育课程文化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2：23
　　作者简介：
　　万江文（1992-），女，陕西西安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15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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