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现状及其对民办/非公立高等教育的影响

　　编者按:2009年12月29日,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大会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报告会在京召开。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发来贺信,教育部部长助理吴德刚出席大会并作重要讲话。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陶西平,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王佐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高等教育政策部主任、欧洲高等教育中心主任简·萨德拉克(Jan Sadlak)出席大会并致辞。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宋德民,中华职教社副总干事陈光,中国民办教育协会副会长任芳、刘林、瞿延东,监事会副主席周延波、曹勇安,协会分支机构负责人,部分省(市、区)教育部门领导、省民办教育协会负责人,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民办高校代表和国内外有关教育专家共200余人参加了会议。在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报告会上,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陶西平、副会长季明明,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李维民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高等教育政策部主任简·萨德拉克先后作了专题演讲,报告会由新当选理事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国际教育与价值教育联合会会长周南照教授主持。为让国内读者更好地了解世界高等教育的现状与趋势,我们特刊登简·萨德拉克在大会上的演讲。文章经作者独家授权刊登,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教师教育中心博士生何美翻译。
　　
　　我首先要指出的是,我们要以与过去不同的,例如与十年前不同的视角来分析今天的高等教育。这源于我们在重新定义高等教育在当今社会中的位置时所描述的“范式转变”,也源于高等教育新“地缘政治”的出现。高等教育新“地缘政治”的出现带来了全球高等教育系统格局的变化,这样一种变化改变了地区高等教育的布局,改变了高等教育系统的形式,并最终促成高等教育机构使命和职能的更显著的多样化。
　　高等教育悠久的发展历史表明,我们难以指出影响高等教育主要变化的某一个具体因素。但显然,高等教育是这个日益相互依存的世界的一部分,是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的一部分。这样一种状况使得社会(特别是产业界)与高等教育的互动更加紧密,从而将人力资源转变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
　　这些变化的关键特征有哪些?高等教育的变化特征有许多,在此,我们仅深入地讨论一下高等教育的大众化(联系终身学习的机会和重要性)和国际化。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与民办/非公立高等教育
　　
　　目前,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有关政策和支持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主要论点是:经济、社会和卫生体制根本上是依赖于知识的,是源自于技术创新的,而且高等教育机构对人力资本和创新产品开发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这种贡献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高等教育机构在其法律地位以外,也被看作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和支持的单位。
　　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认为一个社会想要发展,就要保证适龄人群中20%的学生能够获得高等教育机会。有争论说,如今这个数字应当是50%。当看一看那些在所有竞争力评价中都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我们会发现,这些国家适龄人群中接受高等教育的百分比不低于45%~50%。这是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在有些国家,这一数字正在接近70%。这些数字还应该加上快速增长的非全日制学生的数量。这些非全日制学生希望能在业余时间提高自身的技能,更新他们的专业能力。所以,尽管在入学率方面存在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差异,但在全球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一个大众化时代。这一时代的特征是高等教育参与率高,且传统的教育形式与满足终身学习需要的教育形式相融合。这一特点可以为民办/非公立高等教育进行创新所用。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早期中欧和东欧地区大多数国家以及俄罗斯的民办/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发展方式。系统灵活性更高的民办/非公立高等教育,成为一种实际的选择,甚至是解决高等教育供需问题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在这些国家的非公立部门就读的学生达到在校学生总人数的30%左右(在中国,这一数字达到19%左右)。
　　然而,为了获得在高等教育中的正确位置,欧洲特别是中东欧的民办高等教育要应对以下挑战:
　　第一,教师的招聘和教师发展,要保证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自身拥有基本数量的教师,更少地依赖外部教师(机构自身地位的提升也是重要因素);
　　第二,基于机构或项目认证以及质量保障机制(基准分析、外部同行评议、排名,等等),在次级系统和单位层面引入“质量文化”,从而保证机构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质量保障和条件。
　　可以假定中国的民办/非公立高等教育建设也需要诸如此类的考虑。若真如此,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通过创设恰当的机制,保证政府、立法机构、雇佣单位(尤其因为相当一部分的私立机构是以职业为导向)与社会(从而在教育培训市场以及其他活动中保证良好的社会形象和信誉)之间的互动与支持,将能够在应对上述挑战中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国际视野
　　
　　高等教育新“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有关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我们若想在和平繁荣的世界中生存,就需要具备国际视野的毕业生、学者和研究者。这样一种视野不仅仅包括知识和技能,还包括对有分歧的价值观的理解和尊重。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二十一世纪教育委员会报告《学习:内在的财实》,即199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德洛尔报告》所指出的,当今的学校、学院和大学的毕业生需要意识到这种全球视野,正如他们对离散的知识的需要,因为这对他们在一个全球化时代做好职业生活的准备至关重要。人们确实需要了解世界其他地方是什么样子——而且必须尽早着手,通过教育交流和职业交流来进行。因为太多的人类活动如今已是全球化的(无论人们是不是喜欢),并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我们需要相互学习,学会如何学习,学会如何做研究,学会如何工作,学会如何生活,学会如何创造,等等。有一个事实非常重要,即以互联网为特征的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已经使信息流动中的距离和时间问题变得几乎没有意义。互联网用户的数量正以不可想象的速度增长。根据《华尔街日报》最新发布的数据(2009年12月22日),中国现在有3.75亿人能够使用互联网(1999年尚不足1 000万),增长了近40倍。
　　因为有了无线技术,我们正在变成“数字游民”——不必变换地点便可以与其他人和信息建立联系。然而,这并不能被解释为,互联网通过技术作用能够“促进信息的获取并加速信息的传播”,因而将取代传统的高等教育形式。事实上,我们从各种“虚拟大学”试验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即在线教育提供了一种非常不同的学习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际网络和语言学习的机会更少了,更不用说与认证、文凭互认、成本等有关的各种问题。我们看到的是传统的与现代的传递方式的混合。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非常适合在这一前景广阔的领域进行新的尝试。
　　
　　结束语
　　
　　一种分析国家力量的政治理论区分了国家的硬实力(军事力量、经济发展和财政力量)、软实力(文化、媒体、创造力和高等院校)和巧实力(使用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能力)的存在和缺失。对高等教育和支持其发展的相应政策的审视也应当被置于这样的语境当中。
　　一种构造良好且运行良好的系统才能为它的国家和人民作出“有价值”的贡献,它所提供的学习项目、研究和教育服务能够满足公众对教育的需求,而与某个具体机构的法定性质无关。当然,民办机构和公立机构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特别明显的是在资金机制和机构预算对税收类资金的依赖方面。但重要的是不要丢掉公众利益,这种公众利益源自好的高等教育。
　　在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当前的教育繁荣为民办/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涌现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机构的建立如何能够个别地或共同地解决如上分析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办/非公立高等教育机构最初的成功。这也正说明了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所肩负的重要使命。
　　
　　演讲者小传
　　简·萨德拉克(Jan Sadlak)博士在高等教育、国际关系与经济领域从事研究与实践工作近30年,曾任多个国际组织的高级职务,在大学与研究机构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在国家和机构层面的政策咨询、机构战略规划与质量保障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洲高等教育中心主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罗马尼亚代表(1999-2009),此前任教科文总部高等教育政策部主任(1992-1999)。1988年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教育管理与比较教育专业博士学位,1968年获华沙经济学院经济学硕士学位。曾被授予5项荣誉博士学位以及由罗马尼亚、俄罗斯、波兰、斯洛文尼亚、乌克兰等国家顶尖大学颁发的其他学术荣誉。现任国际大学排名专家委员会主席,欧洲艺术、科学、人文科学院,世界艺术与科学学会成员,是罗马尼亚Babes-Bolyai大学客座教授,也是多个组织的管理与咨询委员会顾问。2009年9月,被任命为华沙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学院副校长;并被教宗本笃十六世任命为教会大学及学院质量评价与推进部主任委员会成员。2009年12月,他被推选为中国民办教育协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国际顾问。简·德拉克博士发表了大量关于高等教育与科学政策的论文和著作,任多家高等教育与社会政策领域杂志编委。其研究兴趣与发表的论著主要涉及高等教育与科学政策的改革与转变过程、博士学习与质量组织、民办高等教育、世界级大学、质量保障与大学排名、高等教育与学术价值伦理等。
　　
　　(译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 熊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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