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ＮＧＯ的困惑] 中国发展的困惑

　　二十多年来，NGO作为一个外来词汇已经逐渐被中国公众熟悉，而这颗舶来的种子在中国土壤上到底长势如何，依然说不清、看不明。 　　 　　一个非典型性NGO的成长史
　　
　　在离开张家口的长途汽车上，朱颜有些伤感地望着窗外的夜色。2008年的平安夜，她正式从NGO组织辞职。两年时间，NGo这个词对她来说，从“乌托邦”，变成了“罗生门”。
　　两年前大学毕业时，朱颜选择了一家NGO组织工作。NGo，即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是指在特定法律系统下，不被视为政府部门的协会、社团、基金会、慈善信托、非营利公司或其他法人，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非政府组织。朱颜所在机构是一家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NGO，主要业务是从美国筹款，在中国发放贷款，开展扶贫。小额信贷最主要的特征就是无抵押，只要顾客提供一定的担保或者没有担保也可以贷款，是一种信用贷款，贷款额度应该不超过当地人均年收入的3～4倍。国外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这种小额信贷的手段对贫困现象有一定的遏制作用，比如可以帮助很多贫困的人群用做小生意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出于缩减成本的考虑，机构总部决定从北京搬到河北张家口，靠近基层项目，方便管理。新年第一次会议举行时，朱颜见到许多同事，了解了机构的基本结构：中国区包括两个项目区，山西地区下有两个办公室，河北有六个办公室。整个机构包括总部、地区经理、办公室经理三级管理，每个办公室下设一个经理，管理若干基层信贷员。而中国区由美国总部和董事会监督管理。
　　最初六年，机构负责人是一名四十多岁的美国人。他在中国生活二十多年，一手建立起中国区的第一个办公室。宽松自由的工作氛围和负责人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很多刚毕业的年轻人前来投奔。但宽松自由的工作氛围产生的问题是，财务、业务、人事各方面制度乱成一锅粥，每个人都可以随意进入财务室，经常有一两万的资金放在办公室抽屉里来不及存大家就回家了。即使办公室之间相互抽查账务，审查方式也没有统一规范。办公室里，员IT作没有效率，聊天一聊就是大半天。“我们开会特别有NGO特色。前三分之一时间差不多都在‘跑题’，大家聊得开心也不管议题是不是搁置。中间三分之一时间才把当天的主题给讲清楚，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就是吵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因为强调要民主，结果常常散会了也没办法形成决议。”
　　整个机构里各个办公室的发展各自为政、没有一致的方向，总部宁愿放任自由采取“无为”的管理方式也不去干涉。最严重的是，机构负责人按照自己的好恶给予每个员工不同的工资，结果工资在机构内部成了大家最喜欢八卦的事情。机构内部也没有什么严谨的员工评估系统能够证明谁比谁更出色工作、更认真，但工资却常常相差几百、甚至上千。一部分员工对此深为不满，觉得缺失公正，但碍于面子，谁也不愿意先说破。
　　来到中国之后，机构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水土不服。因为实际发展方向与美国总部所期望的不同，造成双方之间的矛盾。过去六七年来对机构来说最大的难题不止在管理方面，最艰难的问题就是：虽然机构能够实现自己的可持续发展，收入能够覆盖成本，而且坏账率始终维持在1％以下，但服务的客户人群一直在中等收入人群左右徘徊，没有达到美国总部的要求――服务人群应该是当地最贫困的人群。继续下去意味着要付出很多代价和摸索。美国总部很难理解中国这种特殊的国情，但在缺乏理解沟通的基础上，矛盾日积月累，最后的结果是：原负责人黯然离去，美国总部派来“空降兵”管理中国区。
　　三位外籍领导刚上任便召开机构全体大会，做尽沟通工作。无奈“中国特色”博大精深。岂是空降兵们几日数月之内能迅速理消化的?比如说；外国人很难理解中国人为什么好面子不爱借钱，在外国通用的“几个人组成一个小组，互相担保轮流借款”的小组联保模式，在中国往往很难执行到位。借钱本来就是丢人的事情了，还要组成小组让村里、区里的邻居熟人知道，那不是更丢人丢大了?中国人对这种方式十分抵触。空降兵们也改革无果，带着遗憾离开中国。
　　朱颜2006年底开始在这家NGO实习的时候，正是三位外籍负责人的时代。当她开始正式工作的时候，美国总部再三考虑，选择了一位在中国基层工作三年的德国人，希望能把本土化和美国总部的要求沟通好。
　　机构在一年之内更换三任领导层，人心浮动、军心不安。经过一两次总部会议，大家认为机构最严重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正规严谨的制度和系统，于是重整机构文化成为改革重任，朱颜刚到总部开始工作，深感责任重大。2007年夏天，机构开动了最大的一项改革：关闭了五间正在运转的办公室。总部认为这些办公室的发展状况、工作效率、以及未来前景都不容乐观，关闭之后可以更好的集中精力投资在那些更有希望的办公室上。中国区有两年的时间去实现美国总部的目标：从现在服务的六百多人要翻倍到两千名人，而且这些服务对象至少有三分之一都是当地的贫困人群。
　　现在回想起来，朱颜有很多遗憾：当时的政策的步伐再温和一些其实更合适，机构在经受若干风波后，员工的心已经筋疲力尽。如果当时再耐心一些，而不是那样急于改革和进取，可能机构现在的状况会更稳定一些，后来也不会有那么多老员工忍痛离开他们服务多年的机构。高的员工流动率对于机构的发展造成了很多损害。
　　业务改革逐渐开始，机构加大了在市场调研方面的投人，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合适中国国情的渠道。也是在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了孟加拉银行的创始人尤努斯――“小额信贷之父”。一时间“小额信贷”成为了媒体舆论中的热门词汇，人们都在期待着中国也出现这样的“穷人银行家”。朱颜他们被赋予了太多的期待和压力――到外界从机构内部。
　　2007年末的时候，机构内部的一起腐败事件给了朱颜很大的打击。山西的地区经理从保险柜里挪用了一笔资金。被财务经理审计时发现了。从此之后，总部加快了财务和业务方面的改革速度，以杜绝今后同样的事情发生。比如财务制度上严格限制接触到现金和输入账务的人，当日收取的现金必须当日存款，办公室设立专门的行政，而且行政、经理、信贷员之间相互限制监督。
　　眼看着机构的各方面制度逐渐正规起来，却发生了一件意外。2008年的春节前，人们都在购买年货、准备团圆，机构总部却接到从山西省当地的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当地电视台制作了一期节目播出，直指该机构为一家打着扶贫名义牟利的非法机构，并且称下期将继续揭露黑幕。
　　做小额信贷的NGO机构在中国因为《金融法》的规定无法按照社团或者公司注册，但是和山西当地的民政部门签订了具体的合作协议，没想到惹出了麻烦。朱颜赶到 山西时已经是黄昏时分，她跳上三轮车就冲往合作单位找联络人，但是事情远远比表面上的还要复杂。新闻报道点中了机构的死穴：没有正式注册文件。这是无论怎么斡旋都是很难挽回的。虽然几次跟当地的民政部门、合作伙伴、媒体和律师沟通，终究还是无力回天――当地办公室被迫关闭――与民政部门签订的合作协议在关键时候毫无保护作用。这件事情过去之后很长时间，整个机构仍旧处在很紧张的氛围里。
　　2008年，随着工作深入，朱颜已经在NGO从业两年，和机构负责人之间的不同意见也越来越多。最主要的一大分歧是，朱颜认为机构应该在可承担范围内给员工正规的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给员工基本的安全感和保障，但机构负责人认为目前机构自身的发展是最重要的，既然选择在NGO里工作，就应该做好牺牲的准备。
　　2008年年底，机构的体制比起两年前已经进步很大，但业务方面和当年并无太大差别，和美国总部要求的目标仍然相差甚远。但她自己却感觉每一天都在疲惫和无力里挣扎。她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今后的工作，那种没有保障的不安全感深深地啃噬着她曾经的理想主义。有时她也会在心里默默问自己：自己所做的工作是否能像当初幻想的那样，真正去帮助穷人?
　　她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答案。
　　
　　职业化道路上的角色冲突
　　
　　和别的办公室白领差不多，王乐早晨8点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电脑，登录MSN、GTALK、飞信等即时通讯工具。她所在的NGO组织办公室设在北京闹市区的一幢写字楼里，同一幢楼里还有另外两家NGO组织的办公室。这一天，在她的办公桌上铺满了要报销的出差票据。午饭前的两个小时里，她一直在填出差报销单，把各种票据编号并一一贴在白纸上。
　　她所在的组织没有给员工规定统一的上班时间，不管什么时间来上班，只要每天干满八小时就可以。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每个员工自己选定的工作时段，以及出差情况。当她打开SKYPE网络电话时，有些同事还没有来。
　　这一天她有三个会要开，上午是和其他NGO组织工作人员之间的视频会议；下午是被邀请去参加扶贫基金会组织的一次研讨会。中午吃饭时还有一个会，她说其实是有些私人的事情要谈。期间，她还见了一位想来“认识一下”的女孩，用了半个小时介绍机构情况。下午两点，王乐从办公室准备出发赶赴会场的时候，在同一幢大楼里，另一家NGO组织在开一个关于能力建设调研座谈会。她也说不清一周里到底开过多少次会，“座谈会、研讨会、交流会、培训会……因为NGO是很多人一起合作的，所以开会是我们为社会做贡献的一种方式。”她承认，有时觉得沟通的成本太高。她的本职工作是负责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工作，不想刻意强调爱心、奉献，“这些玩意太虚，工作最终还是要敬业。”不过谈起即将招聘新员工，她还是希望应聘者真的有为社会做贡献的动力。
　　清华NGO研究所的副所长刘求实认为，我国NGO组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49年到1966年的初始发展阶段，出于政治的需要，建立了青联、妇联、工商联等人民团体和大量学术性、文艺类社会团体，第二个阶段是1966年到1978年的“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停滞期，已成立的社团几乎停止了活动，也没有成立新的社团；第三阶段是1978年到1995年的恢复发展时期，这一阶段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社会团体大量涌现；第四阶段是从1995年至今，与前几个阶段相比，这一阶段中国NGO开始了扩展。随着NGO组织所获得的资源量会越来越大，也会雇佣越来越多的专业行政人员、技术、财务人员、筹资人员以及其他类别的管理人员。这种专业化的发展也会导致官僚化倾向，而官僚化会削弱非营利组织的效率，使NGO组织趋同于政府组织或者大企业组织。
　　“在NGO的扩展过程中，也会出现机构庞大臃肿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一个NGO组织如果形成较大的规模，承担了较多的原先由政府所提供的服务，那么这一组织也就易于形成类似于政府的等级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一些NGO组织已经经历了组织体制的演变过程。”刘求实认为，“但专业化还是发展的主流，即专业化的人员构成，专业化的组织管理，以及专业化的项目管理等。”
　　NGO组织中的从业者们则在这种扩展中经受着社会角色的冲突。在为国内NGO提供交流平台的NGO发展交流网上，经常会发布一些机构的招聘广告，可以看到每个机构所能提供的薪资福利。目前国内许多NGO的工资水平基本在1000至2500元之间，甚至在北京、深圳，上海这些发达地区，许多草根NGO组织的工资待遇也是这样，只有一些国际大型NGO机构的工资高一些。有些网友直接在一些机构的招聘启事下发表评论，认为某些机构提供的薪水太低，尤其是在大城市中，连基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
　　“大型的NGO组织更有实力来关心员工的福利待遇，尤其是国际NGO。比如乐施会的保险都是通过FESCO外企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来托管。每个月工资有保障，也有完善的保险。”NGO发展交流网的工作人员表示， “但实际上，国内的NGO组织里很少有机构能给员工完整提供‘五险一金’，要么以商业保险来代替，要么就只买部分险种，要么工资内包括缴纳费用，自己购买，要么干脆以资金困难和没有注册为由不予购买。”
　　有一些接受基金会资助，创业阶段的草根NGO组织的工作人员抱怨说： “被帮助的那些人群，比我们的收入还高。”缺乏鼓励性的薪酬制度，让志愿者感觉缺乏动力、充满挫败感。除了因为加入之后发现“理念不合”而离职之外，导致NGO人员流动频繁最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福利待遇。实际上，不光是草根组织，大型机构也同样面临人员不稳定的问题，据某些机构的调查，去年一年的一些大型NGO组织的离职率高达50％。
　　2008年12月起，志强方园法律咨询服务中心向基金会提交的拨款申请书上多了一项额外开支：每年多出了一个月的工资。因为劳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解雇工作满一年的员工时需要赔偿一个月的工资。 “我对基金会申请时，强调这是新颁布的《劳动法》的要求，他们总不希望我们做违法的事情吧。没想到就真的把这笔钱批下来了!”搞法律出身的张志强对自己的“活学活用”有些得意。但也有一些组织对这种做法能否成功将信将疑： “基金会NGO的行政成本这部分还是要求比较多的，有些基金会要求行政成本不得超过申请资金总额的20％，工资这一块已经是尽量压缩了，如果再加上保险和多出的一个月工资什么的，恐怕很难批下来。”
　　作为专门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援助的一家革根NGO组织，如何解决自己员工的福利待遇一直是个问题。张志强给自己降了500块钱工资才招来了两名员工，每人每 月工资1000元，都签了合同。他半开玩笑地说： “可能只有招农民工做NGO的工作人员才最合适，因为农业户口不用缴纳住房公积金。”很陕，他又强调，“合同一定要签，不然人家一告一个准儿。”据他所知，去年一年，因为劳资纠纷缠上官司的NGO就有好几家。
　　并不是每一家NGO都有这么强的法律意识，有一部分NGO组织甚至认为自己本来就是在做公益事业，社会道德上理当理解并在实际上支持自己才对，由此也派生出一种道德优越感。“开始我觉得在NGOT_作是公益事业，挺高尚的事情，应以奉献为主，不应该把钱看得那么重，所以也没有勇气跟负责人谈起待遇问题。”一位NGO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
　　但是这样对于机构的直接影响是：员工没有归属安全感，在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的时候，自己的权益却无法得到合法保障，员工很容易陷入深深的挫败感中，工作积极性受到影响，随时做好了跳槽的准备。并且这样也会导致在圈内机构的口碑较差，特别是境外机构，让人怀疑机构所倡导的理念和公信力。不少学者认为，NGO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可以和市场接轨，也应该有体面的收入。按照市场规律得到相对等的收入，正是NGO逐步走向专业化职业化和行业化的一个成熟标志。
　　最近，新浪公益频道文章用了一条这样充满煽动性的新闻标题： “金融危机来了，去NGO工作吧!”文章呼吁大学毕业生把眼光放宽，看到未来中国NGO的发展潜力，去那些正规化国际化的大型NGO锻炼自己未尝不是有利的选择。
　　但，中国的NGO真的已经准备好了吗?
　　
　　NGO的重建之路
　　
　　2008年年初的雪灾和“5?12”汶川地震让中国人看到了NGO的力量，引发了人们对NGO的再次关注。
　　四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一直从事建筑行业的周瑛和同行们一起制作了一批农村自建房专业指南。“城市的建筑都有规范，农村就很少。农村盖房一般都没有指导，钱多的人家就盖得好一些，钱少的就对付对付。盖房子的方法也五花八门，有些农户虽然很穷，但是盖房子的方法又不经济。我们这些搞建筑的人觉得做个农村自建房的指导教材肯定很有意义，所以就赶紧先动手开始做了。当时我们想，等我们做好了发出去还不容易嘛。”
　　制作好30分钟的教学影片后，他们又花钱印制了一批手册，这时他们突然意识到发放渠道也是一个问题。看着四川地图，周瑛有点茫然， “地震受灾的地区范围那么大，我们既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怎么去。”最初，他们想过通过政府渠道：“我们做好材料时，当地政府已经开始灾后民房的统规统建了，本身也有一套方案和操作步骤。我们觉得，四川那么大，肯定也有很多政府顾不到的地方，所以更想把资料发到最需要的地方去。”通过一个在上海一家NGO工作的小伙子的介绍，周瑛了解到原来四川活跃着许多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成都地区的“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就是其中之一。
　　从这一思路出发，周瑛大致把受灾地区分了几个区域，按区域寻找当地的NGO组织。“一般都是朋友之间互相介绍的。我先打个电话过去，和组织的负责人聊一聊，看看他们办事是不是靠谱。”青川地区的广源义工协会就是这样联系上的。义工协会的负责人答应帮周瑛把资料发放下去，还要收到的村干部签收。通过当地NGO组织的帮助，周瑛一行人在四川的行程虽然只有一周时间，但资料却发到了许多地方。“我们最初印了一万份，到现在已经发了5000多份了。至少发到的地方人们都很欢迎。”
　　媒体报道称，南都公益基金会在地震第二天就发出一个联合声明，三天之内就有160多家NGO响应，此外，在现场救助方面，第一时间去现场的NGO有很多。清华大学NGO研究所副所长贾西津认为，在汶川大地震的救援中，NGO联动配合效率非常高，在募集资金调动资源及现场救助等方面表现突出。由于自下而上的特点，使得NGO在后期灾后重建、心理援助等方面，还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他评论说：“NGO所关注的领域很细致，很广泛，它可以发现被忽视的地方，这对于灾后文化重建非常重要。灾后重建不光有房子住，还要恢复社区原有文化特色。此外，重建过程本身应该是参与性的，受灾地区不仅是一个接受援助的角色，更应是自己恢复家园的角色，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NGO本身也是一个自下而上的组织结构，它动员资源的持续性、专业性、参与性等，都是灾后重建十分需要的。”
　　以往谈及国内的NGO组织，媒体和学术界往往关注NGO的身份问题，认为这是制约NGO在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的问题。国内相对严格的政策使得许多NGO多有怨言，认为自己是这种体制之中的受害者。一些NGO从业者呼吁在中国这个不成熟的环境下，NGO就像没有长大的孩子，还在蹒跚学步，需要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否则很快就会消失掉。处境艰难势单力薄的NGO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公众和社会舆论的同情，但对于更深层次的东西却少有深究。
　　但实际上，这个已经不算是制约NGO发展最根本的问题了。虽然大部分地区和政府都还在对NGO采取保守和谨慎的态度，但也不乏敢吃螃蟹者。例如云南地方政府就对NGO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尤其从2007年开始，NGO们更是频频出现在云南省的官方场合，云南的政府部门和NGO之间开展更深层次的互动合作。由于NGO普遍存在人手缺乏，而基层政府机关又缺乏资金和理念，于是，一些基层政府尝试双方互补。另外一部分NGO也采取工商注册的方式获得合法身份，或者积极与当地政府沟通，寻找合作点，从政府的支持中注册合法。中国NGO发展要解决更根本的问题是：提高NGO本身的能力建设。现在国内绝大多数的NGO都没有造血能力，依靠外来援助。
　　据统计，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各类合法注册的民间组织38.1万个，其中大部分具有官方背景，至于没有注册的、真正属于民间人士自发组织的数量更为庞大，有学者估计超过300万个。但近十年来，草根NGO依赖国际NGO生存的格局几乎没有丝毫改变。据《公益时报》报道称，“地球村”90％的经费均来自境外，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的境外资金比例也占到了85％左右。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在42个国家进行的民间组织国际比较研究项目结果显示，民间组织收入绝大部分来自于服务性收费和政府资助。其中，服务收费占总收入49％、政府资助为40％、慈善所得仅为11％。但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据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抽样调查显示，草根组织资金来源所占比重主要为：企业捐赠31.1％，政府资助24.9％，会员费20.4％，个人捐赠6.6％。
　　随着各种草根NGO组织的发展，拿着项目计划书到处找基金会申请经费的身影也越来越多。有些草根组织人员认为反正国际 机构那么多，肯定能申请到经费，各种会议上常能见到拿着PPT侃侃而谈，拿项目找钱的人。著名的三农专家，现任职于乐施会的李昌平说： “为提高知名度而获得资助，机构的负责人赶会的时间比政府官员开会的时间还要多；为了得到资助，在国际NGO面前唯唯诺诺，不敢说出自己的意见，更不敢说：‘不’!有的甚至为得到‘关注’，经常策划弱者当‘道具’制造‘轰动效应’，以‘目的正义’为自己的行为不择手段辩护。”商务部交流中心处长白澄宇也讲过一个故事：“某个由国际NGO的项目负责人跟他说，应该多雇佣一些身体有残疾的妇女，因为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拨款。但事实上这个NGO需要招聘的是能在外面奔波的基层员工。”他当时真是哭笑不得。
　　企业越来越重视口碑，营销、企业社会责任也成了热门词汇，这就给了这些鱼龙混杂的人一些可乘之机。也出现一些“为了做项目而做项目”的事情，比如某NGO声称要在风景优美的村子里面投资修建生态旅游村，但项目调研之后，村民们等待了几年再也未见这个NGO的身影。也有一些NGO组织投资修建的项目，完成之后却没有人去管理，房屋废弃，周围长满了杂草。
　　中国的NGo组织现在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自身能力建设。但现在许多所谓的NGO能力建设培训被很多草根NGO认为针对性不强，帮助不大。有的培训为了筹款，把会议规模做得很大，一顿早餐四十块钱，住四星级酒店，不需要住宿的参会人员，也安排了酒店住宿。这种培训大多有赞助人或基金会支持，有时甚至是“为了花钱而花钱”。
　　中国NGO组织必须走上一条重建之路：在民主中植入理性与科学，在专业性和机构使命之间维持平衡。NGO不应该变成一种纯粹职业化的组织，似乎来这里就是为了一份工作，每天上八小时班，完成一些项目，这样NGO就越来越失掉了它的理念和精神支撑；而理念和精神，是一定要靠团队对自己工作使命的清晰认识、具体把握，而不是带着优越感去做事，NGO并不意味着自己代表崇高和真理，NGO并不能代替政府去做很多事情。NGO需要看清自己的位置，怀着谦卑的态度去做政府公共职能的补充。“不能总是把自己当作弱者、受害者，再小的孩子也总有长大的一天。”一位NGO组织的工作人员这样为我们比喻。

相关热词搜索：中国 困惑 NGO 中国ＮＧＯ的困惑 中国ngo发展现状 怎样参加中国ngo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