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劣根性 柏杨 柏杨：做一个美丽的中国人

　　 　　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十年小说 　　 　　4月29日凌晨，台湾知名作家柏杨在台北病逝，享年89岁。他和李敖都是台湾著名杂文家，同时又与张学良、李敖一起并称台湾“三大难友”。他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曾在大陆一版再版，并在80年代末引起过激烈争论。
　　柏杨的传奇人生就此画上句号，但其思想与人格的火花，仍在众多热爱他的读者中闪耀。
　　
　　“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
　　
　　就在今年2月，柏杨捐赠的56箱、共11745件珍贵文献资料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文学馆向柏杨夫妇颁发了入藏证书和“巴金手模”纪念品，感谢他们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事业做的贡献。
　　“得知柏杨逝世的消息，我的心情很沉重。我马上联系文学馆工作人员发电慰问张香华女士（柏杨夫人）。”中国作协副主席、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说，柏杨先生独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必将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传之久远的精神财富。
　　柏杨原名郭衣洞，1920年出生于河南，1949年前往台湾，1968年因所谓“挑拨人民与政府间感情”而获罪于台湾当局，度过了9年零26天的铁窗生涯。事后，柏杨回忆说，“正是自1968至1977年间，当我做了阶下囚，便开始潜心治史。”身陷囹圄，使他对中国历史和现实进行了深入思考，这也成为他一生治学为文为人的动力源泉。
　　“我之所以写中国历史，就是想要追究一个问题――中国的历史为何循环往复地充满了血腥和欺诈，到底该由谁来负责？”“我以杂文体写历史，形式上嬉笑怒骂，但内心无比沉重。”他说。
　　1988年，《丑陋的中国人》被引进大陆，一时振聋发聩，洛阳纸贵。
　　作家陈忠实回忆当时情景，“那时文学朋友碰面聚首，传递着台湾作家柏杨的名字，新奇到颇带某些神秘的色彩……《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
　　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酱缸”文化……柏杨以率真、犀利的形象，引起国人广泛关注。柏杨自己也曾说，“对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一直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作家、学者的生命基调。”
　　柏杨一生针砭时事，借古讽今，犹如奋战不懈的斗士。“不肯听话，是我自己性格最大的弱点之一。”他自评道，“我摆脱传统文化的包袱，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这也成为广大读者熟知的一句名言。
　　对此，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港台文学研究专家蒋朗朗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平民知识分子，为平民代言，长期关注民生。他用写杂文的方式，从乡村凋敝到物欲横流对人性的侵蚀，一路写来，对种种不平等、腐败的现象进行抨击。他不是坐在高堂上布道式的知识分子，而是真正通过实际行动来体现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品格和情怀。”
　　
　　“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惟一的立足点”
　　
　　柏杨一生著述等身，计有170多部小说、杂文和历史作品面世，为“十年坐牢，十年杂文，十年著史，十年小说”的传奇作家。其中，《柏杨版资治通鉴》在台湾被誉为最有价值和最畅销的一部书，《中国人史纲》被列为对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
　　“他其实是借助历史来喻现实，在历史与现实中找到了一个结合点。”蒋朗朗评价道，柏杨的一切与其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是密不可分的。
　　柏杨说，“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惟一的立足点。”
　　1988年，他第一次回到大陆，回到了阔别40年的家乡。今年年初，“中国现代文学馆?柏杨研究中心”成立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时，因健康原因，柏杨未能成行。
　　“我来时请他写了几个字，他费力写了‘重回大陆真好’，签名竟用了一个多小时。”张香华女士说，尽管当时已是88岁高龄，但是‘重回大陆’一直是他非常清晰的愿望。
　　柏杨曾提起过一件事。大陆一个剧团到台湾表演老舍的《茶馆》，“我在台下，看得老泪纵横，心情沉重无比，仿佛中国百年来的伤痛逼面而来，我们却束手无策。”正是这种以史为鉴思考中国问题的视角，使他的思想和情怀具有了深远的穿透力。
　　不久前，他接受采访时说，“今天的中国，经济走上改革开放，人口生育受到控制，加上信息不容易阻隔，门户大开。我们不趁这个形势大好的机会，继续为这条未竟之路振作奋斗，更待何时？只是，这个时代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文明度却落在后面。我只怕中国人痼疾未除，却暴发各种新的病变。”他对中国及中国人前途命运的忧患，始终如一。
　　张香华女士提到柏杨对后起之秀的期盼：“把空白的纸和笔铺在年轻一代的桌上，把手中的麦克风交给年轻的一代，去试你们的新声。”一位年轻网友动情地回应道：“如今他要向最关心他的读者说，你们慢慢读我的书吧！我要多睡睡觉，好吗？”
　　学者易中天说，“听说柏杨先生仙逝，我发了很久的呆。我相信，冥顽不化的人会越来越少，与时俱进的人会越来越多。我们伟大的民族，也一定会继续前行。柏杨先生，请放心安息吧！”
　　柏杨先生埋骨台湾，终于停笔休息。一位网友的话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在他的墓碑上应该写上这么一段话――这里埋葬着我们的一面镜子，一个美丽的中国人。他在世的时候，让所有人觉得刺痛。而没有了他，又让所有人怅然若失。”
　　（摘自5月4日《人民日报》 作者为该报记者）
　　
　　别了，“中国人”柏杨
　　――“酱缸文化”批判者辞世，各界学者发表看法
　　
　　邵燕祥： 柏杨参与中国思想界的新启蒙
　　在我的心目中，柏杨是一个以杂文为武器，批判专制主义的作家，是一个从历史上挖专制主义根子的文史学者，是一个毕生反对专制主义的知识分子，甚至为此而坐牢。现在一说起柏杨，就说他是台湾作家，台湾杂文家……我觉得，他不仅属于台湾，应该冠名以“中国”。他的影响在大陆始于上世纪80年代，大家最早知道他，也是因为《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在80年代后期，与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以及林毓生的一本书，是有功于中国知识界的，实际上参与了中国思想界的新启蒙。当然，柏杨的成就决不限于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甚至也不限于《白话资治通鉴》和《中国人史纲》。但是，柏杨提出的“酱缸文化”丰富了我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邵燕祥，现为中国作协理事和主席团委员，著名诗人）
　　
　　龚鹏程：柏杨先生是孤独的
　　我觉得，作为文学家的柏杨先生很悲哀，也很孤独。他后来成名，是因为他写杂文。他写杂文，是应为在报社工作，需要嬉笑怒骂。因为他的杂文别具一格，所以受到欢迎。
　　柏杨先生个入狱是荒谬年代一件荒唐事。这改变了他的人生，因为他坐了牢，所以会想到人权啊这些问题。也就是说，他是被现实炼成这样一个人的。他在监狱做的离世研究，主要是批判中国古代。他的批判延续了“五四”以来的精神，也很有力量。但是，他不是一个思想家，他花这么多精力做历史研究，无非是为了说明一句话，中国的历史是黑暗的。出狱后，他又做了很多历史的研究工作。但是，他所做的事，在史学界看来很业余，因为他的翻译也有很多错误。实际上，他是要说自己的话，但是，他的话大家其实都已经知道了。他后来有这么大的名气，其实都是大家各取所需所致。有人讲到反专制，会把柏杨抬出来；有人讲到批判传统文化，也会把柏杨抬出来。（龚鹏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会理事长）
　　
　　徐友渔：柏杨和现代同步
　　柏杨把问题看得那么尖锐，对本民族劣根性深恶痛绝的解剖，我觉得正是因为他爱之深才责之切，从这点说，我觉得他比一味说中国文化好处的人更爱国。柏杨在台湾社会发生巨大变化后的态度也非常值得关注。有些人不理解，对柏杨进行了批评，我很不以为然。柏杨在分清是非和道义之后的和解和举动很了不起，就像波兰的米奇尼克对雅鲁泽尔将军。我觉得柏杨除了激烈批判之外，对于推动一个社会在向现代化和民主、宪政转型方面，他对一个时代脉络和自己理想方向的把握都是很好的。（徐友渔，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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