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人民出版社_学习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李达是湖南零陵(今永州市)人，1920年夏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并主编《共产党》月刊，参与《新青年》编辑工作。在中共“一大”上，他被选为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在上海的寓所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就是人民出版社社址。此系一楼一底的青红砖相间砌成的石库门房屋，建筑面积74平方米，门额刻着吉祥图案，内有小天井，底层是客堂。楼上前楼为李达的书房兼卧室，后面亭子间即编辑部，楼下是客厅。这里虽然挺简陋，但周围民居成片，门户相仿，侧身一闪而入，不易被密探的目光锁定，便于隐蔽；一旦遇到意外情况，因前后有门，独进独出，四通八达，可以迅速撤离。
　　1921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九卷第五号登载了《人民出版社通告》，阐明其宗旨和任务：“近年来新主义新学说盛行，研究的人渐渐多了，本社同仁为供给此项要求起见，特刊行各种重要书籍，以资同志诸君之研究。本社出版品底性质，在指示新潮底趋向，测定潮势底迟速，一面为信仰不坚者祛除根本上的疑惑，一面和海内外同志图谋精神上的团结。各书或编或译，都经严加选择，内容务求确实，文章务求畅达，这一点同仁相信必能满足读者底要求。”
　　1921年11月发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中，则明确要求：“中央局宣传部在明年7月以前，必须出书(关于纯粹的共产主义者)20种以上。”经李达的具体筹划，人民出版社拟定了内容丰富的出版计划，准备推出“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英文Communist的音译，即共产主义)丛书”11种，其他读物9种。由于那时环境十分险恶，条件非常艰苦，最终这些书籍未能全部出齐。
　　陈独秀当年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及，仅数月的时间里，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书籍12种，各印3000册。据查考，人民出版社实际出版书籍大约近20种，其中不仅有《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马克思的《雇佣劳动与资本》，袁让译)、《劳农会之建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李达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列宁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论策略书》，沈泽民译)、《共产党礼拜六》(即列宁的《伟大的创举》，王静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列宁的《苏维埃政权的成就与困难》，李墨耕译)最早的中译单行本，还有《共产党宣言》(重印1920年陈望道译本)、《马克思(资本论)入门》、《列宁传》等书籍，以及《劳动运动史》、《俄国革命纪念》、《两个工人谈话》、《李卜克内西纪念》四种小册子；此外，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05周年和声援各地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还先后印制了大量宣传品和传单。
　　李达在负责人民出版社期间，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所编印的书籍都通过可靠关系秘密运送到各地。李达在《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中谈到：“‘人民出版社’由我主持，并兼编辑、校对和发行工作，社址实际在上海，因为是秘密出版的，所以把社址填写为‘广州昌兴马路’。”当时广州是孙中山领导的根据地，人民出版社为确保安全，编辑的书籍标明由“广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社址写作“广州昌兴马路二十六号”，使敌人无法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进行查禁。广州昌兴马路26号原是遭法租界巡捕房逼迫由沪迁粤的新青年社社址。该社后来搬至隔壁。《新青年》第九卷第六号曾发布启事称：“本社现已迁移隔壁，即昌兴马路二十八号，一切信件均请寄至此处。”1922年11月，李达应毛泽东函邀前往长沙，去湖南自修大学工作。翌年夏秋间，人民出版社归并到广州新青年社。(顺便说明，1931年9月至1932年7月，在河北保定又有党领导的人民出版社，叫北方人民出版社，由王辛民负责，曾重版《共产党宣言》等几十种书籍。)人民出版社虽独立存在的时间不长，但为促进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所以蔡和森在1926年撰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指出：“人民出版社……为我党言论机关，出版了很多书籍，对思想上有很大的影响。”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人民出版社社址与中共“二大”会址为同一处。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世界革命形势和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李达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几个问题》中回忆：“第二次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十五六人)一共开了三天大会，是在英租界南成都路附近的几处地方举行的。第一天的大会是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的。第二、第三两天的大会是分别在一个地方举行的，里弄和门牌号码我记不得了，但都在英租界，这是千真万确的。”这表明，鉴于中共“一大”曾遭法租界巡捕房骚扰，中共“二大”采取了更严格的保密措施，每次会议都更换地址。
　　关于“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这个门牌，曾引起争议：辅德里弄内总共有49幢房屋，怎么可能出现“625号”呢?然而，1922年3月上海出版的《妇女声》杂志登载平民女校招生广告时，其中也明明白白写着报名地址为“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半”。原来，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两租界合并而成)早期的房屋门牌较混乱，没有一定的规则。每条弄堂建成后，均由工部局捐务处按所在马路的门牌次序来续号，令人生惑的“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其实就是“南成都路625号”。为改变这种状况，工部局从1930年开始整顿马路两旁的门牌，均由东向西或从南往北编号，遇到弄口只编一个号(弄内房屋另编门牌)。据《工部局年报》记载，上海成都路(由北成都路、南成都路合并而成)的门牌是1932年重编的，此时“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改为成都路7弄30号。抗战胜利后，因为附近贝谛鏖路更名成都南路，所以成都路便改称成都北路。
　　1958年，李达专程到上海协助寻访重要的革命旧址，指认成都北路(今老成都北路)7弄30号为自己昔日的寓所，随后中共“二大”会址得到了有关部门确定，早期人民出版社社址也被勘实。
　　1950年12月，根据中央安排，人民出版社在北京重建。
　　
　　(摘自《文史杂志》2011年第3期。部分图片为本刊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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